何以长河流淌

——谈伊沙和他的历史小说《白居易》

文/徐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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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于一位作者而言，勤奋未见得就是一件好事。这么说是基于作品的传播角度，以及读者的接受速度。一位作家写得太多，他的作品之间，难免会构成相互遮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23年去世的米兰·昆德拉。有多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好笑的爱》的读者，还会像早年一样讨论他后期的《身份》与《无知》？即便是更倾向于文学专业的读者，在《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之后，有几个人还有兴趣和勇气去啃读那本不厚的《帷幕》？而后一本，恰恰是昆德拉文论著述中最为精道的一部。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另一位被诺贝尔文学奖冷落的文豪村上春树身上。喜欢谈论《挪威木屋》（两岸多个译本里所用的《挪威的森林》书名，其实是对书中涉及的甲壳虫乐队歌曲《挪威木屋》的错译）的读者，似乎对该书的姊妹篇《听风的歌》兴趣并不大。而爱谈论《海边的卡夫卡》的人，不少对《国境之南，太阳以西》或《发条鸟年代纪》并没有太多热情。同理，两类人往往在议论“村上文学世界”时，会习惯性漠视他最好的长篇《舞舞舞》和那些短篇小说，别忘了，作为短篇小说的作者，村上春树的作品在当代，或许除了写《断背山》的安妮·普鲁之外，罕有匹敌。

活在“卷”节奏下的当代，没有一个读者会全神贯注地去关注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不管你是库切、本哈德·施林克还是朱利安·巴恩斯，这是中外作家面临的普遍处境。跨国资本的挤压下，信息工业的搅拌下，人的兴趣被撕扯得空前碎片化了。人们对一位导演的关注，只集中于他新片的宣传和票房的成败，影片中所涉及的意义不再是第一位重要的。对一位作家的作品呢，小说家取决于是不是改编成了爆款电视剧？诗人则取决于他有没有出洋相？这个时刻，作者已经极大限度地靠近某种“低薪艺人”了。

文学的境遇并不好。这是由于能满足人类精神的文艺品种，比一二百年前更多了。虽然这些文艺彼此有着档次、境界的分野，但对于广大审美出自各色“流水线”的受众而言，分辨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填充碎片化的时间，有闲谈的话题便算是“收获精神食粮”了。陪作者一起去经历心灵的探险？好吧，就算是还有这样的“受众”，那也只会是走一程算一程，别指望哪位施主真能一路追随——学院的研究者不算，他们通常都是对文本和灵魂，怀有二心的异见者。

不过对于作者，这又是另一回事。伴随着文学史的时长叠加，文学的难度，不是变容易了，而是变得更难。这也更加考量一位作者在信息和想象海洋里删繁就简、锻炼自身菁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除了天赋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将得自作品产量的积累。由此，写作者与时代的矛盾产生了：信息空前膨化的时代，对任何作品的吸引力，都具有摊薄的功效，它本质上更欢迎衍生性作品——对以往大众关注的类型的复制和时尚型升级，不太欢迎旁逸斜出和闻所未闻的气质（后两者意味着对商业前途的冒险）；而作者为了在艺术史上留下印迹，则必须致力于独创性的打造。

2

作为一位跨文体的创作者，长篇小说《白居易》的作者伊沙，他所面临的考验，无疑是双重,甚至是三重的。

第一重考验来自于前面提到的——信息膨化时代对原创作品与非典型文体气质的普遍推拒。信息时代最容易被接纳的小说，过去有人总结说是畅销小说，而非严肃小说，这个说法在今天需要稍加修正：信息时代最易被接纳的小说，是被影视做了成功改编的小说，或是依托于生活中某个轰动性时事、某种集体性情结所演绎的话题性小说。除此之外的任何一本小说，倘能收获广泛的成功，则皆属于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往大众文化“畅销小说”旗下诸多类型的划分，已然形同虚设。毕竟，人们现在置身的，已是一个视听和网络信息碎片投喂占据了主导位置的时代。

作为长篇小说，《白居易》重述了大诗人白居易和他的伟大诗歌创作，在古代“中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生存与成长。一部以诗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无论中外，注定是不属于小说中的典型形态。按照过去的小说分类，我们习惯于把《白居易》归类为传记历史小说，但作为一部由诗人—小说家伊沙创作的小说，《白居易》却又出人意料地，尽可能摒弃了过去此类小说赖以成篇的那种“无中生有”的虚构式写法。小说通篇紧扣主人公的真实生平，有时甚至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学者式的严谨，即便在某些很容易被读者以为是想象力爆棚的华彩章节，仍然牢牢把控着对史料的重视度。小说在写到白居易晚年与青年李商隐在做往年交时，因赏识小李才华，曾说“来世愿为李商隐之子”。乍读以为是小说家在发挥想象，其实依然是有出处的。某些笔记类杂著所载的内容，甚至对该细节还有进一步的印证。比如《渔隐丛话》就曾引北宋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记载，说后来李商隐得子，给儿子所起的字就是“白老”。由此可以想见两位诗人日常私下的称呼，以及彼此的感情，与小说中所呈现的基本是一致的。传记小说要写主人公生平，但传记小说又多虚构，这是以往中文传记小说的一个常态，伊沙在《白居易》中则刻意舍弃了这种做法。写作者尽可能地剥离开读者对“说书人”角色的期待，只忠实于讲述他自己透过岁月和文献所见到那个白居易。《白居易》之于人们约定俗称所理解的那种历史传记小说，其“非典型”属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重考验来自“诗人”和“小说家”的互扰效应。《白居易》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则是诗人白居易，这是文本在字面上遇到的第一个来自“诗”与“小说”关系的“打扰”；小说的作者伊沙是著名诗人，他的新小说写了唐代的伟大诗人，这是作者身份带来的第二个“打扰”。如果把这两个“打扰”连起来说，听着非常像绕口令。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正是本文开始时我提到的——同一作家的作品自我遮蔽现象。伊沙这个名字，在当代文学的定位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作家。这是大部分读者的既成印象，哪怕伊沙除了诗歌著述外，还出版了十部小说，以及多部的散文和文学批评。这可以看作是对伊沙过往近四十年诗歌创作的肯定，同时也是“诗人伊沙”，对“小说家伊沙”“散文家伊沙”“文学批评家伊沙”的阅读遮蔽，尤其是前一个——虽然诗歌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和小说的读者并不是同一批人。

“互扰”的作用，当然首先是对读者确认作品以及作者身份的干扰，但也不完全就是负面的。同伊沙上一部传记小说《李白》一样，互扰对于小说《白居易》本身而言，恰恰也构成了看点之一。“当代极具阅读挑战性的诗人伊沙，是怎样重述中唐最具国内外声望的诗人白居易的一生？”这种表面上的错位感，既是读者的好奇，也是作品趣味的所在。

诗人小说家与寻常小说家在视角思维上的差异，使得他们面临不同的题材，所展示的叙事华彩有所不同。寻常小说家虽说在描述高度上更靠近市井趣味，可一旦进入虚构层面，表现出的往往是一种常规思维下的浪漫。诗人小说家的不同在于，即便是进入对日常情节的叙事，他所持的态度依旧是挑剔的，更强调谨慎和准确。哪怕是像《李白》和《白居易》这两部多了一层“诗小说”质地的传记小说。

诗人小说家写诗人，并没有因此获得“胡吣”的特权，而是自动领取了对专业性的额外挑剔。在《李白》的细节中，这种专业性体现在了对著名的《将进酒》和《惜罇空》这两版异形同质诗篇关系的阐发上。两个版本放到李白生平的背景下都解得通，取哪一个融进情节里都不会被挑剔，最怕的是这两篇异文都被采纳，因为即便是局部的不同，在一位小说家推进情节时，也将会导致阅读上的“跳线”，甚至构成叙述时没法消化的意外。这种时候，小说家诗歌创作经验就显出尤其珍贵了——更加口语化的《惜罇空》，是李白饮酒时脱口而出的现场版，后世更熟悉、文字明显做了更经典化处理的《将进酒》，则是李白在事后进一步修改润色的版本。一首诗，两版著名的异文，就这样在小说，成了作者揭示诗歌创作秘密的展示标本。

在《白居易》里，伊沙对白居易名作《琵琶行》的成型过程，做了类似的展示：主人公白居易是先写了《夜闻歌者》，其后一年间，先是欲接娶早年的恋人湘灵而不得，被湘灵的母亲（早年曾为歌姬，后嫁为商人妇）痛斥、诅咒；不久又得知湘灵母亲的死讯，感伤与愁绪郁结进入噩梦，醒来于半惊半醒之间，写就长诗《琵琶梦》，初稿后再经酝酿，方才有了后来《琵琶行》的题目。这种对创作中“真”与“幻”关系的呈现，既尊重了现有的史料，也对小说情境中人物的行为，给出了合理的交代。

第三重考验来自于读者过往对历史小说的审美偏好。这么说吧：《红楼梦》的出现，造就了中文读者对小说的两大偏好：其一，对小说中风俗和器物详尽描摩的爱好，从伟大的《镜花缘》到近代的张恨水、现代的高阳、端木蕻良（《曹雪芹》）、近年某些成功被搬上电视屏幕的超级网文，其描写无不尽力展示作者这方面的能力，以迎合读者的认可。其二，对书中人物勾心斗角心理津津乐道式的描绘，无论是张爱玲小说、各种减配版的“张门”私淑作者的当代作品，还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巨制”……当代小说读者对小说叙事的认同，有相当一部分都源于上述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部严格遵循史料反映伟大诗人生平与创作的小说未免显得过于严肃，而缺少了从众式的“娱乐性”。而这种作品特质，反过来又有了某种文学史的浓缩象征意义，一个惊人的话题被提炼出来了——人类有史以来，又有哪一位留下千古名作的诗人，其人生轨迹是带有娱乐性的？

当代社会是一个生活节奏被资本和欲望疯狂压榨到内、外皆“卷”的人类特殊阶段，受众这时有求于文艺的，不再是智慧、智性，而仅仅是对碎片化闲暇与空虚的填充、填充。让大家活下去——教给或哄骗读者远离痛苦、心满意足融入市井的喧闹，只要满足了这个前提，无论你把书写成什么样子，大众都是接受的，这就是畅销书的实质。一部谈论诗歌、讲述诗人生平的小说，当然是冒有风险的。

3

审视完小说《白居易》以上所面临的挑战，或许我们可以谈一谈这部小说，以及它所从属的“河岳英灵”这个序列整体，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白居易》延续了伊沙自“河岳英灵”系列中《李白》一书开启的诗小说旅程。在《李白》之前，伊沙出版的所有小说，基本都还是遵循着先锋（《谁痛谁知道》）、写实（《迷乱》《狂欢》《黄金在天上》）、历史（《士为知己者死》《曹操》）、成长（《中国往事》《英俊少年》）等这些传统的小说分类展开的。它们中虽不时流露出作者对小说叙事与结构方式的探索，但与读者对当代小说构成的认知，还是保留着很大一块共振地带的。“河岳英灵”系列的推出则不同。以《李白》为先导，《白居易》为后继，小说家伊沙开始了自觉“为汉语中伟大诗人立传”的征程，这种体裁上的雄心是空前的，超越了眼前和现世，这也是“伊沙式诗小说”的独特意义。

在所有伟大诗人中，白居易的生平，可谓最为丰富，也最为完满。

白居易是唐代所有伟大诗人中，现存作品最为丰富的一位，且亲自编有文集传世。

白居易在以仕途为人生成功衡量标准的封建诗人，少数身居高官的大诗人之一（一度险些拜相）。他也是在地方官任上留下千年形象工程（白堤）的一位。需要指出的是，在编文集和千年工程这两项，他极大地影响了被后世视为“宋朝的李白”的苏轼。

白居易是生前获得朝野肯定的大诗人，皇帝称其为“诗仙”，并在亲笔为其写下的悼诗里也留下了千古名句：“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宦海生涯的中后期，大唐官场正经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而白老竟然能在党争的凶险里安然度过……

白居易是后人文学史中景仰的“新乐府诗旗手”，但在广大读者心中，他最伟大的作品首推长诗《长恨歌》，次推长诗《琵琶行》。让伟大的张若虚号称“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无非在唐代长诗中专美。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两首伟大的白诗，在白居易的自我评价中，是放在中间档的。

而作为《琵琶行》的作者，白居易豢养私家歌舞团的事，前些年更是被有的当代学者在文章里大惊小怪。

……

以上所涉及的生平，自然是小说《白居易》里的“硬菜”，但却并非全部主菜。

以诗人的生平和诗歌生长为题，既是对那些文学史上伟大名字的祭奠，也是对汉语中那些经典诗篇生成奥秘的揭秘。正如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小说，必须讲到各种阴谋诡计，为伟大诗人立传的小说，必然会讲到各种类型的诗，它们是怎样受到前代、同代佳作的感召，又是怎样在不同性格作者的各自人生境遇下被唤醒、喷薄而出。呈现这些，作者非诗歌行家不能做到。从小说《李白》开始，一直延续到《白居易》的，诗人酒席间的赛诗之乐；《白居易》中所揭示的，李白、杜甫事迹与作品对白居易毕生创作的平衡式滋养；元稹敝帚自珍，编印自己的创作全集，还帮老友白居易也编印了一份，进而启发白居易在仕途不同阶段抽空编辑自己的作品全集……这些貌似日常的细节描写里，自有古今诗人生活经验的相通之处，看明白了，会心一笑。没看明白，也无妨，您就当是对生活的写实罢。两种阅读反应都对。

作为统摄《李白》《白居易》整体写作的“河岳英灵”构思计划，目前涉及到中国诗歌史中从盛唐开始迄今的一千多年，在这一时段内，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一代代前赴后继地涌现，写谁不写谁，选材、取舍方面是一个大工程，这其中自然暗含了从小说视角对以往诗歌伟人中那些“有趣的生命”的筛选。“为什么写白居易”“为什么写李白”最初的这些好奇，也许日后会被“为什么不写王维”“为什么不写……”这类更多的疑问所覆盖。

我倾向于把“河岳英灵”这个序列（目前已经公布的书单里，除已出两部的外，尚有《苏东坡》《陆游》等书）看作是汉语诗小说的一部另类的“长河小说”。虽然每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但所有小说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母题——伟大的汉语诗歌，是如何在那些或安逸或动荡的年代，借由不同的喉结和笔端，莅临中华文明的大地！

从《李白》到《白居易》，从《白居易》再经由《苏东坡》《陆游》……“河岳英灵”的世界会铺陈到多久、多广，目前暂不得而知。可以明确知道的是，这是在奉行“有用”哲学的年代，所诞生的唯一一套以歌颂“无用之学——诗歌”为总主题的小说。它将引领我们回看中华文明的黄金、白银时代，并借由诗歌的千年浩然之气，重新审视眼下的生活，和我们的精神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