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华
我家是贫下中农出生，我的祖父、父亲都曾长年给地主二杠头家打长工，全家人常处吃不饱穿不暖，过年是穷人最难熬的日子，地主上门要收租、孩子哭着要吃肉，从我记事起，我家从未吃过年夜饭，1950年的春节是我家吃的第一顿年夜饭。这顿年夜饭充满着“苦”与“甜”的滋味。
1950年是我国解放的第一个春节,年夜饭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家吃的第一次年夜饭，更是一顿难忘的年夜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祖国，经济落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吃不饱、穿不暖。1950年是全国性的大荒年，我家所在地爱园乡要比泗阳县其他乡镇好一点，人们每天还能喝上两顿野菜稀饭。泗阳县人民政府为了让喝不上稀饭的人民，过好春节，度过春荒，号召全县共产党员、人民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有一碗稀饭也要分开来吃，不能让全县饿死一个人。我家就由县人民政府分配来了新袁乡吃不上稀饭的陶伯伯和他的女儿秀芳，管吃管住，直到麦收为止。
春节前，陶伯伯、秀芳父女俩来到我家，这时我家共八口人，如何过春节，这主意全由我母亲拿。当时家中只有六斗粮食（180市斤），8斤黄豆（留一斤种子）,三只生蛋的母鸡,其他食品没有。母亲用黄豆磨出10斤豆腐，豆渣和野菜做成36个窝窝头，父亲用鸡蛋换来一斤油，买4斤猪肉、1斤糖果，这就是过年的全部食品。三十年晚上，全家八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每人分吃两个窝窝头，吃不饱只有喝野菜稀饭，秀芳把她的窝窝头送我一个，她舍不得吃，喝着照人影子的野菜稀饭。当时只有八岁的我和六岁的秀芳，泪珠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往下滴，哭着向妈妈要肉吃，“妈妈小乖要吃肉，妈妈小乖肚子饿，要吃肉，”“两个小乖听话，妈妈给你们每人两块糖果，马上听爸爸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和秀芳哭声止住了，但两个人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呜呜咽咽，不敢出声，秀芳又将她的糖果塞到我的嘴里，妈妈解释说：“陶伯伯身体虚弱、面色浮肿、走路趔趔趄趄，须要营养，杀一只鸡、留点肉给他老人家滋补身体，小乖听话，过年后送你们上学去”。
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取暖，听爸爸讲他为八路军当民夫，挑弹药上战场，用扁担将一个企图引爆八路军炸药的日本鬼子砸得脑浆奔裂的惊险故事，这个大年夜全家人的思想就集中在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之中度过的，后来才知道，爸爸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分散我们小孩想吃肉的念头。
春节过去了，妈妈送我和秀芳去上学，报名时须交两元钱书本费，家中没有钱，我们只有回家割野菜卖钱来凑足书本费，磨蹭了几天，校长找上门来，对我爸爸说；“现在解放了， 学校是共产党办的，没有钱也要让穷人的孩子上学，现在就叫两个孩子跟我去报到，免去你们全部书本费。”我和秀芳高兴地去上学了。
麦子黄了，陶伯伯要回家收麦了，从此，我家和陶家成为患难之交，1954年我和秀芳一齐考入泗阳县中学，课余时间，我两总爱在溪水边、月光下散步，谈理想、论人生，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在学校里双双都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1960年高考时，我们分开了，各自都考上了不同专业的高校，但双方的书信像雪片一样来来往往。
是巧、是有缘份，还是月老作美，1965年我们有幸分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共同的理想、深厚的友谊、患难的幼年之交，使我们的感情碰擦出爱情的火花，双双坠入爱河，1966年元旦，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秀芳成为我终身的伴侣。
1950年的年夜饭，是苦涩的，也是幸福的，现在每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深入到边疆、山区、农村与贫苦人民一起贺新年、吃年夜饭，现在我家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在大酒店里吃的，当全家人围坐在大酒店的空调室内吃年夜饭时，我都要给儿孙们讲述我家第一顿苦涩的、终身难忘的年夜饭，使整个房间充满欢声笑语，我们全家人心中是甜蜜的、欢乐的、幸福的。
2 2024.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