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是华北油田采油一厂、采油二厂、采油三厂、采油四厂组建成立41周年，也是我离开采油厂开始记者生涯37周年。

往事如烟，岁月留痕，从1981年8月到1986年12月，我在油田采油系统工作生活了六个年头，经历了三次大的机构重组变迁，经历过三次岗位变化调整，此情此景，那人那事，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和印象。

1981年8月底，我从华北石油学校师范专业毕业，来到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油田指挥部宣传科报到。从师范专业一同分配来的29名同学，其他同学分别被分到了油田指挥部七所学校，只有我一人分在了机关，使初出校门的我倍感珍惜。当时的油田指挥部是个拥有12000多人的华北油田唯一采油单位，下辖四个油矿、研究所、机修厂6个处级单位和作业大队、运输大队、维修大队、供应站等多个科级单位。

当年9月1日，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油田指挥部更名改为华北石油管理局采油厂，原有工作架构基本未变，唯一变化是原来的领导由“指挥”改称了“厂长”。油矿还是那四个油矿，大队还是那几个大队。那时的四个油矿是油田采油的主力，但各有特点，当时人们形容并流行着有这样一句话：“一矿出油，二矿出经验，三矿出领导，四矿出水”，说的是一矿原油产量最高，二矿善于总结好的经验，三矿提拔的领导较多，四矿则采油含水最多。

仅仅过了两年，1983年1月，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改为华北石油管理局，决定撤销采油厂，以原所属的四个采油矿、机修厂和研究所为基础，分别成立第一、二、三、四采油厂，综合机械修理厂，采油工艺研究所。此举带来的明显变化是，第二、三、四矿一下子变成了华北油田的二级单位，产量最高的采油一矿却从原来的处级单位变成了一个科级单位，成了采油一厂一大队，而偌大的采油厂机关随即变为了采油一厂机关。

1987年1月随着《中国石油报》创刊走上新闻记者岗位之前，我先后在华北石油油田指挥部、采油厂、采油一厂工作生活的六年间，直接经历的事情很多，千头万绪，但记忆最深的是三次工作变动、我的几个直接领导以及值得回忆的一些事儿。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是宣传科，当时的科长是韩思俊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干练、快人快语，是一个颇有写作功底的人，曾在大港、华北石油报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好作品，做人作文，备受大家好评。虽然我在宣传科仅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但从韩思俊哪里学到了很多写作方面的知识和技巧，言传身教，受益匪浅。

在宣传科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觉得可圈可点的是先后在当时还是周二刊的《华北石油报》发表了《采油厂超额完成九月份原油生产任务》《采油厂出现学赶先进良好风气》《采油厂四矿荣获九个第一》《采油厂综合治理主力油藏》等一版头条和数十篇报道。那时候，华北油田还没有电视台等，只有报社一家媒体，而《中国石油报》直到1987年才创刊，华北油田当年是位于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之后的全国“油老三”，每天大事、要事很多，能在《华北石油报》刊发报道，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在采油厂宣传科工作时，我参与了全厂各种政工典型材料的写作，还撰写了采油厂两位被评为河北省劳模的采油三矿采油一队队长李小四、运输大队司机马连臣的报告文学《节油状元》《油井深情》，刊发在华北油田最早编发的第一期文学刊物《淀边塔影》，其中《油井深情》后又收录《时代楷模》（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中。

在采油厂机关工作，晚上厂机关干部要轮流到一线采油队岗位值班和巡井，我曾分别到采油一矿任三注水站等一线岗位值夜班，每次值夜班时补助每人4角钱用于夜餐。记得一天夜里，皓月当空，繁星满天，夜色很美，和采油工一起巡井归来，触景生情，难以入眠，便写下了《月夜采油工》一诗。先是在《华北石油报》文艺版刊登，后来编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华北石油诗选》一书。记得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巡井小路像一把琴弦，一曲采油小唱在月夜里响彻......”

在宣传科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曾三次随领导到基层一线蹲点，第一次是1981年10月，随厂政治处副主任刘占强（后任采油四厂党委书记）到一矿采油一队蹲点一个月，主要是总结该队“三老四严”开展情况，多次到井站值班和参加井场规格化劳动。采油一队是有名的先进队，华北油田的功勋井、发现井——任4井就在这个队，全队干部职工190多人，后来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思政部副主任的朱元，当年在采油一队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从这个队走出去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

记得当天刘主任带领我们工作组3人，首先来到矿党委书记郑敏之办公室，郑书记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住处，吃饭就在食堂的一个单间吃好了”。刘主任说：“那可不行，我们是来了解总结采油一队“三老四严”情况的，不能搞特殊，就是要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啊！”于是，在蹲点的一个月里，我们每天与一矿近两千名职工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常常因回来晚了而吃凉菜凉饭，却也没有怨言，乐此不疲。

第二次蹲点是1982年9月随厂党委书记齐征到采油二矿，齐书记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领导，此前曾在大庆石油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他和蔼可亲，也很随和，一天下午，齐书记和我到采油队了解情况，问一个华北石油学校毕业的采油工叫什么名字，当回答说“我叫苑艳普”时，齐书记听罢风趣地说：“我看你就叫鸳鸯谱吧！”一番话引得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也一下子拉近了领导和一线职工的距离。那次蹲点，除总结推广该矿油水井资料管理的经验外，还采写了这个矿采油三队技术员宋志宗（后任采油二厂、采油一厂厂长）的先进事迹。

第三次蹲点是1982年11月，随厂党委副书记张少华到采油二矿岔河集油田了解分厂前的工作情况，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采油一厂厂长、油田教育处长和二连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杨服民、杨达生和王建基，因条件简陋，我们就搭床住在岔一联合站的一个闲置泵房里。天气虽然已经变冷，但我们每天坚持到一线采油队井站了解情况，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回来后连夜进行汇总。一个月之后，二矿摇身一变成了采油二厂。

1983年1月，华北石油管理局采油厂由一个厂变成了四个厂，原采油四矿机关整体搬迁至廊坊永清曹家务采油四厂基地。春节前夕，我和厂机关的十几名同志，奉命来到撤掉采油四矿后的采油一厂三大队新组建的机关工作。该大队管理着刘李庄、白庄子和莫州三个油田，日产原油1000多吨。因为毗邻白洋淀的缘故，也统称为雁翎油田。

当时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和大队长是宋长生、杨达生，是两位德才兼备、能力很强、水平很高的基层领导。宋长生后来先后担任了华北油田采油一厂、测井公司党委书记，杨达生则先后任华北油田教育处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管理干部学院教务长。

在基层大队机关，工作不像厂机关那样相对单一单纯一些，而是综合性、事务性很强，如我担任政工干事不仅要写政工方面的文字材料，也要写行政方面的文字材料，各种公文题材都要熟练掌握，否则就会耽误工作。幸运的是两位主要领导都很内行，大队长杨达生是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书记宋长生此前曾是采油厂厂办副主任，分工负责全厂一些大的文字材料撰写，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也就得心应手多了。

杨达生是北京人，他很重视企业文化，知道我喜欢写点文艺作品，便专门安排我创作了《雁翎组歌》共10首歌词，其中采油系统每个工种都分别写有一首，由华北油田一中的一名音乐老师作曲，并在全大队进行歌咏比赛。当时全大队近千职工在俱乐部登台引吭高歌，此起彼伏，一时间很是红火。可惜当时反复推敲定稿的《雁翎组歌》，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找不到了。

1984年1月，在位于白洋淀千里堤下的采油一厂三大队机关工作一年后，我被厂领导调到采油一厂厂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厂办主任是王启益，王主任是浙江义乌人，他来石油企业工作很早，当时就是一名处级干部，是一名原则性和管理能力很强的同志。在他的领导下，厂办工作井井有条，杂而不乱，多次被管理局办公室系统评为“先进办公室”。

1984年至1986年，我在采油一厂厂长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整整三年，当时采油一厂是华北油田产量最高的采油厂，厂领导共有9人，每天各种文字材料应接不暇，任务十分繁重。记得那时采油一厂每旬都要开一次“逢九”例会，即在每月的9、19、29日这天，全厂要开一个各大队主要领导和机关各科室长参加的会议，由厂长把全厂前10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对后10天的工作作出安排，每月初还要开一个全厂月度总结部署会。每次会前，秘书照例要把全厂每旬、每月的生产经营情况写成文字材料，以备开会之用。

虽然这几年我已不在政工岗位工作，但对新闻报道依然情有独钟，并利用秘书优势寻找窍门，“投机取巧”。每次给厂领导写工作总结或讲话材料之前，我都对全厂的生产经营情况逐一了解、归纳，写完材料并由厂领导审核后并不是万事大吉，而是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工作亮点继续进行提炼，结合全局当时的重点工作，有意识地转化为新闻稿件，那几年在《华北石油报》刊发的报道都是这样写成的。

在油田指挥部、采油厂、采油一厂的六个年头，正是华北油田位于全国“油老三”十年的后六年，1981年我到采油厂机关工作时，当年生产原油1221万吨，到1986年年产量已经逐年降至1000万吨，这是古潜山油藏产量上升快、递减也快的结果。为减缓递减，全厂上下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采油系统的干部职工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感受尤为深刻。

说起在采油系统工作生活的六年，不能不提起先后任油田指挥部指挥、采油厂厂长、采油一厂厂长的段世国，当年人们也称他为“段总统”，形容他当时任主要领导的采油厂管理的点多、面广、线长、人多。段世国是典型的四川人，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虽然学历不高，但精通采油生产，善于经营管理，对遍布冀中腹地一座座联合站、一条条输油管道，一个个油藏的油水井状况，他都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管理起来头头是道，犹如在指挥着千军万马。

我在采油一厂厂办做秘书工作时，厂长正是段世国，打交道自然不少，耳闻目睹的事情很多，这里只讲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儿，一是段厂长抓工作雷厉风行，对工作不力、作风拖沓的一些领导毫不留情，几次见他对有的“冒号”当场怒斥，让有的人很没面子也很尴尬，但他对普通职工总是那么亲切，关心职工冷暖。记得一次在厂二楼会议室开会时，厂一名调度拿着派车单急匆匆来找段厂长签字，说是采油队一名工人突发急病，需要到三百公里之外的河南某地取药，当时厂里用车非常紧张，但段厂长毫不犹豫，只见他马上在派车单上签了字，说了声“快去！”，给这名普通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二是1984年的9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起草上月全厂生产经营情况总结材料，段厂长拿着一张汇款单来到厂办说：“这是报社寄来的汇款单，署名稿子是你写的，你去把钱取了吧。”原来，这是我前些日子为段厂长写的题为《为原油日产回升三万吨而拼搏》的署名文章，在当时还是周二刊的《华北石油报》三版以较大篇幅刊发，稿费虽然不多，却体现了厂长对工作人员的一种认可，一种尊重。

三是秘书工作经常加班，当时我的小家还在几十公里外的三大队（原四矿），常常因加班回不去，厂办王启益主任对此很是关心，便和我一起去找段厂长说明情况，段听后二话没说，马上打电话让厂生活科负责住房管理的老王来他办公室，当面问道：“小阁楼现在还有房子吗？”回答说还有一间，段当场要求：“你把这间住房给厂办的秘书住好了！”于是，我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当时令许多无房户羡慕的小阁楼。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拥有两层的小阁楼正在准备拆迁，已经是“只许出不许进”，而住进小阁楼就相当于住进了拆迁房，几个月后就可以住进新建的住宅楼。就这样，两三个月后，我便住上了位于厂机关大楼北面的新住宅楼，而那时我的工龄还不到三年。

在这六个年头里，我还经历过当时在全油田影响很大的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一件事是1982年冬天，由采油厂管理、任丘至沧州的任沧输油管道因天气过度寒冷，在河间县沙河桥附近有十几公里的管道结冻，直接造成管道停输。这是华北油田第一条输油管道，全长133公里，每天有近万吨原油输往沧州炼油厂，管道被冻停输后，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处理，带来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为此，管理局动员全局各单位抽出人员支援采油厂，在被冻的管道沿途每隔一段距离进行坚守、挖坑、烘热。段世国厂长在厂二楼会议室坐镇指挥处理，沿途一线则由副厂长黄炎（后曾任华北石油管理局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股份公司总裁）负责进行现场指挥抢险，并专门在一辆指挥车上安装扩音设备，我和厂工会的庄磊（后曾任塔里木华北钻井公司、二连公司工会主席）被安排在这辆车上，一个负责写稿，一个负责播音，及时播放领导的现场指令，几天里吃住都在车上。经过艰苦努力，几天后任沧管道恢复输油，来自油田的原油又源源不断地输往沧州炼油厂。

我经历的当年发生在油田影响较大的第二件事是，1984年5月18日至28日，河北省中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华北油田举办，省委书记高占祥出席座谈会作重要讲话，并接见了华北油田学员，来自全省各地的130多名作家汇聚油田，就文学创作如何深入生活、反映历史变革、怎样振兴河北文学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全国著名作家刘绍棠、浩然、邓刚，著名诗人公刘等名家到会并做报告，作为河北部队作家之一、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为提高油田文学创作水平，局党委宣传部通知各单位十几名文学爱好者参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河北省著名诗人尧山壁等合影留念。这次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对河北省文学创作以及油田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影响。但不知何故，2015年隆重纪念华北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四十周年时，系列丛书之一的《华北油田大事记》却没有将上述两件大事列入其中。

这六个年头，也是我走出校门进入企业、日渐成熟成家立业的六年，期间，我还几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8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六年，能够取得一些进步，离不开各种恩惠的滋养，有领导的教育之恩，组织的培养之恩，企业的关爱之恩，同事的帮助之恩，对于这些恩惠，我一直心存感激，对此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

岁月是一条河，经历是一首歌。六个年头，在人生的长河中只算是一束浪花，而在此期间的耳濡目染，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则是浪花中飞溅出的一首首歌。匆匆而去的时间可以拉开距离，难忘的往事却能沉淀出宝贵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