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自1978年3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诗评文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吴思敬在四十余年的新诗研究道路上，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和敏锐的眼光，无论是对中国新诗理论的建设，对当代诗歌的追踪批评，还是对百年新诗历史经验的总结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左东岭评价说，“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精神品格，吴思敬教授都已成为学校、文学院和诗歌中心的一面旗帜。”
一辈子从事新诗研究和教育，全凭着一个字——爱，对文学的爱，对诗歌的爱，对理论批评工作的爱。“我相信，对从事某项事业的人而言，兴趣超过责任心。一个人只有充满对事业的爱，才能激发浓烈的兴趣，一厢情愿地投入，乐此不疲，甘坐冷板凳，衣带渐宽终不悔。”吴思敬说。
中华读书报：您在高校教书多年，又长期从事诗歌理论与批评，您能否谈谈对教育与诗歌的关系的理解？
吴思敬：教育与诗歌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在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看来，“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教育的本质概括为：“一棵树摇撼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几句话谈的是教育，但也同样适用于诗。不仅如此，雅斯贝尔斯还认为：“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什么是教育》）。那就是把教育家与诗人划等号了。我们常说教师与诗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都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
中华读书报：雅思贝尔斯把教育与诗歌紧密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
吴思敬：是的。“诗教”说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还告诫他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我国传统的蒙学教育，是非常重视诗歌的。蒙学经典中有一本《神童诗》，这是给孩子们进行人生启蒙与诗歌启蒙的传播极广的诗歌读本，其编者善于把握儿童心理特征，所选诗作短小精悍，言近旨远，全部都是我国古典诗歌最为精短的形式——五言绝句。儿童从小吟咏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到美的熏陶。稍长之后，蒙师便指导学生从对对子开始，进行诗歌写作的训练。到了清代，《笠翁对句》《声律启蒙》和《训蒙骈句》并称为“吟诗作对三基”。
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还提出过初学写诗的要求：“初学须日课一首，或间日课一首，勤作则心专经熟，渐开门路。”这种训练的目的，不一定是想把每一个学生培养为诗人，但是通过大运动量的既读又写的训练，学生开阔了胸襟，提升了审美能力，却是确定无疑的。总的来说，古代的诗教传统，发挥了规范礼仪、普及文化、陶铸心灵等多种功能，在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华夏文明的发扬光大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谈到的持续了几千年的古代诗教传统，在20世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文化的变迁中遗憾地中断了。“五四”前后，新诗出现了，您认为新诗也能发挥“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作用吗？。
吴思敬：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曾把自己的一部现代诗研究论集命名为“打开诗的漂流瓶”，这个命名很有意思。西方自古以来，漂流瓶是人们穿越大海进行交流的一种传播方式。投进大海的漂流瓶不知道将漂向何方，又会被何人捡到，充满未知的神秘气氛。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把诗人写的诗比喻成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中的一封信，这封信虽然没有确切的收信人，但总会被未来的“被选中”的读者收到。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投放漂流瓶的诗人与未来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或撞击一个灵魂、或抚慰一个灵魂的关系。就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比起旧体诗词来说，新诗与时代大潮相呼应，与当下的现实生活贴得更紧，因此就更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触动读者的灵魂。如果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诗歌教育，在青少年的心灵中播撒诗的种子，那么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形成健康的人生品格会有重要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您所说的在青少年的心灵中播撒诗的种子，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的确十分重要。您能具体谈谈诗歌教育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有什么作用吗？
吴思敬：我把诗歌教育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作概括为如下四句话：
第一是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艾青说：“诗是自由的使者”，“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宝贵的东西”（《诗论》）。有了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有健全的独立的人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说真话。有了自由的心灵，才能超越传统的束缚，摆脱狭隘的生活经验与陈旧的思维方式的拘囿，让诗的思绪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幻想与现实之间。
第二是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诗歌从本质上说，来源于诗人的充溢着爱的心灵。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唱，守财奴不能为失去的钱袋子而歌，原因就在于少女有一颗纯真的、赤诚的心，而守财奴的心由于贪婪早已硬化、冰结了。真正的诗人都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
第三是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葆有一颗童心。法国作家都德说：“诗人是还能用儿童的眼光去看的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过：“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赤子之心”，即是童心。童心的可贵首先在于它的真诚、纯洁，不会掩饰，不会作假。诗歌说到底，不就是一句掏自心窝子的真话吗？童心的可贵还在于它的超脱实用。儿童由于阅历浅，不谙世事，他们不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看事物，而是喜欢沉浸在幻想的境界中与实际的人生拉开距离，这样就往往能在为成年人所忽视的东西上发现诗。
第四是诗歌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具有发现美的能力。著名画家毕加索有句名言：“在绘画上只有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用到诗歌上：“在诗歌中只有发现”。这种发现是指诗人在长期的信息贮存和情感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想象而实现的一个飞跃。这是极富独创性的精神活动，是主体与客体最美好的契合，是连接生活与艺术的一根焊条，是一首辉煌乐曲起始的几声和弦。
中华读书报：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一直被称之为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当下的中小学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视似乎还很不够，您的看法呢？
吴思敬：是的。前些年，我接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主编了高中选修课教材《现代诗歌散文选读》。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一任务，是由于痛感诗歌，尤其是新诗在基础教育中的缺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新诗，在教材中所占比例极低，而且选材窄狭。其实，在学生审美观、世界观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好的诗歌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往往是终生的。著名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这篇文章里描述了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老师蔡老师为他们朗诵了著名诗人周无的《过印度洋》。几十年后，魏巍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能把这首诗背诵下来，可见正是蔡老师用新诗为他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中小学时代是学诗的黄金时代，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普希金等都是在中学起步的。因而，在中小学时代将诗隔得很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些年来，高考作文题目，总要注明“不许写成诗歌”，这对学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诗歌与升学无关。应试教育的功利化，是诗歌在写作训练中淡化的重要原因。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课，以传统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为主，新诗基本没有进入写作训练的日程。除去教材、考试方法之外，语文老师对新诗的领悟水平与理解水平也有待提高。有些语文教师不爱诗，不懂诗，不太知道诗歌尤其是新诗该如何教，缺乏有关新诗的基本知识，甚至不知道自由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不懂诗的老师要想教出懂诗的学生，岂不难矣哉！结果导致中小学生很少读诗，更不会写诗，这就出现了守着一座诗歌文化的宝库，我们的学生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情况。
中华读书报：那么如何使上述情况有所改变呢？
吴思敬：有鉴于诗歌教育严重滞后的局面，近年来教育界、诗歌界的有识之士，纷纷为诗歌教育问题献计献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曾先后召开两次学术会议，研讨诗歌与基础教育的问题。邀请中小学校长、教师、教研员、教材编写者、诗人、诗歌刊物编辑等参加，分析了诗歌教育缺失问题的造成原因，提出了从教材、考试方式、教师进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的综合治理方案。针对语文教材新诗篇目太少及篇目陈旧的状况，新世纪以来新编教材纷纷加大了新诗的比重，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如舒婷、欧阳江河、海子等人的诗作进了教材。有些学校突破课程设置的限制，开设了诗歌选修课。北京门头沟大峪中学分校，在北京作家协会支持下，挂牌为“诗歌特色校”，把诗歌列入课程。这是座初中校，初一、初二的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与培训，写出了很有味道的诗篇。上海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开办了上海首家中学生诗歌教学实验班，邀请上海著名诗人铁舞给学生讲授诗歌欣赏与创作。经过三年六个学期整班制的教学，推出了晋元一期实验成果《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探索——铁舞诗歌教学实录》。能在一所重视诗教的学校里，组织一个班来搞诗歌教学实验，用诗歌激发创造力，让学生以读诗、写诗为乐，为当下的诗歌教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