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这印象与郁达夫所记述的差不多：“他（指鲁迅）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口。”关于鲁迅喝何种酒，萧红说：“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郁达夫说得更详细：“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不多。”鲁迅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在给杨晦的信中，诗人冯至写自己与郁达夫喝酒的场景，诗意十足，“他约我到他家喝了一点白干。归来正是斜阳淡染林梢，新月如眉，醺醺欲醉了！”冯至也曾泡过酒馆。在哈尔滨，有一段时间里，“泡酒馆几乎成为他每天晚间的功课”。在给杨晦的信中，冯至写道：“有时同纯璞于夜半到街上酒馆中喝一点酒。酒中总是谈到京津的友人；这样地度着北地的冬天的长夜。”冯至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中写道：“雪渐渐地多了，地渐渐地白了，夜渐渐地长了，便不能不跑到山东人的酒店里去喝他们家乡的清酒。”

独酌是寂寞的，喝酒，人一多就热闹了。20世纪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长杨振声的主持下，邀请大批文学家、学者任教，可谓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梁实秋在《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一文中，写到了国立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当时的青岛情调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酒量是“每夕以罄一坛为度”，酒具是“大大的浅浅的”酒碗，喝法是“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酒酣后醒酒则用“一大碗酸辣鱼汤”。除了梁实秋外，席上的作家尚有“身裁修伟”“蕴藉风流”的杨振声，“痛饮酒，熟读离骚”的闻一多，“有咏雪才”“冲淡朴素”的方令孺。

学者兼诗人朱自清也有醉酒的时候，酒后甚至大讲英语。他还在日记中告诫自己，“以后饮酒不可过量，戒之”。朱自清日记中还记载过朱光潜的酒量。1941年2月7日，朱自清参加冯玉祥将军的晚餐会，“我们在盛开的梅花树下用餐，阳光融融，温暖宜人”，当日朱光潜也参加了宴会，日记写道：“遇孟实（朱光潜字），发现他酒量甚大，较我尤能豪饮。”1943年10月23日，朱自清参加了冯至夫妇在西语楼举办的宴会，当日日记中写道：“冯酒量甚大，给人以‘罐子’之感。”

在严文井的笔下，住在北京胡同里的赵树理常有小酒相伴。“他爱酒，但量不大。他常上胡同口一家小酒馆里独酌。好几次他很得意地对我说，‘今天晚饭又是三菜一汤’。不待我问，他就道出了那‘三菜’：一为花生仁，二为豆腐干，三为蒜肠。诸如此类。只是我忘了那‘一汤’是什么，不外‘二锅头’或别的什么酒。”

诗人、翻译家穆旦也饮酒，在巫宁坤的印象里，“良铮爱喝一杯，但从来不过量，有时他特地骑车到官银号一家老店去买一些酱牛肉之类的酒菜，捎来我家小饮。三杯两盏下肚，海阔天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晚年时，穆旦“每天饮一点酒，但不多”。有时候，穆旦会和他的小诗友郭保卫喝上几杯。在东村70号昏暗的平房里。穆旦曾说过：“我喝一杯酒，可以清醒一下了。”于是，架着拐的穆旦指挥郭保卫炸了花生米，“炸熟了花生米，又取出两个杯子，我们隔桌而坐对酌起来。他虽未多饮，但他那边饮边聊的喜悦之情，激励着他，感染着我，也洋溢在那已经昏暗了的小屋里”。穆旦在《冬》一诗中写道：“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台静农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这话闻一多也说过，不知谁先谁后。台氏也是好酒之人，能得酒中趣，劝酒也是有一套说辞，往往以酒能祛暑劝人夏日饮酒，又以酒能御寒劝人冬日饮酒，又常常引用一句名言：“喝酒往往不要命。”不过，喝酒无碍台氏米寿而卒。所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此物虽可爱，不可不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