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亚当·斯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写作的《国富论》不仅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还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但可能有人不知道，亚当·斯密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于1759年出版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探讨了社会道德和人性本质，对现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如何理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和其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读完《道德情操论》后，我对人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问题，有了进一步理解。

阅读《国富论》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亚当·斯密倡导的理性是以利己为导向的，即人们是在利己的指引下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然而，读了《道德情操论》后，我认识到，亚当·斯密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多角度的、立体的、综合的，如果我们把他所论及的“人”单纯理解为只有利己之心的“经济人”，实则是对其理论的一种以偏概全。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便提出：人性之中除了利己心，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利他心，利己心和利他心共同组成了所谓的人。也就是说，人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在他看来，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本性，它使我们关心他人命运，让我们把他人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也称为同情，即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对自己幸福的关心出自利己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出自利他心，要求我们具有公正和仁慈的美德。谨慎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公正和仁慈则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己心是社会发展的动能——正是由于人的利己本性，促使了社会分工的产生，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生活和市场竞争领域的基本结构。但是，通读《道德情操论》后，我发现，以利己心为侧重而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基于特定条件的。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的监督，以及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而同情和公正，是基于利他心才产生的美德。因此，利他心其实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言，《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对于人的综合的研究，《国富论》则是在《道德情操论》所论述的人性基础之上，对人的利己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读《国富论》，不知道什么是“利己”；不读《道德情操论》，不知道利己与利他的相容统一。人之初生，性本利己；人之存活，必然利他。正如经济学家梁小民所说：“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