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刘富道，湖北省文学界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南湖月》，中短篇小说集《候鸟》，文学散论集《步入文学殿堂》，长篇报告文学《新河洲升起了彩虹》，长篇传记文学《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等。

《眼镜》、《南湖月》分别获全国第一、三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获1982年五四青年文学奖，《人生的课题》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湖北省第二届屈原奖，中篇小说《候鸟》获1984年《昆仑》优秀作品奖。

小说江湖”的倒戈一击

——读刘富道《寻找最后一个精子》

     黄自华   评论家，红榜作家

一

尽管中国文坛充满了对文学创新的呼唤与饥渴，但面对刘富道的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人们是拥抱还是拒斥——因为它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与批评惯例中，显得如此的怪诞和陌生。虽然在读者的记忆里，8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刘富道应该是以中短篇小说传统写作名噪一时的小说大家，是讲故事的高手。

实际上，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那种“无法告别的19世纪文学”情结，留给我们的是对完整情节链条：叙事的内在逻辑、因果链条的完整，空间连续、线性时间的变换推移……被这些昭然若揭的路径所指引。在这些精巧玄机所结构的迷宫里，我们的文学已然走进了僵硬、板结的死胡同。近百年来，中国小说家多半以故事为鹄，纪实为矢，让精神化的个体趣味，服膺于社会学的普遍法则。然而，在刘富道的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中，我们不无惶恐地发现，这一切均告阙如。年过八旬、耆年硕德的刘富道，以告别过去、告别传统写作的全新姿态，创造性的写出一部严肃与滑稽、繁复与清澈，意象化的哲思与游戏性的感悟充溢于字里行间；内容饱和，思想火花四射，想象力丰富的中篇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如果就震动、断裂与异样的陌生感而言，刘富道这篇两万字的小说，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于是整个文学江湖，都可以算做是一场倒戈一击的英勇的起义。

毋庸置疑，《寻找最后一个精子》的故事，不是街头巷尾的故事，也不是大勇大义的英雄传奇，而是关于人类本身的故事，不是时间内部的故事，而是关于时间本身的故事……刘富道的小说，清晰地显现出其机敏智慧、戏谑调侃的文学叙事游戏特征；刘富道的书写本身，已然解构了许多中国文学固有的概念及其文化根基，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人们关于“中国文学”的想象，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疆域。

《寻找最后一个精子》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寓言和人类命运的故事，刘富道的故事，关乎人类的现实，关乎人类的希望与恐惧。他以跨学科的角度，审读和回望这个世界；以象征或寓言的世界，来还原世间的真相；用超出常人经验的意象，表达哲学的思考；用略带调侃的姿态、稍显夸张的比喻，对我们这个沉迷于消费狂欢的时代，进行深刻的反省，让波澜壮观的时间长河，在人世间发出无可奈何的嘘唏之声。

刘富道属于这样一种有勇气的作家——他有能力用语言来构建一个绝对无法预见的、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冲击力的、独一无二的小说世界。他彻底颠覆了传统写实主义那种首尾一致、前后呼应的虚假写作方式。用诗的逻辑，将碎片串联起来，通过精巧的情节铺排，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用生命经验与文学想象，让幽闭的文学空间“剪开了一扇天窗”。刘富道的另类写作，无疑为“精神贫困”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份双重意义上的丰盈。

艺术没有绝对的规则，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自由的。在中国，一些曾经写出过不少优秀文学作品的作家，尽显“江郎才尽”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中浸淫太久，对于所谓的规则迷恋至深，拒绝更新自己的知识，因此很难达到文学创新的更高境界。但文学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具有胆大妄为、挑战“规则”、勇为异端的精神。美国当代学者乔治•桑塔耶那认为：“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异端不一定是邪说，异端有时可以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创造美。刘富道对于小说的新质实验意义，就在于通过公开宣称“犯规”与普通艺术秩序的决裂，来呼吁人们割断对旧有套路和常识世界的遵奉，并且充分释放其建构性的能量，探讨与诘问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异质文学艺术体裁之间“活性元素”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新的题材摄取的可能性；在模式的连续循环中，进行重新编码和奇异建构的可能性；把生活经验变成精神内涵的可能性。小说本身具有很多的可能性，在小说里可操作的东西是很多的。

在创作实践中，出于对小说的热爱、对艺术危机情境的忧虑，晚年的刘富道，以一个艰辛的“此在”者和实验者重新出场，在小说文本形态多向度和可能性的寻求上，以对旧秩序的怀疑而激发出自己的想象与创造力。解构与重建、探索与发现、超越与拓殖、变异与展延，在千姿百态的咏叹调中，哼唱适合自己音色的“变奏”曲；通过符码的溃败，来推动新质的实验；通过高难度的写作，来构筑艺术的标高；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来获得小说的突破；通过另类文本《寻找最后一个精子》写作，来验证他的美学追求；通过诗与思的完美结合，于艺术的浸润中，宣示自己的生命哲学。

（评论家在涨渡湖水上森林留影）

二

什么是好小说？这是个永远可以谈论却又永远难以求解的问题。但好小说不一定是好看的小说，不一定是完全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口味的小说。因为好小说是新鲜的，独特的，它在与传统阅读习惯“对抗”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艺术因素，使习惯于传统阅读的读者，不得不陷入难解之谜的困惑。应当承认，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与普通读者接触的大众小说，其实是有相当的区隔的，对于习惯了故事性阅读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种“阅读灾难”。小说中复杂的技巧和表意方式，不那么容易被一般人理解。象征、隐喻、主观心理的复杂描写和叙述角度的变化，对人性表达的复杂和微妙，没有现代主义和其后的文学知识，就难以进入作品，更难领会到作品的精神内核。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着“提炼中心思想”，体验小说中那种将一个故事一览无余的快感。一旦离开了故事线，就往往觉得如坠五里雾中，不明其壸奥，更不知道如何去评判小说的好坏。

其实，《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后现代小说并不是一回事。作者已经拚弃了现代、后现代小说意象模糊，词语艰涩的特性。但是与传统小说的叙事规范相比，刘富道则不沉迷于故事逻辑，不过分纠缠人物描写常态，所以阅读起来仍然趣味盎然。如果说，小说中也有费解之处，主要体现在有些意象内涵所指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并不难关联，甚至我们会轻易猜出他表达的是什么。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小说的蕴含具有了散射、多解的特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语言布局，可以说达到了形式的自觉。段落、语句、词语之间，虽然跳跃感明显，但并没有理解的障碍。小说妙语迭出，佳句联翩，想象力惊人，作者的在场与抽离，都能瞬间切换。小说中的思想艺术元素纷纭繁复，洪水一样的语言倾泻，如激流纵舟，充满了阅读的快感。刘富道是以一种轻松、自由的心态，把文学创作当成一件愉悦心灵的乐事在做，他既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快乐，也希望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之中感受到快乐。

作为一名小说家，刘富道就是要一反传统，跳出人们熟悉的题材和叙事窠穴，选取现实生活中那些新鲜奇特甚至荒诞不经的人与事，使其蜕去人所皆知、人所共悟的认知，不断发掘其所潜在的社会生活本质及深层结构，造成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间隔”距离，从而出奇制胜，使读者在新奇、惊愕与陌生化的语境中独立思考，顿悟作品所寄寓的深刻思想。

刘富道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悖谬意味着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刘富道在小说中通过联合国卫生组织寻找精子的艰难历程，提出了这个时代无比焦虑甚至恐惧的问题，揭示了建筑在以蹂躏、掠夺大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高消费社会，正在挟持人类，乘坐着一条通向绝子绝孙的快车一路狂奔的“悖谬”悲剧。他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悖谬”，是人类沉浸在高速发展的眩晕中，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反思生命意义、生存状态的非理性行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这个空气中处处弥漫着荷尔蒙气味的地球上，人类一方面沉溺于“享乐致死”，一方面却以恐慌的心情，动员最大的力量，走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最后一个精子。在这里，“悖谬”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成为一种荒诞现实的赤裸呈现。

刘富道几乎想把那些“理性、意识形态、现实性等意义内涵与外延以外的，不被理智把握的、不能言说而又确实被体验、理解到的”所谓“意义剩余”，统统囊括到文本之中。他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便开始对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贪婪占有的欲望，而且所有的话语系统都是在鼓励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无限度地满足这种欲望。于是欲望成了枷锁，严重地阻碍了人对宇宙、世界、自身的理性认识。人类在寻找享乐的过程中渐渐迷失，在追寻科学和智慧的过程中陷入狂妄和无知，这是人类历史最深刻的悖论。因此，人类需要一个能够无限延展的空间来观看世界，而文学的意义则由此凸显，因为文学可以通过文字的重新组合，不断突破各种欲望的内核，还原无限丰富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不仅关乎深奥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性、关乎历史与人类命运，而且也是刘富道在自己的精神领域可以抵达的位置的探求、以及对小说文本书写空间的拓展。

《寻找最后一个精子》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内容和形式、主观和客观、大自然和文化、哲理和日常生活、变化和重复的高度统一；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高度统一。小说中过去、当下、未来三层时间结构，将所有的形象、所有现实和非现实的存在形式，完整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首既具体又虚幻的存在的交响诗。小说简洁精确，但不乏诗意的描述，把读者带进一个奇妙的世界，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的俏皮与机智，调侃与幽默，质朴与灵性，使读者赞叹不已。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虽是小制作，却展示了大智慧，大手笔。轻巧中蕴含着厚重，简约中包藏着复杂，宁静中搏动着力量，平俗中洋溢着诗意。细读之后，令人回味无穷。

三

我们对传统小说的阅读最惯常的思路，即按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来展开阅读。在传统的小说中，人物都会局限在天时、地理、人际等客观因素的牢笼中，还必须遵循着逻辑原则及因果关系来合理推论。但中篇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则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打乱了对事件的交代顺序，模糊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甚至淡化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乍一看，刘富道似乎把我们带往一个陌生的世界，而其实，那个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刘富道用的是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

小说《寻找最后一个精子》是虚幻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象，作品以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忽视的存在状态。如果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便会觉察到，当我们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力量所决定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当我们无法约束自己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变异成为一群绿色世界的掠夺者、一群超前耗尽子孙生存资源的恶魔的时候，人类、地球将会遭遇怎样的灾难？刘富道的小说带出了我们深深的疑问。在如此荒诞突变的消费世界中，人类延续生存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刘富道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带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象征、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

苏珊·桑塔格说：“思想通过艺术了解自身。文学能从微观的趣味中解脱出来，有意识地揭开一些事物的秘密，或者哪怕将那种揭开的姿态，作为可提供的文学秘密的证据来标识，哪怕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文学几乎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仅仅以提问的姿态保持质疑的能量，思想都会闪现其内在的价值。”刘富道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寻找最后一个精子》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刘富道式”的特色核心。

太过于知性，容易陷入理性化歧途；太过于感性，又没有思想深度。这也是当代小说常常被诟病的两种形态。而刘富道的小说，则体现出知性与感性的复合与统一，他能轻车熟路地借鉴和褫夺其他艺术门类的长处，充分地发挥其作为小说家的独特优势，芥纳须弥，于精神重建与艺术重建的圆融中，创造出想像的空间，冲破某些艺术惯性定律的重重束缚，使小说从“手工作坊”式的原始操作和简单重复的同质化劳动中脱颖而出，从而在艺术话语转型中，产生创造性的“剩余价值”；在异端颠覆的审美视阈中，体现出抽象思维与感性思维共时性和交互感并辔齐驱的艺术魅力。

在《寻找最后一个精子》中，最为重要的或许就是趣味与想象力，他说：“我想在小说中看见一点超越的东西，也就是小说家核心的东西，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东西，也就是趣味和想象力。趣味不能是恶趣味，而想象力的来源是谦卑的观察，虚心的体会。”《寻找最后一个精子》笼罩着一种耐人寻味的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神秘氛围。文本里那些亦庄亦谐的隐喻，蕴藏着作家对当今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忧虑，蕴藏着某种既可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也可称之为存在主义的不安。

不同时代的人性体验，依托于各自的时代。刘富道在自己的小说中，以调侃和戏谑的文字，想要表达的是文明摆脱蛮荒的社会进程中，欲望泛滥的情境下，当代人无奈挣扎的尴尬。他大胆的揭示了科学与文明在战胜野蛮进程中的严重缺陷，用政治化的词语形容，叫做文明的负能量。正是这种负能量，使人类不幸地充当了地球的杀手、人类自己的杀手。刘富道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是一个有思想而且不随波逐流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对社会、对人性、对生命、对灵魂，他有自己的独立考量。他善于将小说文明的内核，置放在历史的巨大维度之中进行观察，将那些被欲望缠绕而苦苦挣扎的灵魂，驱赶到一个分外宁静的空间，进行严厉地拷问。于是，刘富道的小说，在憧憬、坚守、波折、反思中，显示出多种生命模式；于是，在刘富道的笔下，便生成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小说意象，以及由此而生的参悟，这些意象跌宕而有序，这些参悟独特而深邃，并给读者留下极其开阔的联想空间。

小说原发《中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