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的小算盘

曹茂海

小时候，我就是个跟屁虫。爷爷放牛，爷爷跟在牛后面，我跟在爷爷后面。想得最美的，就是骑在牛背上，双手扶着，双腿夹着，低头头，咯咯地笑。骑了百来米，被爷爷拽下来了。牛是黄牛，不乖，骑久了，容易发毛，人就摔下来了。我曾被摔过一回，痛得狠啊。父亲打渔，渔网扛在父亲肩上，鱼篓提在我手中。父亲一网撒去，渔网蘑菇云般从空中慢慢坠下，落水了，沉底了。父亲牵着网绳，慢慢收网。渔网出水了，网兜全白了，鳑皮和鲫鱼蹦蹦跳跳，还有两只螃蟹，还有一个鲤鱼哩。我蹲下，一边捡鱼，一边数数。心里乐呵着，口水从嘴角流出来了：锅盖揭开了，鱼汤盛起来了，调羹送到嘴边了。

那时，想法很简单：不挨饿，不受冻，少挨打。有一回，柳林湾送兵。荒年叔头戴着五角星军帽，腰间系着武装带，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在村口，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几百人的送行队伍迎面而来。那架式，太威武，太热闹，太爽心悦目。我横着往前跑，眼睛紧紧地盯着荒年叔帽子上面那颗五角星呢。

一阵小跑，回到家里，我对奶奶说：长大后，我也要当解放军。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只可惜，我这条子不争气，肥头大耳，却怎么也长不高。十五岁那年高中毕业，高考体检才一米五四。解放军当不成了，后来考上师范，当了老师。

上讲台了，有工资了。月薪三十四块五角，生活费拾块，拿拾块回家，存下拾块，余下的是零花钱。第一次领工资，得去一趟县城：来去车费四角，去新华书店买一本字典一角五，在书店旁边吃一碗糊面一角二，再买一双皮鞋。跑了几家店铺，最便宜的皮鞋三块五。到街边摊点转去吧，砍来砍去，那价钱都在三块以上。最后，花掉两块抑或是一块五，我买了一双猪皮鞋，再花两角钱钉了铁掌。当即，把胶鞋脱掉，将皮鞋穿上。顿时，繁华的街道中扬起了铁掌与街面摩擦后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

上课下课，必须准时。那时，一块上海手表要一百一十五块。不吃不喝，得四个月工资，只能熬到下一年了。应该是一九八三年夏天，手表戴在手腕上了。䄂口撸起来，左手在胸前一摆，离上课还差五分钟，得出房门，得提前两分钟站在教室门口。课讲完了，又撸起袖口，左手又在胸前一摆，离下课还差五分钟，就让学生看书或者整理笔记。周末回家，奶奶最喜欢问我，现在几时几分：奶奶十一点三十得做午饭，下午六点三十得做晚饭。

那年月，物质匮乏，工资低，得打好自己的小算盘。那年月，只要有了想法，就攒，就抠，就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得有盼头。盼到第三年，我盼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永光牌，不是永久牌。

有个同事，大我两岁，骑的是永久牌自行车。这同事有个亲戚，是万元户呀。我们掐着手指算过，一月攒下十块，一年攒下一百二，十年攒下一千二……别算了，这一辈子做不了万元户！六零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没有太多太高的想望，然而，我们坚信：没有做不到，只怕你等不到。

八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抓得紧：宁可多添一座坟，不准多生一个人。尽管如此，很多人偷着生二胎。有同事，他们是双职工，偷着生了二胎，生个女儿，被人举报，男方开除公职。半边户生二胎，在农村，不开除，只罚款加结扎。半边户们想，只生一胎，若是生个哈子，这他妈的一生不就完了？于是，偷着生，被举报或被查出，甘心受罚。在农村，有借钱做房子的，有借钱结婚的，我咬牙借钱生了二胎。那一年，有好几个月，工资发不了现金，发国库券，我把同事们的国库券借来，交了罚款，再取回一个计划生育处罚书，超生这事也就结了。我的外甥女乳名三百，还有个朋友的儿子小名三千，这“三百”和“三千”就是当年罚款的数目。

进城，是个温暖的词汇，像温馨的风，却又像冰冷的雪。而于我，苦在借贷未清，又没有体面的荐头，只能苦守。好在，大箕铺中学校长冯世型私下对我说：“莫急，迟早你会进城。”于是，我乐着苦等。同学石教蒙，在宿舍门板上写下“以苦为乐”四个字，被教育局领导看到，受了多次表扬。他总是笑。直到现在，退休了，他仍然那般笑着。

九二年八月，我进了大冶一中。进一中，得力于参加省赛的一节语文课，这节课讲的是《宇宙里有些什么》。这节课，在黄石十六中讲过，在黄石三中讲过，在黄冈中学讲过。是呀，老师会讲课，学生会喜欢；学生在成长，老师会沾光。久而久之，学生会学习，学业成绩好，老师就沾光了。同事中，刘合奎、曹树雪先后进城，都沾了学生的光。

看看，没有做不到，只怕你等不到。当然，这“等”，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时日，而是将时日兑换成行动。作为老师，不光用屁股等，还得用脑袋瓜儿等。

在老一中，住金三角。屋前是个三角形的小院子，屋后有一棵枣树。住在那儿的，有金山店来的朱金鸣，保安来的张建新，陈贵来的柯四亿。可恶的是，金三角拐角处，有一个厕所，到了夏天，蚊子和苍蝇从那儿成群结队地飞出，金三角可就要受煎熬了。

进城了，得有个房子。在当时，于我，是天方夜谭。

进城了，是得有个像样的房子，算盘子一拨，要在十年以后。

九八年是个可爱的年份，大冶一中整体搬迁。教学楼是新的，食堂是新的，宿舍楼当然是新的。轻松搬进一栋一单元501房间，却要承担两万四千元的债务（建校集资，若干年后，学校退还）。不管三七二十一，寅吃卯粮，我们住进新房了。

到现在，还有人叫我主席，挺别扭。当年，李相淦辞让，荐举李剑荣接任作协主席，李剑荣把作协主席当作皮球踢给刘幼春，刘幼春临门一脚，把皮球踢给了我。作协主席，不就是一顶帽子？既非权力，也非荣誉，当就当呗。某月某日，在劲牌公司会议大厅，大家鼓掌，我就当上大冶作协主席了。我爱写，原先写下水作文，预计给学生作文做个样子。后来，写散文写小说也写剧本。再后来，读鲁迅，读托尔斯泰，承认自个儿思想肤浅；读巴金，读巴尔扎克，知道自个儿格局太小；读迟子建，读海明威，晓得自个儿语言苍白。尽管如此，仍然写，写作如同打麻将或者下棋，求得一时趣味，还可以预防脑瘫呢。

朋友中，不少人喜爱文学，绝对没有知青那一代来得深沉，来得亮丽。现时的文学有点像圈子文学，有浓浓的书院味儿。文学刊物好比同济或者协和，想挤进来的人太多，床位却太少。找专家挂号，得排队，得久久地候着。千万别迷恋诗和远方，多看看脚下，脚下的路那么浅，那么窄，走得稳，心里才踏实。

我喜欢别人叫我“海哥”。好些年，学生都叫我海哥。现在，粉丝一见面也叫我海哥。去年四月，我在抖音里主持“海哥说课”：从教四十多年，爱讲台，爱学生，爱语文，一生坚守，永无止息……我钟爱这个养命的饭碗：用音像的形式，留下教学的瞬间，让学生受益。有人问我，拍抖音赚了多少钱，我摇头。老实说，我花过不少钱，买了不少上衣；总不能在镜头面前太死板，太寒伧，对吧？

一晃，四十三年过去。工资从两位数到三位数，等了十年；从三位数到四位数，等了二十年；等到今天，渐渐接近五位数了。没有做不到，只怕你等不到。心里乐着呢。时下，想买辆轿车，别买那么好，比当年买辆自行车来得轻松；想买房子，别买那么好，加上房市萧条，等一等，就可以搬新房了。

年届花甲，想想，累并快乐着。很多人，把过往当成长征二万五，时常悲叹，时常埋怨，却在潜意识中忽略了长征的意蕴，也即是，用苦涩换来的甜蜜，用磨难换来的坚强，用挫折换来的睿智。恰恰相反，我喜欢看春风拂柳，看花开，看日出。

某夜，在梦中，你在狂奔，一群狼在你背后穷追不舍。你呐喊无声，欲哭无泪。你摔了个狗吃屎，然后被狼撕咬、吞噬……一梦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但你还活着。你细数那些久违的身边人的名字，那些不辞而别的亲人、同事、同学和朋友的名字，因为你还活着。

退休了，活着，重复地活着。你要活得有趣味，得找些事做：喝茶，品酒；读书，写作；书法，绘画；下棋，玩牌；唱歌，跳舞；发抖音，追剧；散步，旅游……而且，千万别忘了，还得有几两碎银子，几位老铁儿，一张干净的病床和一块墓地。

有位大哥，古稀之年，车行千里不歇，酒过三旬不醉。去年秋日，他领我去看过他的墓地：那块地儿，有蓝天白云，有青山绿水，那么清，那么静，那么柔软。好羡慕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古老而深邃的哲学命题，大哥用一块墓地便做了简单明了的诠释：世界那么大，属于我的，不过一平米；该来的来，该走的走；何必怨恨，何必忧伤，何必留恋；简单，坦然，安详。人生，就像风一样吹过。

有位朋友，儿子在加拿大。儿子和女朋友上着班，租着房，过着甜蜜的日子。朋友计划给个首付，让儿子在加拿大买个大房子。那当然好，儿子说。能不能给爸妈留一间，朋友说，我们退休后过来度假。那不可能！儿子坚定地说。我们来住哪儿？朋友问。我给你们租房子，儿子说。朋友很苦涩。

我对朋友说：好好活，珍爱自己的瓦尔登湖！我盘算着，在山南水北幽静处，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那儿有鸡有鸭，有狗吠有鸟鸣，有清流有炊烟……还应该有一把二胡，冰天雪地时，拉一把《二泉映月》；春暖花开时，拉一把《赛马》。

把自己当成一棵树吧，无论生在沟壑，还是长在绝壁，都向阳而生。

作者简介：

曹茂海 1964年生，大冶市大箕铺镇人，湖北作家协会会员。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在《延河》《中国报告文学》《散文选刊》《新作家》《读写天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小说集、长篇小说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