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荃新
近日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淮安运东闸已经拆除完毕，要和运东闸说声再见了。”这则消息真的使我感触良多，往事萦怀，这不得不使我对72年前造运东闸时的往事有了点滴追忆。
我家祖居淮安城内天后宫附近，老宅位于西长街6号（当时的门牌号码），在1951年秋末，当时我只有7岁，还是个学龄前儿童，但清楚的记得某天下午在我家大门左边贴上一张长纸条，大约2尺长，一大拃宽，白纸黑字上书“工程处”3个毛笔手书大字，因为当时我家空房屋较多，故被工程处选中借用。此“工程处”就是当时运东闸建闸工地设立的。
那时我年龄小，不懂什么叫“工程处”，当时我二哥在淮师附小读六年级，那时家里穷没钱买草稿纸，就向“工程处”的陈会计要了一叠纸，作为习题稿纸，看到纸的眉头上印有“苏北灌溉总渠工程指挥部土方验收核算表格”字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灌溉总渠”的名字，那时我已启蒙认字块了，已认识了二百多个方字块，但不认得“灌溉”二字。
总渠的“總”字繁体写法笔划很多，计共17划，但我反而认得很熟悉，因为当时我们每家都在屋当中后面墙上贴有“朱毛画像”，画像下有“朱德總司令”字样，每天抬头就见，虽然“總”字的笔划很多，但是对
于“總”字的印像反而特别深。从此我才接触到“灌溉”二字，可是没想到这“灌溉”二字后来竟然陪伴了我大半生。 这位陈会计叫“陈梧林”，是高邮人，他带着老婆、孩子，就住在我对房，他的孩子名字叫“正强”，比我小两岁，每天跟我在一起滚小球（玻璃球子），“正强”每天寸步不离地跟我在一块儿玩。他们家对我很好，我记得当时他们的伙食标准也是很好的，他们是吃“大灶”的，每天早餐有大米粥、油条、白面馒头，小菜子有咸鸭蛋、油酥花生米等，偶尔还有糯米红枣粥，当时的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伙食都是非常羡慕的噢！陈会计都是从食堂把饭打回来吃的，有时他打饭也会给我多带一份；我当时吃到那样的早餐总觉得美滋滋的，就好像那是天下最好的伙食了。
当时工程处的最高领导叫李主任（不知其名），他是位老革命干部，听说打过游击，身上挂过彩，身穿灰布中山装式的棉袄棉裤，外有灰布棉大衣，据说都是公家发的，他是享受的“供给制”是吃“小灶”的待遇，他来的时候是乘坐的“乌龟壳”美制小轿车，听说是从扬州来的，车子里有“无线电”，我们一群小朋友总喜欢围着小轿车听“无线电”唱歌，久久不愿离去。李主任就住在我家前面的空房子里，在山墙外面竖了一根长竹竿子，在竹竿上面挂了一根天线，“无线电”是凳在很重的一块方电池上面的，一打开“无线电”就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好奇的不得了，每天晚上李主任就喊我们家人去听“无线电”，我听到过当时正流行的歌曲，至今
我还能记得歌词，我也会学着唱，但不记得歌名字了，歌词是这样的：“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象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世界和平……”；“咳啦啦啦啦，咳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国人民力量大呀，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咳啦啦啦啦，咳啦啦啦……”，“王大妈要和平她要呀么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么来签名……”，还有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这是我最早听到的“歌唱祖国”的歌子，有时也有梅兰芳的京剧唱段，只听大人们谈论说是什么“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宇宙锋……”什么的。但我们听不懂就不喜欢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和“中苏蜜月”期，因为1950年2月14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签订过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些歌都具有时代性，是配合当时时事宣传的，后来就很少再听到了。 转眼就到1952年的元旦了，在1951年12月31日的下午，“工程处”全体人员集中在我家的空房子里开了一个别具生面的“庆祝元旦”茶话会，李主任邀请我们房东也参加，总务股有位姓孙的股长不知其名字，因为他脸上有一脸的麻子，他们有人戏称他叫“点子股长”，他从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为了准备茶话会，孙股长从乡下采购了两大长口袋熟花生，是雇
的小毛驴驼回来的，茶话会的会场里悬挂了两盏有拍子的汽油灯，将会场照得如同白天一样亮，汽油灯是需要打气的，所以会发出一点“嗤嗤”的声音，我当时看到觉得很新奇，心里想这个灯咋就这么亮呢？是不是将白天的太阳光收进去了呢？ 茶话会开始是用“击鼓传花”的形式，谁输了谁就表演个节目，这个过程中，孙股长在茶话会上表演了口技“狗打架”，逼真的很，真好像有几条狗在撕咬在打架，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有位财务股长是女的，她叫王念祖，她唱了一首“王大妈要和平”的当时流行歌，王念祖曾向我们讲述过她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的革命故事，我们听的人有人伸长了脖子，有人瞪大了眼睛听，表现出敬佩的神情；还有位叫“王二耷子”的炊事员，他是扬州人，他的节目是唱了一段扬州小开口（扬剧）“武松与韩玉兰”的选段，有的人讲故事，有的人说扬州评书“皮五辣子”的选段，大家玩得很开心，都有生活在新中国的满满的幸福感，都是满怀激情地迎接新年的到来，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国家的水利建设事业中去，直到外面街上报“三更”了，晚会方才散去。
那时街道上每晚居民都要轮流值更巡夜，一夜要巡五次更，五更以后天就亮了，三更相当于午夜子时时分，也就是相当于半夜1点钟左右吧，巡更要敲梆子的，敲梆子的声音在夜间听是很响的，敲梆子的节奏是这样的，三更是“笃－笃、笃”，五更是“笃－笃－笃－笃、笃”，三更敲三下，人们一听就知到了，当时是建国初期，社会 秩序不太稳
定，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治安联防措施，相当于现在的巡警吧。此时，大家好像还意犹未尽，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中迎来了1952年的新年。 这次迎新守岁的晚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72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工程处”的工作人员白天去工地上班，他们说是去运东闸工地，当时我太年幼，只是7岁的儿童，根本不知道运东闸工地在什么地方，他们晚上回来都在噼噼啪啪地“打算盘”，是在计算土方量和工程数据，也有人在画图纸，后来听大人说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建造运东闸工地上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那时他们多数人都很年轻，每天上工地来回都要步行20多里路，一个单程要走1个多小时，那时是没有公路的，全都是泥泞土路，既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其它任何交通工具，他们每天的行程路线是从西长街出发，经大鱼市口上南门大街，出南门穿过堂子巷上里运河堤，经南角楼、下一铺、花家摆渡口、耳洞口、杨庙兴文洞口，再绕过张庄才能到达运东闸工地，晚上回来后要工作到深更半夜，那时是没有电灯的，都是点的煤油灯。所以每天下午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会很乐意的让我帮助他们擦灯罩子，因为我人小手也小，可以将手伸到灯罩子肚里去，这样就可以将灯罩子玻璃擦得格外明亮。因为有二十多盏煤油灯，所以每天擦灯罩子要花一个多小时。我母亲和我姑母也经常会帮他们洗衣服、补袜底子等，当然他们有时也会付费的，那是很随意的，从不计较多少，洗一件衣服，也就是三五百元
（旧币一百元等于一分钱），以此贴补生活，那时的玉米面九百元一斤，我们一家每天要三斤玉米面才能勉强度日，所以我们家与“工程处”的同志相处得是很好的，这就是我对建运东闸时的“工程处”的零碎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运东闸管理处”更名为“灌溉总渠管理处”了，想想也是与运东闸有缘吧，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的祖父他是清朝的优贡，民国的参议员，他的字号就叫“陶运东”，而后来运东闸的名字竟以“运东”命名；到二十年后的1971年，我居然被调到“运东闸管理处”工作了。再过二十年后的1991年我的两个女儿也参加到“运东闸管理处”工作了，这真是与运东闸有不解之缘啊！，想当初我是7岁开始认识“灌溉总渠”这4个字的，后来居然在“灌溉总渠管理处”工作时就住在运东闸旁好多年；为了运东闸的岁修保养、大修改造、闸体加固、防震抗灾、桥面升高、钢闸门置换、启闭机的几次更新换代，乃至后来的电气化、自动化的升级改造，我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并亲眼见证到了。
至今72年了，运东闸实在是老了，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的，她确实也该“退休”了，至于她在72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那都是有口皆碑的，毋庸赘述，另有专著报道。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对老去的运东闸既有不舍，也将对新的运东闸有着更先进、更完善、更美好的期待！再深情地说一声：“运东闸，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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