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济南生活
文/山里竹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最后一年。
我家祖籍是北京房山，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土地颗粒无收，为了生计，爷爷带着全家来到北京城里谋生。爸爸读书很好，1939年考上了电气通讯学院，在校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经常通过演活剧来进行活动，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济南电报局当电报员。
如果你看过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那本书，你就会了解在日寇佔领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在济南也是如此，日本人給中国人配給的是豆饼和掺了沙子的发霉小米，冬天没有煤，母亲生我的时候正值腊月，家里什么都没有，父亲年轻，面对困境束手无策，多亏了本地的同事和邻居们給湊了几尺布，几个鸡蛋，五斤白面，一个好心的日本职员送了几斤煤球，这才度过了难关。
由于在月子里母亲没吃多少营养品，所以奶水不足，我是靠吃杂粮糊糊和地瓜长大的。
日本统治下的济南，地下抗日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电话局里时常出现异样的事情，一次，日本人叫一个报务员发一批电报到徐州去，这个报务员悄悄的发往了重庆，还謊称发完了，开始日本领班还表扬了他，后来发现不对，就把他抓起来来严刑拷打，后来八路军游击队把他救了出来，但他没有投奔解放区，而是投奔了重庆，可见他是国民党那边的地下工作者吧。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生活更苦，吃的是混合面，物价飞涨，上午买粮食一个价，下午就另一个价了。货币贬值，我妈妈抗着一口袋钱去买粮食。为了维持生活，爸爸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工作，益都，张店，即墨等地都去过，最后还是回到了济南。
我清楚地记得解放前的济南，老百姓是多么贫困，我和妈妈到大观园买东西，一路上净是乞丐，为了乞讨，他们拌我妈的腿，不让我们走，把我吓坏了。
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员工的宿舍腾了出来，中国职工乘机搬了进去。那是日式的小洋楼，有冲水马桶，推拉门。
我们楼下有个男孩上学了，那时有美国的援华福利署在学校給孩子们发炼乳罐头。每当我到他家玩，他妈总给我冲一杯喝。那时我两岁，不懂事，总往人家跑。后来妈妈不让我去，我就穿着新大衣躺在雨地里抗议。
内战开始了，济南战役是很惨烈的，人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有一次飞机来轰炸，妈妈到处找不到我和弟弟。我们小，不知道害怕，坐在拉圾箱上玩呢。日本人盖的拉圾箱很好看，像个小房子，也很干净，我们常在那儿玩。
济南解放了，解放军接管了电报局，爸爸很拥护解放军，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爸爸打电报技术好，八路军准备留他在部队，可是我爸爸惦记远在北京的爷爷奶奶，要求回北京，和爸爸一同分配到济南的同学们很多都是北京人，大家思乡心切，纷纷表示要回北京，解放军答应了，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一大批北方人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向北进发，拉家带口的，一路上还要躲避国民党的兵，父母把财物都抛弃了，只带了我们三个孩子。
大冬天的，又是步行，妇女孩子走不动，就雇大车，因为人和行李太多，车的重心高，所以经常翻车。我没有坐车，和爸爸在地上有，妈妈抱着几个月的小弟弟坐在车上。每次翻车，我只看见那穿着长筒袜子的女人们的腿争扎着。这个场景我后来几次在梦境中看到，有一次要翻车了，我妈妈急中生智，把几个月的弟弟扔了出去。结果砸在一块石头上，大家都说，完了。跑过去一看，他睡得香香的，安然无恙，大家都说这孩子命大。
还有一次，我们家掉队了。在匆匆忙忙地追赶大队伍时，发现一个爸爸同事的孩子在哭，原来是和他父母失散了，我们只好带着他一起赶路，爸爸雇了老乡的独轮车，让妈妈抱着小弟弟坐上去，又把大弟弟捆绑在车上，他领着我和同事家孩子步行。可是大弟弟一个劲儿的哭闹，于是又把我捆在车上，当时是十二月份，手冻得通红，过去冬天比现在冷多了。车子一步一颠，我一个劲儿往下出溜，但我始终不哭不闹，推车的老乡說，这个小闺女真乖。
终于到黄河边了，我们分批上了船，我和爸爸在一条船，妈妈抱着小弟弟在另一个船，我喊着妈！妈！船上乱七八糟地铺着被子，我趴在船上东张西望，忽然观察到艄公横着撑船，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向北岸直划呢？这个问题直到我上了初中学物理后才明白，那是为了抵消水流的速度，船头必须和行船的方向有一个角度。
1948年年底，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山东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