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宝鸡“文化圈”中燃起的“作家梦”

                文/董惠安

     当今中国作家中除了一小撮大腕儿巨星还像熊猫一样金贵，像我等这些极普通的作家则要沦为扶贫对象了，但“作家梦”还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我在渐入老境时细细回想，少年时代的文学梦还是家兄和小学语文老师王东玉帮我点燃的。他们二位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素有“作家摇篮”之称西北大学中文系“摇”了整整四年，我的小说习作还只是压在箱子底的手写稿，真正变成铅字的还是在《宝鸡文学》上。也就是说，我的“作家梦”有点戏了。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故乡，在宝鸡电台文艺部工作，由于在宝鸡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创办的《宝鸡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记述一个和高加林境遇相似的青年人生的报告文学，很快被一群热心的文学伯乐们发现并当成了苗子精心栽培，帮我加入了宝鸡市作协，还被挂上了一个“作协理事”的头衔，由此进入了宝鸡文化人云集的圈子里，这个圈子很大，包括了作协、文艺创作研究室、话剧团、宝鸡报社、宝鸡高校中的精英人士，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蒋金彦、李凤杰、渭水、商子秦，李广汉、毛广魁、李昶怡、祁念曾、霍秉权、白立等等，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文学梦终于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起来。

     那篇题为《男子汉的魅力》的报告文学，还是在文创室副主任毛广魁几番督促之下我才硬着头皮交稿的。之前我作为记者采访了一位名叫郭建民的青年，他参与了岐山县蔡家坡一座农副产品仓库的泥石流滑坡的救灾，并写出了一篇新闻报道，我是根据他的报道线索深入采访而结识他的。采访中得知他的命运走势酷似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把他的故事撰写一篇“高加林”式的青年人生的报告文学。恰逢新创刊的《宝鸡文学》征稿，我便找到编辑部表明了愿望，蒋金彦、毛广魁等老师都很支持我的想法。可是海口夸下之后，我迟迟没写出来。一天早上上班时，远远看见毛广魁守在宝鸡电台门口，说等着我的稿子排版呢。我只好答应抓紧时间写。想不到这篇稿子发表后引起小小的轰动，后来还获得奖励。再后来经老作家李凤杰推荐，我带着这篇文稿到西安《延河》杂志社找到徐岳老师，经他的精心指点，我几番修改，最后以《西部游子》之名发表在1985年第四期《延河》上。郭建民在我的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了一种被社会认同的感觉，遂改名郭鉴明。他后来没有辜负社会的认同，创办宝鸡《公关报》，上西大作家班，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并担任了宝鸡市作协副主席，为宝鸡市的文学艺术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只可惜英年早逝，令人唏嘘。毛广魁后来成为我文学上的知音。在一次约我写一部“姜太公与钓鱼台”的电视剧本，我怕写不好，他启发我说，一百个作家写列宁，会有一百个列宁形象。作家无论写哪个人物，都要有自己的认知。剧本完成了，也发表了，但我对他的话践行则是在几十年后撰写广播剧《陈忠实》时才有了切实的感悟，最终写出了我心中认知的“陈忠实”。

    文联副主席兼文创室主任的蒋金彦老师，是我至今深深怀念的长者。我在宝鸡文化圈中的“成名作”——大学生题材的报告文学《我们毕竟年轻》，完全可以说是他“催生”的。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和他在经二路十字相遇，他约我到文联大楼去一趟。见面后他表示对我寄予厚望，让我多读些社会学的书籍，丰富自己，以写出有思想深度和意境的作品来。他又问起我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就想起了大学生们对社会现实的种种困惑，有写年轻的大学生年轻好胜，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在碰壁中也有思考的创作构想，初步拟了个题目叫《我们毕竟还年轻》，他想想说，就叫《我们毕竟年轻》。

     交稿后不几天，我被召唤到了由《宝鸡文学》改名为《西秦文学》的编辑部，编辑李昶怡拿着我的手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是我迄今看到的你最好的作品！”如今的宝鸡作协主席当时担任《西秦文学》编辑李广汉很热情地跟我沟通后，还为这篇文章撰写了“前言”。

     后来文创室在宝鸡师院举行了《我们毕竟年轻》专题研讨会。这成为了我在宝鸡文坛的高光时刻。至今想来还是很激动的。多年之后，祁念曾告诉我说，蒋金彦曾对他说，董惠安将来会有希望，在文学道路上会有一番作为的！这话在蒋老师作古多年之后传到我耳中，让我甚为感动，更激起我对蒋老师的深深怀念。遗憾的是我在文学方面并未取得像样的成就，很觉得愧对这样一位恩师加伯乐。他不仅如此关照我，同时扶持了许多年轻人，譬如曾担任过《女友》杂志编辑、如今在《文化艺术报》的赵命可，就视蒋老师为父亲一般的长者。我曾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是金台中学学生的赵命可，写出了一篇优美的散文，蒋老师为他写了一篇很富有诗意的评介文章，在《宝鸡日报》上占了一个整版。他曾回忆道：“我当年到西大读书，就是他亲自给西大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写信，打电话推荐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商品大潮涌动，文学杂志也开始迎合市场，我选择了一个大学生婚恋方面的热门话题，写出了一篇名为《追求性自由的人们》的纪实文学，刊登在《西秦文学》增刊号上。诗人渭水看后对我说，你把这篇纪实文学展开来写，扩充到十万字，补充一些生动鲜活的内容，可以成为一本畅销书！后来市面上就有了一本名为《当代大学生的性意识》的热销书，而署名作者为“天狼”。只有圈内人知道我就是这只“天狼”。事实上是由于出版商为了促销，将我原来拟定的书名《当代大学生婚恋观》改成了《当代大学生的性意识》这样很刺眼的名字，同时封面也是一副接吻图，我只好用了一个笔名。想想那个时期，“标题党”已经出现，有出版社剑走偏锋，将《水浒传》改名为《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改名为《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我的书被改成这样的名字，还算客气啦。这本书据说很畅销，李昶怡看到这本书后严肃地对我说，你一定要有一本严肃而厚重的代表作，在文坛安身立命不能靠这本《性意识》。我深以为然。真可惜他英年早逝。其忠告至今犹在耳畔！我后来终于写出了一两本严肃的作品，虽不畅销更不轰动，但我尽最大努力了。

    不久后，我在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的书架上看到两本“延安思想研究会”编写的延安史料汇编，看到其中披露了延安南区合作社、《陕甘宁边区政府“五一宣言”》等内容，我惊讶地发现延安时期已经有“股份制”、向海外爱国华侨提出“招商引资”的概念，这和深圳改革开放后的一些举措一脉相通。于是我写出了一篇名为《深圳与延安的对话》，渭水对这篇文章很看好，帮我在西安一家新创刊的《创世纪》杂志上分两期刊出，数年后此文还在祁念曾主办的《秦风》杂志上选登。虽然也不轰动，但也算是我在文学旅途上踩下的脚印。

     我在宝鸡工作十二年，当时意气风发，创作欲望强烈，而无论是我所工作的电台，还是宝鸡报社还是电视台，都为我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台。我参与电台文艺部改编评书《封神演义》以及风光名胜广播剧的制作，这为我后来为省台编写广播剧《陈忠实》打下了基础。宝鸡电视台制作反映精神文明的专题片的撰稿，也叫我参与其中。《宝鸡日报》《宝鸡电视报》经常发表我的杂文和影视评论。其中一篇名为《中国的庞贝城——宝鸡》，经报社总编卢愚亲自指点后，在《宝鸡日报》连载后产生了一些影响。这篇旨在推介宝鸡旅游名胜景点的文章，因受到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将中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启发，文章中将宝鸡的青铜文化与古希腊的一些青铜文化作对比，将法门寺地宫比作“地下罗浮宫”，将太白山比作“勃朗峰”等等。如今看来这种对比很有些牵强，但也算是为推介宝鸡旅游景点做了点努力。当时的旅游局局长王嘉澍（曾任广播电视局局长）还特意将我请到旅游局，让我同旅游局的同志们交流了推介宝鸡旅游景点的想法。

     当时得以施展艺术拳脚的平台中，还有个值得一说的，是郭鉴明创办的《公关报》。这张在当时开放环境下出土的民间团体报纸，算的是媒体中的一朵奇葩。郭鉴明曾有过闯荡东南沿海的经历，在那里改革开放的大氛围中，他早早接触到《第三次浪潮》《迎接挑战》《世界的大趋势》这样的超前信息，回到宝鸡后他在多方面表现出超前的意识，创办《公关报》就是超前意识的具体体现。他曾对我说，“我要帮把你头脑中的智慧能量释放出来。”我的确得以放开思维，信马由缰地写出了一系列展示个性的、不同于官样文章的随感杂谈，直击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能想的起来的有《1992，换个活法》《宝鸡，铁路的故事》等。诗人商子秦有次见到我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充满“匪气”！我觉得这看似骂我，实则是夸我。

     与宝鸡大学祁念曾教授一起下广东，也是我人生中一次“行万里路”的重要体验。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却对我的文学思维产生重大影响。在广州，见到久别的渭水，真乃他乡遇知音！当时他正在一间住宅楼里编辑当时很畅销很时尚的一本杂志，名叫《希望》。炎热的斗室里，编辑部的人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忙活着。看来闯荡南方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并不像今天所说的“诗与远方”。其中有一位已经在小说界很有影响的作家，名字我记不清了，写过一篇关于“神钓”的小说，很有哲理和意境。但这位作家看上去普普通通，话语间流露出对于这种闯荡生活的坦然，他甚至说在他最窘迫的时候，还卖过面包，但他并不觉得沮丧。在惠州，祁念曾提到了苏轼流放的悲凉境遇，还有追随他颠沛流离、不幸早逝的侍妾朝云的墓地。这让我对苏轼词赋的一般了解上升了一个层次。

     往事如烟。随着老年的脚步，如烟的往事却在不经意间常常浮现。不久前听刀郎的歌儿，觉得一些“又鸟”把持的歌坛是“苟苟营”，进而联想的一些精致利己主义者把持的作协、书协、美协、影视圈等等平台都由人才荟萃、群贤云集的地方变成了鱼龙混杂之所，进而感怀到宝鸡文化圈曾经的一方净土。我对于尘封的记忆——关于助燃我作家梦的宝鸡文化圈中的人和事，一一复活灵动起来。

      如今，一些刊物只要给钱，臭草被打扮成香花也能堂而皇之的发表；一些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简直就成了讨价还价的菜市场；一些所谓的文学批评，变成了收了银子之后廉价的评功摆好和无底线的“吹捧”。一些所谓的协会，哪还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功能？倒是把会长们“培养”成了官员政客。作协本应是作家之家，如今成了作协官员之家，文学评奖本应是评选作家优秀作品的神圣活动，如今成为了作协官员抢切“蛋糕”生意。作家们的笔会、采风等活动，本应是曲江流饮式的群英会，如今竟成了又鸟马户们的噬血盛宴！

     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哪儿去了？不知道。我只想回到故乡和曾经的记忆中寻找“诗和远方”。遥想当年的宝鸡作协、文创室，每次笔会研讨会都犹如兰亭相聚，群贤在嬉笑怒骂之间指点作品，激扬文字，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从这个群体中走出，随便能报出名字的就有省作协副主席冯积岐、新生代作家赵命可，诗人、词作家、文化策划撰稿人白麟，还有那位如今在重庆很有名气的作家张洁，等等。我也清楚地记得，诗人商子秦担任宝鸡作协秘书长之后，忙于编辑文学刊物、培养新人，为人作嫁，耽误了自己的创作。

      我虽已离开宝鸡多年，但宝鸡文化圈中的人和事常常入耳入心，得知近年来的宝鸡文坛，仍是一方净土，而且常常仍有“兰亭聚会”，令人欣慰感慨。

    借以此文表示对已故的蒋金彦、李昶怡的怀念和敬意。

    也希望宝鸡文化圈将真正的文学进行到底。

                     董惠安2023.11.30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