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一个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
那个时候,一篇优秀的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一个作品发表都可能身价倍增,从此改变命运的作家大有人在。同时,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事物,也被人崇仰、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起,到80年代中期,大学的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录取着第一志愿的学生;比如,当时的征婚广告,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再比如,被看作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发行量之大和影响力之广,相信永远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本姓雷,却被不知晓的人称呼“晓老师”;诗人闻频,姓焦,也不为人知,来访者都喊他“闻老师”了;作家京夫,也有人称呼他“京老师”的。白描其实也是笔名,原名叫白志刚。这是我在1985年进入省作协,成为《延河》第三代编辑一员之后才知道的。
白描虽然年轻,但是当时他与《延河》的渊源已有10年之久。“文革”后期的1975年,还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大学的白描,正赶上大学里提倡的“开门办学”,而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当时被叫停的《延河》刊物的原班人马,正筹办一份刊物《陕西文艺》,编辑部就利用这种风潮,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出修改意见,或是直接对作品做删改。总之,留用的文稿到主编白描手里时,是篇篇“见红”的。
刚工作时,我只能做个初稿编辑,每天写退稿信,还没资格修改文稿。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是老编辑张昭清,他的手中总是执一支红色毛笔,要修改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工工整整写在稿纸的空白处,圆圈圈了,用引线引向改动之处。后来,我有资格做文稿责编了,但是我执不得毛笔,只能用红墨水钢笔来做修改。
我修改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陈忠实先生的《轱辘子客》,发表在1988年第5期《延河》“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上的。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忠实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
的市场环境和不同读者需求时,站在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决定办刊策略。
习惯走在时间前面的白描,自他主持《延河》的编辑工作,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的“热闹与寂寞”,他说:“我们常常情不自禁为眼下文坛活跃的局面拍手叫好,然而,活跃之中,也有遗憾,这就是文学圈子外的寂寞。”

2006年,《延河》创刊五十周年。彼时,白描已经调离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十多年了。我组来他为创刊纪念专辑撰写的文章《小院》,文中他回忆了在《陕西文艺》与《延河》做编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两个小院,尤其是建国路71号“高桂滋公馆”那个院落的怀恋之情。白描在文尾处感叹:
前几年,陕西作协盖新的办公楼,砍了树,拆了小院,新办公楼落成后,我几次回西安,但没有去看过那新楼,那代表一个时代的小院已难觅踪影了……没有了青砖小院,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像少了一种韵致,断了一种传承,缺了一种类似魂儿似的东西。而心里溢出来的,则是一丝无名的惆怅。
白描主编的这种惆怅我感同身受。
时过境迁,省作协的那个院子已经人非物也非,很多温馨的情景早已远去,完全找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痕迹,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吗?
当然,也还有不变的,就是曾经发生在那个院子里的故事,说到一些人的名字,人们仍然会生起无限的敬意。这其中,就有白描。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长篇评传《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等5部,长篇散文《貂蝉》《和亲之路》(汉上)。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和转载。曾任陕西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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