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和老妈
文/刘林海
大伯和老妈是我的伯父伯母。在我熟悉的大家族成员中，大伯是唯一坐过监狱的人，老妈是唯一缠过脚的女人。很早以前，他们已是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但在我的心灵深处，他们犹若两座丰碑，任岁月流逝，一直坚不可摧。
我少不更事的时候，父辈们还没有分家。大伯被父亲和两个叔父称作当家人。伯母被我们晚辈称作“老妈”。在我稚嫩的认知中，大伯是个说一不二、人见人敬的大人物，而老妈则是一个慈眉善目、人见人亲的老婆婆。以我们的乡俗，别人都称伯母为大妈，稍懂事时，我问母亲为啥我们要把伯母叫“老妈”，母亲说因为老妈比别人家的大妈好很多。
因为父亲和母亲都在外面工作，我便在大伯和老妈的呵护下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模糊的印象中，老妈常把我搂在怀里，大我很多的堂哥堂姐们时常围着我逗弄。但那段记忆中的美好犹如昙花一现，随着父辈们闹分家而出现不睦，我被母亲送往姥姥家。直到十来岁后两家关系缓和时，我才重新贴近了大伯和老妈。
“你碎着的时候，那叫一个乖呀！”老妈当着我的面，同样的话不知讲了有多少遍。她每每说这话时，脸上就泛起光彩。后来我又听堂姐讲，当年我去了姥姥家后，老妈常常一边念叨我的名字，一边唉声叹气。我们的家乡有一句俚语：猫儿狗儿着尾随。意即连猫和狗都爱亲近喜欢自己的人。少年的我已经具备辨识能力，当然就能感觉出老妈对我强烈的爱意，所以就喜欢到大伯家里去。平日看到我时，老妈总会变戏法似地从墙角或炕头的架板上抓出一把干枣或核桃递给我，还不忘叮咛别让小堂哥看见。有时候老妈会冷不丁问我这几天想不想吃某种饭食，若我回说一句“想”后，伯父家下顿饭的食谱就会因了我而确定下来。
被称作“大房”的我家祖屋，是那种高高大大带阁楼的两搭连坡面房。这在当年为节省木料，普遍建造单面房的村子里，是绝无仅有的显赫建筑。大伯因了父辈中老大的身份，与老妈带着四儿两女，一家八口仍是显得憋屈的挤住在里面。堂兄堂姐均已成人，个个俱是精壮劳力。全家集合在一起时，好似一支生龙活虎的尖刀班。在这个家里，大伯无疑是核心人物，他站在院子里吼上几声，须臾间一大家子人就都有条不絮地忙活起来。因为人手多，又兼劳力强，大伯家的活路就不愁消化，生产队的工分挣得也最多。相当长的时期，大伯家里的过活红火得让乡亲们眼馋。
虽说大伯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但家庭中的灵魂却似乎属于老妈。往往是大伯下达工作任务后，堂兄堂姐们常会跟老妈发一些轻微的抱怨，而后又经老妈安抚调教，才心甘情愿地去劳作。老妈缠着小脚，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印象中，她好像从来没有迈出过院子的大门。一年四季中，她都穿着一件皂色的大襟褂子，裤子下面的绑腿扎得严严实实。她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在厨房里拉风箱或在屋檐下摇纺车。多年以后，我把大伯和老妈做比较，感觉大伯就像挂在院子里的一口洪钟，标示着威严与秩序；而老妈就如同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彰显着孜孜不倦的韧劲与活力。
因为大伯在本家大族中排行为九，故而大伯被乡亲们唤作“九能”。这称谓既包含了对大伯非凡能力的赞誉，也掺杂着对大伯徒存羡慕时的醋意揶揄。农事中的把式活儿，没有大伯不精的。被视作标志性的技术活路，如赶车、扬场、摆耧、铡草诸项，大伯俱是得心应手。大伯还工于筹划，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家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大伯向来是了然于胸的。基于不凡的能力，大伯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队长。只是因了上头讲究政治挂帅，职务很快又被撸掉了。
大伯最大的短板是文盲身份。我上小学的时候，大伯曾让我把学校学来的字教给他认。我把会写的字每天在门板后面写上几个，他学得煞有介事。大伯自嘲着说，跟我呆上几天，他也就斗大的字能识上几麻袋。父辈中，父亲是大学生，两个叔父也都读到高中毕业，他们无疑都属于知识分子。故而当年的我家，也算是方圆比较稀罕的书香门第。而伯父独为白丁，不消说是为了兄弟们的前程做了牺牲。记得某次父亲跟我说：“你大伯若是读了书，如今就不是地上走的人，他会在天上来回飞的。”
大伯吃官司的事儿，曾在方圆几十里引起地震。那是严格执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年代，某日村里来了几个面黄肌瘦的城里人，打问谁家有余粮可售。热心的村民就把客人介绍到我们家。半是怜悯城里人的恓惶，半是贪图人家出价高过国家收购价，大伯在自家粮仓中装了两袋麦子卖了。就这么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被人告密后，大伯被以“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罪”判刑三年。反正那时候的罪名可以由当权者信手拈来，大伯的犯罪性质，也就铁板钉钉。后来因服刑中表现积极，大伯坐了两年半监狱后被提前释放。其后几十年间，大伯就因为前科犯身份而抬不起头来。
吃了一次大亏后，大伯发奋要在下一代身上改善家族面貌。他让儿子们务必把耽搁的学业补回来，又毅然决然通过叔父找门子把我三堂哥和四堂哥瞒天过海送到了青海。在那个百姓被户籍绑得牢牢实实的年代，大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天荒开启了移民就业的渠道，实在是一大创举。伯父的探索与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在我四个堂兄中，老大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在公社工作，且长期担任我们村子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老二在进入新时代后，被村民们选举为村委会主任；老三老四在青海就业后，又都调回原籍，且均担任了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大伯以他的果敢与努力，实现了改善家族命运的誓言。
自从父辈们分家之后，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就比过去稀得多了。虽然我基于情感的惯性，仍把大伯家当作自己的家，但大伯自从帮着我家在申请的新庄基地上盖起新屋后，来我家的次数能算得过来。记得我十四岁那年的清明节前夕，大伯突然扛着锄头来我家，跟父亲严肃地说要带我去几里路外的湾里，给爷爷修理坟茔。能跟大伯去田野里玩，我当然高兴。那是我少年时代记忆中极惬意的一天，村外的麦田绿油油一望无际，阳光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舒坦，一片桃树林姹紫嫣红，燕子在空中穿梭，蝴蝶在枝头飞舞。置身那满是活力的世界中，我也恨不得长上翅膀飞起来。在爷爷的坟头前，大伯头一次跟我说了好多好多话，他说他特意把我唤到爷爷坟头前，就是要跟我掏心窝子。从大伯的嘴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家祖上还有一个叫“功名”的东西，知道我的太太爷爷勤劳中创出了方圆十来里最大的基业，知道太爷爷晚年因病抽大烟掏腾空了家当。大伯还极其凝重地问我对他和父亲曾经吵架的事是啥看法。又喃喃地念叨老妈爱我胜过爱堂哥。记忆最深的是他叮咛我，长大后一定要想法子超过父亲的能耐。大伯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跟大人交流一样，丝毫没有教训的口吻。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伯父比父亲和蔼可亲得多，曾经因大伯与父亲的不睦而对大伯生出的些许怨气，也瞬间烟消云散。多年以后，我才深刻理解了大伯那次带我修坟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大伯在治家方面取得成功的话，我以为功劳簿上至少得为老妈记上超过一半的功劳。这源于发生在老妈身上更为可歌可泣的史实。
大伯和父亲虽属老大老二，但年龄差异甚大。老妈嫁给大伯时，父亲还穿着连脚裤。因为奶奶身体羸弱，老妈就把当娘的责任全揽下来。父亲是吃着老妈做的饭，穿着老妈做的衣服长大的。我的母亲娶进门时，老妈已四十多岁。母亲说老妈在她的心目中就是婆家妈。据说当年爷爷家法甚严，常给新媳妇的母亲挑刺。而老妈就像个护雏的老母鸡一样，时时为母亲遮风挡雨。母亲与老妈正是因了那段特殊岁月中奠定下牢不可破的情感基础，才致其后几十年虽历经风吹雨打，我们大家族的血缘纽带始终牢不可破。基于这特殊的背景，我们姊妹们问世后，母亲几番思忖，别出心裁地让我们把本应唤作大妈的伯母称作“老妈”，以示厚重。
老妈昔年以奶水养育小叔子的事堪称惊世骇俗。我最小的叔父出生之后，因为先天不足，又兼奶奶身体欠佳，缺少奶水，小叔父像病猫一样奄奄一息。那时候乡下人不太把新生儿的生命当回事，爷爷奶奶就打算把孩子扔掉。二十五岁的老妈当时正奶着自己的孩子，她竟在奶奶熟睡之际，偷偷溜进奶奶的屋子，把那个本应唤做弟弟的婴儿抱到自己房间，撩开衣襟，把自己的乳头塞到了婴儿的嘴里。后来，我小叔就吃着老妈的奶活了下来。老妈一把屎一把尿把小叔拉扯到独立生活后，又经管着小叔娶妻生子，如奶奶一般看管小叔的儿子。当然，小叔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堂弟堂妹们，也沿袭了我们对老妈的称谓。
老妈为小姑子抚养遗孤的事儿，堪称感天地泣鬼神。我的姑姑出嫁前与老妈相处极好，出嫁后仍是走动频繁。姑姑后来生了一儿一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女儿五岁、儿子不足半岁时，姑姑突然一病不起，竟至撒手西去。消息传到娘家时，一家大小五雷轰顶，但更为揪心的是姑姑留下的两个孩子该如何是好。谁能想到，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妈，忽然间擦去眼泪，提出把自己怀中还哺育着的二女儿，找个没儿没女的人家送出去，以便把姑姑的两个遗孤接来舅家，由她抚养。这方案居然就得到爷爷和大伯的认可。后来姑姑家的表兄和表姐就在我们家长大成人。而令人悲哀的是，为了表姐表兄，我那被送出去的堂姐，其后在收养的人家得病死了。据说老妈在得知消息后又是大哭了一场。
我一直以为，设若没有老妈的无量贤惠，大伯创造出的家庭辉煌一定会大打折扣。
因了生活的重压，大伯晚年的健康状况乏善可陈。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大伯就查出了严重的胃病。大伯来西安就诊时，我曾陪着他去大医院检查，到了饭点上，我们去馆子吃饭，对着桌上几碟简单的菜品，大伯说自己早年进西安城时，都是自带干粮，一个包谷面馍馍，就着自来水龙头嘬上几口，就是一顿饭，难为我还没挣下几个钱，就如此浪费。听着大伯掏心掏肺的话，我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
大伯很快做了手术，但奈何癌细胞已广泛扩散，手术宣告失败。大伯谢世前，某日把儿女们招呼到自己跟前，说他在十天之后的二月二日就要离开，让家人有个准备，丧事务必从简。这消息被村子里的人知悉后，都嘲讽大伯“九能”能得过火了，人生最后一程还生装能掐会算。不想就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这天的黎明，大伯果然真的就走了。于是大伯又有了绰号：九神。是年为一九八四年，大伯享年七十岁。
大伯既去，老妈一夜之间老态毕现。也许是当惯了配角，做主角的大伯谢幕后，老妈就觉得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其后几年中，老妈常念叨着要去找大伯。我最后一次看老妈时，给了老妈五十块钱。后来听堂姐说，半年后老妈去世换寿服时，衬衣口袋里仍装着五十元钱。我于是明白，老妈从来不习惯为自己花钱的。
大伯和老妈最后葬在一起。屈指算来，如今坟头上茂盛的野草枯枯荣荣已有三十多个轮回。每年的清明节与寒食节，我都如做功课一般准时到他们的坟前祭扫，从不敢落下。因为我无法承受对大伯与老妈稍有轻慢的心理压力。站在他们的坟前时，我常想，大伯虽曾是“罪犯”，但所谓的犯罪行为，或许正可理解为对当年左祸的正义控诉。历史证明，他是一个不容挑剔的平凡却又杰出的庄稼汉。至于老妈，则可以为她大书特书一部传记，并足以搬上银幕或荧屏。我甚至有一种冲动，觉得应当给大伯和老妈坟前各立一块碑石，前者刻上“农人楷模”，后者刻上“义薄云天”！
刘林海
二0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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