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继公车上书以后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蒲案
冯宝哲
学生运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提起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从汉代开始史书即有记载,宋明亦有典型。多发生于其政治腐败的王朝末年,主要是太学生及诸郡生徒为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争取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的斗争。进入近代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学生运动在各地更是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毛泽东主席甚至称其为“第二条战线”。他在1947年5月30日发表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指出:“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1224 ——1225页)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年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联合1200多名在京会试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虽然最终未能得到清政府的认可,但是它却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其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这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时隔十多年之后在陕西省蒲城县又发生了一次由同盟会员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蒲案。它比“五四”运动还早11年。现将其发生的背景、过程与结果详述于后:
孙中山
清朝末期,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列强入侵,内乱迭起,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不少最先觉醒的有志青年,为救民于水火,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他们到处串连,秘密结社,一时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纷纷成立。为了把各个革命团体统一起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在孙中山的倡导下,这三个组织宣布联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井勿幕
同盟会成立后,当时蒲城的井勿幕正在日本上学,他也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并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部长。他奉孙中山之命,秘密回国,联络宣传,负责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组织。1905年冬井勿幕回到了老家蒲城,发展了数十名同盟会员,计有李仲特(异材)、李桐轩(良材)、常铭卿(自新)、井岳秀(崧生)、李约祉、李仪祉、张拜云、陈会亭(同熙)、师子敬、李少符、李天佐、寇遐、王子端、韦协度、蒙浚生、常仙洲、李雅轩、刘泉生、原振之、王卓如、张东白、雷季阳等。李仲特还被选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驻西安主持全省的革命工作。常铭卿被选为陕西东路支会会长,留本县主持东府各县的革命活动。井勿幕在陕西省和蒲城县留下革命火种之后,即把主要力量放在晋、豫、川、甘等省的革命工作上以发展华北、西北的革命力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蒲城县成立了高等小学堂(设于考院之内)。同盟会员常铭卿、陈会亭、李桐轩等担任教习,他们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揭露清朝的反动统治,并在学生中发展同盟会组织,接纳了年龄较大的学生张鹏(云程)、窦树槐(荫三)、米天霜(森若)、米登岳(浚生)等十余人为同盟会员。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秋,该校加入同盟会的师生已有五十多人。李仲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蒲城县的同盟会员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联络在外的同乡,成立陕西省教育总会蒲城分会,常铭卿担任会长,杨鹤鸣为副会长,常仙洲为庶务员,雷季阳为书记员,寇孝庭、井岳秀等为演说员和评议员。教育分会成立后,同盟会利用教育分会的合法地位,在学生和城乡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讲学队、演出队,利用星期天和城乡集会向群众进行讲学和演出街头戏,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痛斥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李桐轩还编写了《黑龙江》、《一字狱》等戏本,广为宣传。这些进步活动在蒲城大地的影响愈来愈大,觉悟的群众越来越多,引起了蒲城县知县李体仁和城内一些劣绅的惊恐和注视,他们视进步师生和教育分会为眼中钉,攻击进步师生是“革命党”,诬蔑教育分会职员是“梁山贼寇”。李体仁还向陕甘都督升允打报告称:“中国祸患将来,不在外洋,而在萧墙之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况且常铭卿等在这以前就因为编修《蒲城县志》同李体仁发生过激烈冲突。当时常铭卿与李桐轩参与了修志工作,他们所撰的《义匪列传》受到李体仁的指责,常、李据理力争,李体仁怒而撕稿。双方本来就有积怨,又因常等屡以办理城乡初等小学不合定章之处,向知县李体仁要求改革及反对官府借外债修筑西潼铁路等事,由此引起了知县李体仁的记恨。常铭卿还曾要求派人清查原烈十年以来所管的公款帐项,也深为劣绅所仇视。于是李、原等勾结起来,策划于密室,图谋寻找借口挑起事端,妄想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高等小学堂管理刘友仁调升勉县教谕,李体仁企图派其心腹苏民章、冉澍川继任管理,暗中监视学堂师生活动,被学生识破阴谋,表示拒绝,以致彼此相持。李体仁来到学堂,学生提出自治二十条,要求准予自治,大意是,暂不续派管理,有事请由监督(李体仁自任监督)亲临办理,俟至年终另举妥人。李体仁迫于学生要求,勉强同意,并于学生自治规则上增加“不遇星期,学生不准外出”一条,其用意仍在限制学生活动。至九月初一日,那天,蒲城关帝庙前酬神演戏,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在场上演说,劝导妇女放足,因言语涉及到满汉的种族问题,有人从旁非议,随之发生口角,继而产生冲突。当地劣绅以学堂学生不守学规与人打架为由,禀报给知县李体仁。由此,李对学生更加反感。再加上九月初九日晚,教育分会会员雷电因厨夫魏姓常私自外出,疑有他故,潜侦其所向。至巡警局见他与县署轿班人员在一起赌博,雷便集合十几名学生冲散赌场,拿获赌具和何问章等四名赌犯,移送县府处理。李体仁自己身边的人犯法聚赌,让人逮了个正着,这让他很没面子。竟然恼羞成怒,指责学生胡作非为。一面上禀提学使,谓教育分会常会长越权妄为,要求解散教育分会;一面唆使贡生苏民章、冉澍川等诬告说:“教习唆使学生自治,以固禄位;学生博欢教习,图积多分。”李体仁在禀文上批了“禀如属实,教习、学生均欠文明”,并令将禀批传示学堂。常铭卿、陈会亭等教习认为这是有意侮辱,愤然辞职,于十二日搬出学堂。学生为挽留教习,以不愿荒废学业为理由,于十三日向李体仁上书辩诬,书中有“一犬吠而百犬和之”的话,颇有顶撞。李体仁阅之大怒,疑禀文出自常铭卿手,即派差役驱逐学生出学堂,锁了大门,贴上县正堂十字封条。学生不能上学,只好暂时到北街关帝庙内,成立"自治公学",推年长的学生雷忠诚、李望古、苏炳吉任教习,继续学习,并推选王之翰、米端蒙、张树仁三人密赴西安控告李体仁打击师生摧残教育。同时李体仁亦向省提学使诬禀:“学生迁出学堂,系教习指使,请准解散另招。”提学使余堃不察实情,批示县令“相机处治”。李体仁得到批示后,气焰十分嚣张,将教育分会立即解散,并将学生解散另招。 九月二十二日(10月16日),李体仁亲领差役二百余人,倾巢而出,手持武器,紧封四门,先到教育分会逮捕常铭卿、常仙洲、李雅轩,毁坏教育分会的大量器物。接着三班衙役又扑向北街,包围了关帝庙,去捣毁自治公学。李体仁先让学生代表雷忠诚、苏炳吉出见,一出来,李即喝令“绑了!”差役应声齐上,学生们见来者不善,一齐上前与衙役展开了搏斗。一时拳脚相向,喊声震耳。李体仁凶神恶煞一般在现场督阵。突然一根神棍抡来躲避不及,打在他的头上,把官帽打落在地。李体仁几乎摔倒,被左右的人扶住,头上起了一个大包,满脸血污,十分狼狈,停在一旁的大轿,也被打得破烂不堪。许多衙役受伤,鼻青眼肿。这天,县城正逢集会,人们听到北庙内人声喧闹,便都赶来看个究竟,关庙前霎时被围得水泄不通。劣绅原烈趁机煽动说学生造反,呼吁群众干与,现场群众不为所动,反而更加同情学生。学生们虽尽力抵御,但很多衙役上房揭瓦,倾力下砸,终因寡不敌众,四十余名学生全被缚绑。即使十二三岁也不能幸免。李体仁气急败坏,回署后,连夜坐堂,指令衙役们严刑拷打,逼迫师生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先将年龄较小的何绍仁叫出来毒打拷问,继叫雷忠诚问:“你是自治会会长,学生代表,派人上省告我,一定是革命党。”雷答:“我只知办学堂是力行新政,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李愈加怒恼,喝令打嘴。打一百无招,又打手三百,雷被打得手皮尽脱,仍然无招。接着又把苏炳吉、李望古、米登岳、傅冀、赵孟翔、窦荫三、常瀛、李亚轩、李九标等学生逐一唤出,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搬出学堂的指使人及当地革命党活动情况。学生冯士斌因在关帝庙抵御中打落了李体仁的帽子,被打得尤为残酷,曾绝气数次,用水激活,前后被杖一千,几至殒命。这些学生受刑后,虽嘴肿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气铮铮,无一人招供。李打完学生,又把常铭卿提出,说他是革命党,常不承认。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皮开肉绽,伤可见骨,连身子都浮肿起来,但常始终没有出声。整个刑讯期间,景况十分惨烈,乱发披面,血脸模糊,打毕,全部下狱。第二天,每人戴上重枷,街头示众,令差役鸣锣喝叫:“凡是在教育会者,速递悔词,改过自新,否则严惩不贷!”常铭卿受刑后写了《在狱中》一诗:“满城毒雾翳清秋,猛地移来作楚囚。镇日豺狼横肆虐,连宵蝴蝶总生愁。剥肤上切高堂痛,流血今遗国土羞。万里长途灰壮志,功名事业两悠悠。”抒发了自己的心怀。以后街巷间编出了“常铭卿,是英雄,挨了五百没吭声”的快板,赞扬这位革命先驱的硬骨头精神。
井岳秀
时任蒲城县衙户房代理主办的师子敬,是同盟会员,在李体仁审问师生时就在后堂,他发现自己已经引起李的怀疑,即果断出走,直奔井岳秀家商量对策。适逢井去友人同盟会员李天佐家为李葬母奔丧,师便将李体仁拷打师生之事,向井母和井妻作了简述,并交给井母200两银票,让其作为被押师生购药、送饭之用。并对井妻特别叮咛要将存于家中的同盟会秘密文件和会员花名册,妥善收藏,以防不测。井夫人赵彦云头脑机警,遇事不慌,迅速把密件封入罐中,埋于院内菊花下边。随之师子敬即去蒲城南乡西陈庄李天佐家报信。寇遐
李体仁对师生严刑逼供,其目的是找出同盟会的秘密,以便邀功请赏。岂知刑讯经夜,手段使尽,毫无所得。无奈即派原烈率领多名衙役,搜遍了教育分会和自治公学,除在常铭卿的住处,发现了总理小传和民报诸书外,其余一无所获。但是书籍财物却被抢掠一空。至于同盟会的秘密文件和会员花名册,原来都存放在常铭卿处,由于李体仁经常借事生端,找教育会和常铭卿的麻烦,为了安全起见,已经转移到井岳秀家中。原烈领人来搜查时,井夫人沉着应对,上至屋楼,下及井底,搜遍全宅,毫无所获。井岳秀闻讯,夜间翻越城墙潜回家中,将所有文件与名册付之一炬,陕西的革命火种才得以全部保留。否则,将尽丧于酷吏劣绅之手。
刑讯无口供,搜查无证据。李体仁、原烈穷凶极恶,派遣差役四处追捕离职的教习和在家的学生,并于每晚轮流刑讯在狱中的师生。有些人连续受刑七次仍守口如瓶。魔官的残暴毒辣引起了市民的公愤,他们同情革命师生,私下纷纷谴责恶吏暴行。城内商人原振之,不顾官方防守森严,设法通报消息,送钱送饭,进行营救。于右任
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外的同盟会员井岳秀、陈会亭、师子敬在城南西陈庄李天佐家会合,商量决定留李天佐在家善后母事,并组织营救被捕师生,井、陈、师三人连夜赶赴西安向省同盟会及教育总会报告事情经过。三人到西安找到组织后,痛述了被捕师生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师范学堂、高等学堂、陆军学堂、健本学堂、甘园学堂、师范附小等处,引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立即奔走疾呼,纷纷推举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并推举马骧、寇遐两位代表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一致主张严惩祸首。郭希仁、李仲特、李桐轩、张拜云、任师竹等知名人士也以咨议局和教育总会的名义向陕西提学使余堃提出抗议。省内商州、凤翔、同州等地中学,三原宏道学堂以及西安和各县的不少学堂相继罢课。西安20多所学校的学生游行队伍涌向钟楼,口号声此起彼伏,各校学生,提着浆糊桶,在街道墙上贴上了“李体仁摧残教育,罪该万死!”“蒲城血案,千古冤案!”“声援蒲城师生,讨回新政尊严!”“不惩李贼,誓不罢休!”等大标语,围观群众多达数万。一时间,陕西80多个州县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席卷陕西大地。李桐轩
集会学生还致函北京、上海及日本东京陕籍学生及官吏,呼吁支援。当时刚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在京的蒲城籍学生渊从极、李约祉、李仪祉等人,联络陕籍京官刘华、晏安澜等在京进步人士共三十多人,具本参劾,要求惩办民贼。上海、重庆和太原也很快掀起了声援罢课游行活动。于右任在上海《舆论报》上发表了声援“蒲案”的消息,中外各新闻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特别是留日的井勿幕、李元鼎、张季鸾等通过在日本出版的《夏声》杂志以“大无畏”的笔名,发表《蒲事感言》激昂陈词,历数李体仁、原烈的罪状,要求申明公理。景梅九在日本出版的《晋乘》报上也发了大量声援文章,在东京的晋、豫、秦、陇四省同乡会也对“蒲案”祸首,提出严正谴责。各地革命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义愤填膺,纷纷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和质问,旗帜鲜明地对暴行表示声讨。声援舆论汹涌澎湃,同情和支持来自四面八方。
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谕令陕西巡抚"将所呈各节,秉公确认,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陕西巡抚恩寿一看事态扩大,无法收拾,急忙派周楠代理蒲城知县,派王猷为查案委员,一同来蒲,处理此案。周、王二人暗中受贿,一再拖延,人们更加愤怒。李体仁深感众怒难犯,趁夜深人静之机,同几个亲信一道,潜出城门,逃之夭夭。独留下了原烈孓然一身,犹如丧家之犬。原烈一看,大势已去。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摇身一变,站到了受害者一边。他装着一本正经,往来于县衙、监狱,给被押学生传递消息,并借此敲诈勒索,从中弄钱。学生原斯健的父亲听说原烈出入衙门无阻,且又爱财贪利,遂从银号借银十两贿赂原烈,原斯健才得保释出狱。原斯键
原斯健是蒲城县东乡傅家庄人,家境贫寒,以农为生。他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时只有17岁。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上学,忧国忧民,抱负不凡。学校的教习都很器重他,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他既是埋头学习的尖子,又是宣传鼓动的高手。每出外讲演,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令听者深受感动。在这次事件中,原斯健又多次顶撞原烈,原烈对其恨之入骨,被捕后给李体仁递了条子,要求对其倍加苛刻。在被审讯时,原斯健又坚强不屈,以致屡遭酷刑,多次晕厥,伤势日重,出狱后虽经多方医治,但仍无力回天,最后光荣牺牲。
李约祉
原斯健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各地反应强烈,同仇敌忾,县城与西安分别开会追悼公祭,祭文挽联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原斯健的哀思和对官绅的愤慨。11月17日蒲城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其师常铭卿所写的挽联是:“立志慕三闾大夫,劳我招魂,何殊于古;著论骂四朝宰相,知君血性,固当有今。”蒲城地方人士还指名道姓,嵌入凶手李体仁、原烈(字真臣)的姓名作联,揭露其丑恶灵魂。其联是:“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小人体仁,足以杀人,宦途中有此魔官,偏为蒲城留纪念;古之直臣,忠而且烈,今之直臣,忠而不烈,儒林内生斯败类,忍教桑梓起风潮。”和“直道难行,原乃德之贼;臣罪当诛,烈如彼其卑。”11月20日西安各界在卧龙寺集会隆重追悼,到会三百多人。西安高等学堂的祭文写道:“何日杀贼,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西安师范学堂的祭文写道:“宁牺牲夫六尺兮,毋坏我辈自由,……祝群起以沁航兮,誓破釜而沉舟。”高等学堂的挽联是:“贼民最失民心,倘国法犹存,就请李体仁入瓮;杀士尤伤士气,岂斯文将丧,特从蒲城县发端。”健本学堂的挽联是:“官绅朋比为奸,仇新政,戕学生,相彼李贼,竟供强权施毒手;师弟无辜罹祸,受非刑,入黑狱,哀我原君,独因负痛殒残躯。”甘园学堂的挽联是:“县官可畏,封学堂,杀学生,赖有爪牙施毒手;童子何知,号同声,哭同泪,痛彻肌肤共灰心。”蒲城旅省同人的挽联是:“痛斯人冤被酷刑,竟致英才弱一个;愿吾辈同伸义愤,莫教遗祸遍三秦。”蒲城旅省学生挽联是:“人各有心,已视同胞维桑吾朋如草芥;君何不幸,而为中国陕西蒲城之学生。”汉中的挽联是:“无罪而杀士,史传中罕此酷吏;何心再读书,学界外早觅生机。”商州的挽联是:“吾君抱满腹热肠,明自治义,存竞争心,绝不料平地风波,一旦含冤归泉下;我辈具数行血泪,就前途观,作退步想,最堪叹漫天雾翳,百年遗恨在人间。”白河的挽联是:“二百里凶讣飞来,兹以求学热心,竟遭惨祸;十七年英才抱负,竟致沉冤终古,能勿伤心。”在追悼大会上,许多学生悲愤之中放声大哭,众人纷纷落泪,场面凄惨,十分感人。李仪祉
李桐轩等还以原斯健亲属的名义,书写冤状到北京控告李体仁、原烈于清廷最高层。原烈为了逃避责任,给医生傅玉祥行贿白银50两,让他出庭作伪证说原斯健是病死的。李体仁也奔走于北京各王室,哀求庇护。这时光绪帝已死,宣统即位,摄政王载灃处理朝政,他看到群情激愤,深感棘手,难以收拾,便将李体仁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教习、学生全部释放,并令同州知府陈润灿、白水知县彭承恩和新派的蒲城知县陈官绍会同处理。对于原烈,在群众的揭发下,又查获了贪污学银600余两等许多贪赃枉法的罪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追令限期退脏。对学堂及教育会被抢去的书籍、衣物、开具清单,由原烈、衙役负责赔偿。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三方在蒲城县衙西华亭会同宣布了结此案。史称“蒲案”。常铭卿获释后,作《出狱》诗曰:“一骑飞来忽到关。惊传新令出长安。崇朝旧篆随风卷,半夜单车行路难,蒿目棘生芹泮苦,伤心雪满独庭寒。五陵壮气今犹在,莫逞强横浪摧残。”
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在这场斗争中革命者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无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战胜了腐朽势力,民主思潮日益澎湃,革命组织更加壮大。“蒲案”斗争的胜利,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全国取得的唯一一次政治斗争的胜利。是展示反帝反封建力量的重大事件。迫使陕西当局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给同盟会在陕西乃至西北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为三年后辛亥革命的爆发在陕西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陕西是响应辛亥革命最早的省份之一,而蒲案则为陕西的革命火种起到了培育、锻炼的助推作用,蒲城大地一批后来的仁人志士,大都是“蒲案”的参与者或受其影响的觉醒者,几乎所有后来影响陕西历史的著名人物,都曾在事件前后留下过自己的身影。如引燃火种的井勿幕,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辛亥革命前回陕西组织起义,促使陕西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二枪,“反正”后任陕西军政府北路招讨使、关中道尹,反袁时任靖国军总指挥。在日本助阵的李元鼎,“反正”后任陕西大都督府秘书长兼教育司司长,反袁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秘书长,后任国民政府审计部部长,另一在日助阵者张季鸾(榆林人),“反正”后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后任《大公报》总编辑。学运组织者常铭卿,“反正”后任陕西军政府秘书长。与常一起辞职的教习陈会亭(华阴人),“反正”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保管密件的井岳秀,系井勿幕胞兄,“反正”后任陕西军政府北路安抚使,后任陕北镇守使,西北路联军总司令等职。学运中坚李桐轩,后任陕西咨议局副议长,并创办“易俗社”,如今与莫斯科大剧院和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其长子李约祉、次子李仪祉在北京为“蒲案”奔走呼号。“反正”后李约祉督办陕北学务,并先后任易俗社教务主任、评议长、社长等职,毕生从事戏曲改革。李仪祉专攻水利,曾任陕西省水利局长、建设厅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被人们尊为“现代水圣”。报信的师子敬(富平人),“反正”后任渭北劝捐使。学运中西安各校学生代表寇遐,“反正”后任陕西临时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与冯玉祥、胡景翼发动的反曹琨的“北京政变”,任工商总长。在日本声援的景梅九(山西运城人),“反正”后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在外营救的李天佐,在渭北建立第一个同盟会小组,“反正”后任渭北民团副使。此外,“蒲案”还唤醒了蒲城武林中的杨虎城、郭坚、岳维峻等人,受害师生藐视权贵的铮铮风骨,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给他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他们认识到要铲除世间不平,只有组织起来,依靠群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蒲案”是在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下发生的推翻黑暗王朝在陕西的前奏曲。是蒲城历史上光彩照人悲壮雄伟的一页。
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编辑:叶子 莹心美编: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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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赋部
部长 汪雯(江苏)
副部长 文墨冰言 胜利(河北)
编委 周镇添(广东)张永庄 (河北) 李杰猛(湖北)连丙堂(河北)李振汉(辽宁)陈立新(江苏)铃龙(江苏)蒋兴国(江苏)葛君(海南)付胜光(陕西)冯宝哲(陕西)(添加中)
古风部
部长 李元超(河北)
副部长 魏增才(河北)
编委
闫俊山(河北)成俊峰(陕西)唐永恩(上海)李德宛(陕西)槐丙让(河北)(添加中)
新诗部
部长 胡乃华(辽宁)
副部长 张荫成(河北)
编委
杨慧月(湖北) 卢庆学(河北)吴萍(安徽)赵雪梅(吉林)杨永振(北京)邓自然(湖南)赵芳香(陕西)王苍洲(陕西)李耀国(天津)攸春仙(山西)钟家奇(湖南)刘小奇(陕西)许增正(陕西)(添加中)
散文部
部长 莹心(山东)
副部长 李华(河北)
编委
铁裕(云南) 王玉(河南)清风月(河北)王新平(陕西)李东林(陕西)(添加中)冷月(北京)潘远芬(天津)袁占凯(河北)田方芝(山东) 李密林(河北)齐英华(山西)陈新安(陕西)王全峰(陕西)
小说部
部长 贺宝璇(山东)
副部长 张合军(河北)任春铭(山东)
编委
王振伟(吉林)李拴强(陕西)(添加中)
杂文部
部长 熊静中(河北)
副部长 王俊颖(河北)
编委(添加中)
书画部
部长 胡胜利(北京)
副部长 王栓柱(河北)
编委
王春阳(河北) 邢富强(河北)仇建庄(陕西)刘进海(陕西)周继业(陕西)支铁锤(陕西)姚万杰(陕西)许炳荣(陕西)雷鸿飞(陕西)计泽潭(河北)雷百计(陕西)乔永胜(陕西)岳七虎(陕西)田小弟(陕西)毛凯(陕西)齐宝田(山东)卢绪高(山东)冯登厚(陕西)张培良(陕西)贺志明(陕西)潘琦(陕西)徒超(陕西)周君明(陕西)王学艺(陕西)(添加中)
影视部
部长 耿进柱(河北)
副部长 高聪英(河北)
编委
宋闯(黑龙江)许毅斌(陕西)任山泉(陕西)(添加中)
榜书部
部长 胡兴民(陕西)
副部长 郭青凡(陕西)
编委
雨田四郎(陕西) 程引岳(陕西)田德有(陕西)张学印(陕西)赵云斌(陕西)胡玉全(陕西)肖红斌(陕西)陈宏伟(陕西)张培良(陕西)刘进海(陕西)潘琦(陕西)陈兴顺(陕西)齐宝田(山东)
美编部
部长 王彩维(陕西)
副部长 郑翠利(陕西)
编委
婉萍(山东) 王申未(陕西) 梁聪苗(陕西)赵香利(陕西)孟五利(陕西)田保寿(陕西)(添加中)
诗评部
部长 秦本云(湖北)
副部长 宋京平(四川)
评委
刘朝智(陕西)李剑东(黑龙江)刘丰彦(陕西)高润南(陕西)(添加中)
直播部
部长 李海龙(陕西)
编委 李民龙(陕西) 任隽(陕西)
戏曲部
部长 刘奎芬
副部长 刘冬至 孟凡志 李飞
艺术指导 葛建州 孟凡志
部长助理 王俊茹 王焕生
后勤管理 孟凡成
摄像 王建民
编委
陈瑞发 张庆增 罗淑花 罗淑琴 杨双银 崔文秀 王新玲 陈秀峰 蔡香梅 刘秀清 毕站稳 汤富花 刘永清 邓春兰 刘铁桥 刘香平 孔维华 王福利 李凤霞 张凤霞 方明 裘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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