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邂逅零落的儒宗
——从洪楼教堂到闵子骞墓
胡春雨
上篇：天主与天道
居住济南东城的洪家楼一带，断续已是多年，至少为青少年时代，留下了一大半最青涩的记忆。闻名遐迩的地标，当然是洪家楼教堂了：哥特式的建筑充满异域风情，峭拔的双塔高耸着十字架，透着宗教的肃穆，让信众仰望天主的荣光，彰显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与审美气度，令古老的城市更加多彩。但我从未想起过走进教堂，大约心灵上少了点交集，多了点疏离，也不相信如此神圣的所在，会向我这没有信仰的俗人开放。偶闻一位信教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教堂对世人是开放的——的确，没有传播传承，如何赢得信仰？何况善于传播福音，矢志改变世界的基督教！癸卯新秋，双节交汇，到处人山人海，于是选择教堂作就近之游。
走进宗教世界，乃知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分庭抗礼，历史上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逐步发展为基督教的两大流派。所谓公教，意在标榜其代表基督教文明的普世性，这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信了。教会和教堂，承载着宗教信仰，用一系列教规教义与礼仪节俗，把信众团结起来，让尘世中的人们享受宗教生活，获得心灵慰藉，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传教活动逐步深入内地，经过长期酝酿，历经八国联军之役，洪家楼教堂由外籍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修建。虽然在世界基督教发展史上，不可能高踞一席之地，但在华北地区可是响当当的三大教堂之一，难怪济南人奉若珍宝。
基督教信仰天主或谓上帝，我原以为只是来自西方的名物，偶遇宗教文化，方知其脱胎于上古时代中华先民的主要信仰。其中天主与山东人关系最近，《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总之天主出自古代山东，在本地神系中排行第一，由此间接命名了泱泱大齐。
耶稣被信众奉为救世主，乃基督教的创立者，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大约相当于东方的孔子。作为教主的耶稣难免亦人亦神，被当作天主的独子，所谓“道成肉身”，大约是指宇宙真理的化身。而我们的先师所以为先师，首在是与普罗大众同样的人——有着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心灵，共同的喜怒哀乐。《史记-礼书》所谓“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靠人情而作仪”，世间达道原本出自人类心性，尽管我们也要“尊圣与天等”，但圣人从不是来自世外的神明，而是以其至诚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而洞察真理、遵循天道，“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让世界太平美好，“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切事在人为，可以参天而立。
至于上帝，在《诗经》等中华元典中更是所见不鲜，譬如《大雅-文王之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总之是说只有赢得民众才能获得上帝眷顾，而上帝无疑乃主宰宇宙的最高神。只不过，历经周公孔子以来的人文教化，中国人早已超越对外在神明的信仰而回归人心，相信人类天赋的道德理性——尽管神界的天庭之中，我们的昊天上帝或玉皇大帝依旧主宰着世界，当他真正降临世间，却是人类可以体认而践行的天理天则与天良，由此让宇宙真理与人类文明相统一。因此，孟子说“尽性知天”，中国人所谓神明，无非人类固有的性灵与良知，朱子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也。”故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让我们从固有的天良出发，于尘世之中构建大同世界。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底色，让中华文明与驻足神本主义的西方文明，走向不同路径。
于是，当基督教搭乘科技文明的巨浪涤荡中土，中国人久已淡漠的古老信仰也被赋予新生，上帝与天主似乎变成西方人的模样。谛视基督教的上帝，好比我们的天道，同样主宰着世界，而且无形体无方位，同样周行于世界、作用于人心，是为上帝“三位一体”中的“圣灵”。这种神学表达，颇让人想起《系辞上传》所说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个伟大的宗教，必然在深处洞察着整个宇宙，与中华文明虽有不同特质，但其内在精神一定可以会通。
在其“原罪”论中，我曾以为西方人乃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乃知他们的终极信仰同样是“上帝爱世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只是人类因被引诱而坠落，需要神的救赎，可谓意味深长。这种曲折的宗教叙事，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大可相反相成，譬如董仲舒所谓“天，仁也”，普育万物，生生不息，也指出“天之副在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人的形体、性情、道德莫不来自天，毕竟天人合一，人只是宇宙大生命的一部分。只不过先圣告诫我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特重天理人欲之辩，让人类自觉战胜私心杂念，回归固有良知。在此自我“救赎”中，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会通中西，不同文明来自不同的历史沉淀，在各自的土地上自本自根，历经千百年成长而根深叶茂，赋予中西民族各自文化生命。当地球村时代到来，人类共处一个“天下”，更需要彼此理解、求同存异，方能各甘其食、各美其服。基督教无疑乃西方文明的主干，就像儒家之于中华文明，在人类深度交流交融的历史大势中，完全可以通过嫁接转化，为中华文明之树增长新枝。“海纳百川”，自古不同宗教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处，莫非劝人向善，可以辅助教化。其中的前提，是回归固有的中华文化主体地位，让固有的文化根柢重焕勃勃生机。倘若根柢砍了，主干伐了，又谈何吐故纳新？
对于宗教，我终究是个外行，很难深入进去，看热闹是看不了多久的，瞅着时间还早，于是信步向着前面的百花公园走去，打算在步履可及的地方，看一看秋天。孰料在一转弯的角落里，遇到了先儒闵子骞墓，正默默地看着熙来攘往的后人。
中篇：先儒与文脉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闵损，字子骞”，以德行著称。如果数人头的话，闵子骞位列“孔门十哲”之一，与耶稣十二门徒应该有一比。如此说来，济南人身边的闵子骞墓，当然是中华文化史上响当当的圣地了。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大家对闵子骞的孝行无可挑剔。太史公盛赞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曾经谢绝鲁国权臣的高官厚禄，只因“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不啻犬彘”，毅然决然宁可出走：“如有复我者，则我必在汶上矣。”乃知儒门所谓德行之科，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树立了楷模，让中国人有为有守。
在广泛流传民间的《二十四孝》中，继开篇舜耕历山“孝感动天”之后，闵子骞以鞭打芦花“单衣顺亲”的故事，让孝文化从童年扎根民族心灵，也让济南有幸成为双重的孝文化圣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当继母只给闵子骞用芦花做的棉袄御寒，被父亲发现后愤而休妻，正值冲龄的闵子骞却乞求父亲，看在两个异母弟弟的份上息怒，最终保全了家庭，维护了人伦，成就了仁孝。二十四孝的故事，穿越千载流变，是中国人的宗教叙事，还是封建愚昧？
走进今日闵子骞墓，一方小院，一椽祠堂，一尊塑像，一抔古冢，周围堆放着四处搜集而来的碑刻遗物，挂出孝文化博物馆的匾额，比起隔壁人流如织的百花公园，显得格外清净。
与基督教热衷修教堂做礼拜不同，历史号称中国人的宗教，自古以人文教化凝聚共同价值，通过特有的祭祀文化缅怀前贤、传承文脉。故《礼记-祭义》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首先便是“贵有德”，其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在于，“此五者，先王所以定天下也”。为此需要结合天时人事，开展庄重、持续而有节奏的祭祀礼仪活动，“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所谓春秋祭祀以时，迄今在民间节俗中仍有遗留。倘若失去了这种精神传承，就难免“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崩；三年不为乐，乐必坏”了。祠堂建筑以无用为大用，由此成为延续民族记忆、传承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信仰不是迷信，让中国人把历史留在身边，把丰碑树在大地。
与中华先哲的尊崇地位相称，历史上的闵子骞墓规模宏大，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残存着六七万平方米。然而毫无悬念的是，一切文化遗产无法逃离文革那场空前的浩劫。一百多年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心理阴影下，中国人民族信仰丧失，文化自信崩溃，作为思想学术中心的经学被肢解，“打倒孔家店”首当其冲，反传统的传统成为传统。当年梁启超先生预言的“公共信条失坠”，国民的思想行为“一切无复标准”不幸言中，势必危及国家社会之维系，在天翻地覆的国家震荡中，让一切灾难成为可能。改革开放几十年下来，国家逐步走向正轨，我们忙着吃饱穿暖，挣脱落后挨打，赶上世界潮流，还远没有走出中华文化的百年断层。如今这个断层就在眼前，就在你我心中的无知与冷漠，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任重道远。
据祠堂墙壁上的文字介绍，“闵子骞，鲁人也，齐相田襄子者执厚币以聘之，骞欲传圣道于齐，忻然就道”，为了实践文化理想终老于齐。死后葬于济南北郊的华山，后迁往今址。到了大宋熙宁年间，一旦文化复兴，朝廷势必“崇儒重道，访圣贤孑遗，扶名教之笺续，凡先世之名贤，皆立祠以祀焉”，与济阳闻韶台作为“先圣过化之地”都要修建纪念建筑是一个道理。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播传承，必须融入现实生活，才能深入广大民众，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与基督教标榜政教分离、依靠教会维系信仰的历史路径不同，中国自古以文化指导政治，以政治领导社会，政府负有重要教化职能，看重“政教相维”的关系。每个可大可久的文化体系，都有其固有的方式，按照其内在逻辑展开，道不虚行，不可或缺。
至于历史文化名人的命运，总是与天下文运相表里，身后的荣辱属于来者。
下篇：孝道与孝经
闵子骞的伟大，在于乃中华孝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与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教等宗教文明不同，据梁漱溟先生阐释，“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因此“中国以道德代宗教”，自古“以伦理组织社会”，这是不可改变、不容斫丧的文明特质。
在中国大地上，“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无论宗教、德教，一个民族必须有所信、有所仰，才能有所畏惧、有所止，才能千秋万代走下去。所谓“孝治天下”，在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谱系中，孝文化自古居于基础地位。《礼记-祭统》云：“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既然孝文化来自天道人伦，郑玄所谓“顺于德教”，此处的“畜”字不妨训作蕴蓄、积聚之义，至于物质上“畜养其亲”，当然是最基本的了。
关于孝的本义，《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可见，父子相承，循环无已，让中国人的生命在相扶中前行，在恩义中安顿，在天伦中永续。这一切，只是从家庭生活开始，而家庭未尝不是每一个人的归宿与港湾。孝读作肖，意味着继承，既是家族与民族因其共同基因而面貌相似，更是精神血脉的代代传承。因此孟子见过一句颇为老土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人们信仰生命，信仰传承，这种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人口问题是什么怎么办，需要留给后人继续思考。在血脉传承的继承上，《中庸》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以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守卫祖产、光大祖业，积水成川、家国同构，留下如此广土众民的祖国。如此说来，百年来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何尝不是演绎了一个孝字！
也就不难理解，王夫之《周易外传》云：“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前人与来者构成永恒的世界，生命历程不只是当下薄薄的平面。在中国人看来，人间的孝道归根结底来自天理，乃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地父母无私的养育，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造物主”。《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直到文明降生，赐予了人类文化生命。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张载《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幼弱，所以幼其幼……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一个孝字，写出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生命观以至国家观，乃一种自然观、整体观也是价值观：宇宙生命乃共同整体，国家也不是西方政治哲学所谓“必要的恶”，大我小我你我之间，不外天然的伦理关系，其中只需一念之善，何劳贪婪放肆、你争我夺？在这样的文化精神里，没有原罪。
因此，伦理中国的支撑、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同世界的向往，离不开一部《孝经》。孔子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自古“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作用如此之大，要点如此之简。践行美德只在生活之中，从珍惜生命健康到实现生命价值，无非仁者自爱而爱人的态度，贯穿于全部人生之旅：“始于事亲，
为此，上到国家领袖，只有与人为善，团结内外，“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身作则，努力为人民谋求福祉，才能实践“天子之孝”。无论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还是崇德向善，身体力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才能守住祖先的血脉与光荣，避免因骄奢淫逸忘了自己。就算普罗大众，也要心存善念，忠顺不失，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人，养好自己的家。乃知孝文化培育的，乃“仁厚肫挚”的文化品格，让中国人懂得我不仅是一己之我，不是孤立的原子，只是苟活当下放浪一世。我之为我，在于以永恒价值的永恒追求中成就我。
“百善孝为先”，国家通过推行教化，把博爱、德义、敬让的道德精神纳入国风民俗，形成和睦的社会氛围，力图让中国人战胜粗俗鄙陋，成为“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做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的君子，最重要的文化意义，是要为中华民族培养一颗高贵的心。将孝道贯穿于生命全过程，“居则致其敬，养则
人类文明社会的构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由近及远、由家而国，在现世生活中展开框架。其中的精神实质，不过是“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抚摸人心，生活可以不富裕，但不能无尊严，是为“至德要道”。当美德塑造品格，“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一个社会的构建，倘若只有外在的法律制裁，而没有自觉的道德支撑，将无法驾驭不可测度的人心。人类面对的困境，是努力用法律调整秩序，而法律往往被利益调整。
一部《孝经》，以短小的篇幅讲述宏大的道理，以浅近的抓手展开光明的事业，巨细兼顾，纲举目张，从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出生入死，代代相承，让中国人过上道德理性的生活。祭拜闵子骞墓，是为了延续我们的文化香火，弘扬我们的文化精神，让我们一代代活下去，活出品质，活出尊严，活出价值。
黄帝纪元四七二零年秋八月于海右鹊华堂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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