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糟心的社会关系

             文/刘林海

     上个月，母亲在老家辞世。依着乡俗为母亲治丧期间，远近闻讯的亲戚们自然上门吊唁。客主间嘘寒问暖中，聊及曾经相互糟心过的“社会关系”，不由扼腕嗟叹。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村子里重新核定阶级成分。那一阵子，我从父辈们阴云密布的脸上读出了大祸临头前的恐惧。在大人们露言露语中，得知我们家属于漏划富农，现时的中农成分可能要调升。某一日，家里来了一群人，内中还有不认识的陌生者。他们在屋子里转了几圈，指指点点后，让母亲打开屋角的书柜。母亲温言细语地解释，说锁书柜的钥匙让外出的父亲带走了。那个头儿似的陌生人指令找斧子砸开柜锁。幸得有人解围说给陈老师个面子，过几天再来核查也行。晚上母亲跟父亲说，她不敢开柜的原因，是怕人家看见那台值些钱的熊猫牌收音机，又庆幸多亏那个曾经当过学生的人帮了腔。过了一段时间，村里的陌生人走了，重新定成分的事也不了了之。再后来，听人说没有为我家调升成分的原因，是因了我那在青海做小官的叔父。

     直到我上学后，在频繁填报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中，我才明白那场与我家擦肩而过的灾难有多可怕。如果没有叔父的庇护，抑或没有母亲拒绝开柜一节，我的家庭，我的命运，肯定就改写了。

     每到开学或参加各类活动时，学生们都需要填写表格。而表格中社会关系一栏最令我头疼。同学们相互炫耀着把那一行行舅、叔、姑、姨及其贫农、雇农成分的内容争先传阅，甚至大声朗读，唯我却对家庭重要的亲戚状况如何填报一筹莫展。因为老师要求大家把社会关系务必填得详细一点，不得已时，就常跟父母刨根问底。母亲却屡屡摇着头，叹气说咱家亲戚少。

    后来长大一些，就终于明白，我家里社会关系贫乏的真正原因，不是少，而是太糟心了。

     当年，我那裹着三寸金莲的奶奶，被人用轿子从一韩姓大户人家抬到我们刘家。韩家后来就成了我的舅爷家。舅爷家是当地村子里的大财东，广有田产，又兼门中在外为官、经商者众，日子甚是兴隆。身为富家千金的奶奶之所以肯下嫁爷爷，概因我家光景也殷实，且祖上还占着功名，虽家道稍有中落，总还算门当户对。但这本属顺理成章的秦晋之好，解放后就显得有些别扭。舅爷家先是定为小土地出租的成分，再后来，又补定为地主，自然就被划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舅爷家曾被人抄家，搜罗出来的金银细软集中在一起。偏就在那财物拟定上交的前一天晚上，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把置放财物的房子化为灰烬，财物悉数不翼而飞。事件惊动了县公安局，警察在村子里忙活了几天，到末了却未有任何结论。这宗离奇的案子遂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偏我的舅爷是个仔细人，把村里没收的财物和别人分走的田产在一个小本子上做了记录。用舅爷之后的交代，他不过是想做个纪念，以便于死后跟地下的先人有个交待。不慎那小本被别人发现后抢走。最后小本被定性为“变天账”。舅爷就在其后因这本无恶意的举动，被枪毙于广众之中。

     在那个难论是非的岁月中，一旦成为阶级敌人，就基本丧失了参加社会交往的权利，否则，“反革命串连”的罪行吃不了兜着走。舅爷家自是不敢再与我家走动。再说我家本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敢再上舅爷家没事找事。一直到了八十年代，舅爷的后人带着冤状去北京上访。幸得那时政通人和，在中央部门的直接干预下，舅爷家的地主帽子被摘掉，舅爷反革命罪案予以平反。对当年没收财物及处决舅爷一节，政府赔偿了一万五千元。舅爷家回归了人民的行列，我们两家中断了几十年的往来，始得恢复。

     奶奶嫁到我们刘家后生了七个儿女，据说长女和次女都是天生丽质，秀外慧中。她们是我的大姑和二姑，因了天赋异禀，都步入豪门。但却在其后皆为娘家惹了麻烦。

     我的大姑嫁给了县城的一个曹姓青年，就是我的大姑父。大姑父是少有的文化人，年轻时血气方刚。早年袁世凯的公子勾结美国佬盗窃昭陵六骏时，大姑父曾与乡绅一道设伏拦截。大姑父后来飞黄腾达，官至礼泉县国民政府兵役局局长。父亲读书时，曾得大姑父提携资助，多有感激。听父亲说，大姑父红火时，府中设有两道荷枪的门岗。有如此的身世，大姑父解放后自然就被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收监待决。父亲晚年曾不无欣慰地说，自己一生中干的最惊心动魄却也无怨无悔的事，就是当年在县公安局工作时，仗着年轻胆肥，利用职务之便，把大姑父的犯罪案卷做了手脚。父亲所述之事，到底与大姑父当年逃得一命的结局有无关系，不得而知，但听老辈人讲，大姑父在解放后能把命保住，堪称奇迹一桩。但父亲到底还是为他的鲁莽付出了代价。在父亲坚不认账，死无对证的情形中，父亲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嫌疑人员，仍是迫不得已地脱下了公安制服，改行从教。基于父亲与大姑父的情感，我们两家其实一直保持来往。母亲在妹子月子时，就是在大姑父家安身的。但这些来往基本处于地下状态。逢年过节时，我们两家根本不敢公开走动，一般场合中，也绝不敢承认有这样的社会关系。直到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大姑父以其七十多岁的高龄，走出高墙过上正常生活，我们才理直气壮地走动起来。

     我的二姑当年被泾河岸边一张姓大户人家娶回家。作为富家子弟的二姑父当然也是有文化、有志向的好男儿。二姑父家大号“忠恕堂”，拥有田产六百余亩，房屋二百余间，商铺多处，雇工无数。但二姑父家为富且仁，在方圆几十里善名远扬。其乐善好施之德性，为乡民津津乐道。及至解放初年，仍扮演着拥护政府，慈善乡里的大宅门角色。抗美援朝之时，二姑夫家为全体陕西籍志愿军将士各户捐赠一大罐珍品什锦酱菜，一时传为佳话。但随着其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地主的帽子很快压得二姑父一家透不过气来。房屋土地没收不算，大小批斗会让一家老小难有宁日。屋漏偏逢连阴雨，二姑生下表哥后不到一年，染疴归西，嗷嗷待哺的表哥小命难保。无奈之际，我的大娘，也即二姑的嫂子将自家刚出生的女儿送了人，腾出奶水喂养起表哥来。表哥后来就在我们刘家长大成人。但此一节感人之事，却竟被“革命群众”斥为替恶霸地主抚养崽子。表哥长大回到张家后，也就不太敢常回舅家。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后，二姑父已逝的父亲被人从坟中扒出来，随葬的东西不管值钱与否，一抢而空。尸骨被抛散于壕沟，任由顽童踢耍。二姑父家被扒祖坟的消息传到我们村时，一帮造反派奔走相告。谁知更有丧心病狂者，提议来个如法炮制，让我家也尝尝革命的味道。于是，我太爷爷的坟冢竟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挖开。据说太爷爷的陪葬物仅为一把水烟袋和一副眼镜，竟被时任村革委会头头拿回家奉给自己健在的父亲。太爷爷墓室四周的方砖，扒出来作了生产队牲口圈的墙基。面对如此暴行，我们族中男女老少噤若寒蝉。在无与伦比的高压之下，我们与二姑夫一家逼迫断绝了关系。这情形一直延续到新时代的到来。

    说到我的舅家，也好不到哪里去。虽家庭成分定得不高，但姥爷的身份一直像魔咒一样笼罩着后辈。姥爷与姥姥都是读书人，姥姥娘家是县城的望族，姥爷的祖上曾做过不小的官。姥爷年轻时在冯玉祥的军队中任过职，解甲后当了小学校的校长。这些背景本就不清不白，要命的是姥爷曾被人在敌伪档案中发现任职过伪国大代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尽管姥爷矢口否认，但还是被定性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帽子几乎等同于历史反革命的翻版，如何能让人直起腰来？对姥爷的身份，我常像做了贼一样，生怕别人知道了底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成分是每个人脱不掉的标签。且这种标签与生俱来，任由个人拼命努力，却必须终其一生受制于玆。标签不亮，一切为人的上升渠道都会大门紧闭。年轻人参军、提干、招工诸项，统统无缘。学生升学也只能在推荐中作为垫背人。更为可悲的是，连正常婚姻的权利也会在无形中被剥夺，任是个人品行再优秀，也只配与瞎子、跛子之类的残疾结缘。而这标签时时还会因社会关系发生相互污染，一旦沾上地、富、反、坏、右的亲戚，基本上就属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我的家庭本就底色不亮，又因父亲在旧时代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直若即若离。诸多因素叠加，如何不令我们当年在对待社会关系上战战兢兢。现在提起这些事，既感好笑又感伤心。唏嘘中，惟愿社会一直向好，让那些荒唐的事情成为永久的记忆。

                刘林海

        二0二三年十月五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