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心灵的火焰》是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分三步。第一部：在农村；第二部：返城进工厂；第三部：都市。三部曲各自独立，却又有必然的联系与穿插。小说通过大量的场景描写，生活描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写到九十年代中期，充分展示了一代知青人二十多年中所经历的苦难和磨难，以及抗争、奋发、成长的过程。知识青年这一历史产物，所经受的一切，为时代付出了的青春牺牲。这些历练，使他们成为新中国最具抗压的一大批人，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军中，在改革开放的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产生了一批中流砥柱的优秀人物人才，担起了承前启后，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小说第一部通过主人翁林莺与李世强的爱情故事，展示了一代知青人在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中的矛盾，在不懈的努力与艰苦的奋斗中，在与地方权贵、恶势力的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挫折、屈辱摧残以及成长过程。揭示了知青们在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与命运道路。

                 心灵的火焰

        长篇小说*三部曲*第一卷

                  作者：天恩

                          上卷

                      第十七章

       “我犯了啥罪？老天爷啊！你就这么惩罚我呀？”他觉得又亏又冤，天旋地转。“世道太不公平了，曲二婶、张嫂也卖了鸡蛋，人家却都走掉，只留下自己这个倒霉蛋。一个还没卖，人就来收；眼看着幸运地跑了，谁知又遇上个要买鸡蛋的人死死缠住不放；才交易上，却被抓送到公社。现在回想，要是当时不跑，直接送到收购站就好了，也不会遭这份罪，受这苦了。都怪自己太慌张，连杨老汉差点也陪着自己遭殃受连累。看样，这个灾，躲都躲不过去。唉，现在说啥也迟了。”李嫂越想越觉得难受，泪水像遮不住风雨的漏屋，一个劲不停往下滴答。

民兵排长高泉只带了三个民兵，另还有三个市场管理人员。看到人们骚乱起来，要夺手中武器，就吓得有点慌了。三个民兵“哗”地一下全拉开了枪栓，对着骚乱的人群。

       李振男听着高泉任原原本本真实讲述来由，一会儿皱着眉，一会儿生气地看着自己老婆，一会儿又愤怒地瞪着眼。最后，李振男站在土堆上喊道：“乡党们，大家也都听到、看到了吧？就为一笼鸡蛋买卖，把俺婆娘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成了‘黑鸡婆’。大家说，咱农户人家，外头没有经济收入，谁家不养个猪，养几个鸡，卖个鸡蛋啥的？俺家人多，口粮不够吃，儿子们正长身体，没钱，困难。咱就有再大的不对，不让咱卖，不卖就是咧！咋能跟反革命问题扯到一块？咱反对谁啊？新社会，咱们一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他老人家。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斗，整人，啥都乱了套！这都是咋得咧？俺娃他妈今儿来卖鸡蛋，有啥不对？就算没有交到收购站，你们愿意咋批评咋教育，能成！我没有一点意见。扣上反革命帽子，就太过分了，这可不行！这不是拿着人脸当尿壶踢，拿人性开玩笑嘛？这不是硬把人往死里整么？俺反谁家的革命？我就糊涂咧。社会咋成一锅粥糨子？黑白冷热都不分？哎呀……大家说咋办？”。李振男使劲拍打自己的胸膛，“啪啪”直响。  

       人们愤怒地喊：“叫他们放人！”。

       “这是胡日鬼乱整！”

       “卖个鸡蛋就犯法，这是谁家的王法？”

        “一个妇道人家，整成毬咧，太不像话！”

        “放人，放人！”

      人们叫着，又乱喊作一团。两个儿子给他妈解完绳子，一人搀着一只胳膊，想立刻带她走。

       高泉急了，一把拦住他们。“乡党，这可不行啊！我没有这个权利，没有领导批准，谁也不得把她带走。失了职，我没法交代呀！”

       “领导来了，也得放人，也得讲道理。去，去！一边去。”有人喊道，把他拨拉到一旁。

        高泉见他们不听，硬要带人走。便拽住李嫂胳膊不放，两个儿子又推着高泉，往开里分。李嫂的大兄弟、二兄弟也上前来解救姐姐。

      高泉一脸苦笑说：“不是我们不愿放人，我真当不了家，咱还是让人去请示一下头头，如果王主任同意，我马上放人。这是公差，你们甭为难咱们，怪怨咱呀。”

        市场管理人员中，那个抓李嫂的“红袖章”，眼见李嫂就要被“抢走”，伸手夺过民兵手中一杆枪，也学高泉刚才的样，端枪对着人群，怪里怪气地高喊一声：“谁敢抢人，我就开枪啦！都想动乱造反得是？”

      人们停住手，顿时鸦雀无声，谁也不喊了。“红袖章”得意地嘿嘿奸笑着。随之，人们愤怒的目光转移了过来，都拿眼瞪着他。那“红袖章”有些慌乱，知道这矛盾、仇恨一瞬间都往他身上集中，有几个棍棒农具，也慢慢移动过来。他吃惊地对另一个“红袖章”说：“快去……叫人来！”。        那人本就胆怯，听罢撒腿便跑了。这“红袖章”浑身不当家的打着颤，拿枪的手乱抖起来。

       高泉见状忙喊：“你不会用枪，甭把枪对着人群。快放下，有危险！”

       “放下枪，放下！”群众暴怒地跟着喊。

      “你让他们先放下手中家伙！”“红袖章”的尖声低了八度。

      李振男皱着眉说：“好吧，大家都收起家具，娃他妈先不走，等你们领导来，我看他咋说？！”

      他把钢叉顺手往地上一扔，以示和平解决之意，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块小石子被弹起，不偏不倚，正好向着这管理员的脸上飞来。这“红袖章”一挤眼，神经质地忙想着用手去挡，谁知那捉枪栓的手指却扣动了枪机，“啪”地一声，枪响了。一件惊人骇闻的意外发生了：李嫂的大兄弟李红海张着嘴倒下去，子弹射进他脑袋里，鲜红的血顿时喷射出来，瞬间地上一片血红。众人傻了眼，全都呆看那血淋淋的头。终于有个女人惊叫了一声，全场顿时醒悟地大乱起来。许多人惊吓恐惧的向后退着跑，也有挤着向前来看的，哭声叫声连成一片。

      李红海三十来岁，是个身体魁梧，憨厚从不多言的农村汉子，随着姐夫、外甥等人前来搭救姐姐。虽拿着把“鹤嘴锄”，只是前来助助威，并不愿和民兵真正动手。他听了姐夫的话，刚松开姐姐手站到旁边，默默无声的等待有个好结果。谁知灾祸瞬间就发生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中弹而死。

      李嫂扑在兄弟身上，大喊一声，晕了过去。两个儿子与小弟也扑过来，哭喊呼救起他们的亲人。

      李振男惊呆了，直愣愣失了神，脑袋一片空白，也软瘫在地上。

      高泉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闯了大祸。这群急了眼的村民一旦醒悟过来，还不生吞活剥了他们。趁乱，他上去一把夺过那傻愣愣的管理员还直直端着的枪，交给那被夺枪的民兵。也顾不得别的，满头冷汗的拉着他的人快速离开人群，往公社机关大院奔去。

      才走出二十几步，忽听身后喊了起来。人们发现他们跑了，黑压压黄蜂般追了过来。

      “抓住他们，打死凶手！”人们跑着喊着，吓得前面一波子人连滚带爬，逃进了公社大门。大铁门“嗵”地一声关上，严丝合缝的插了门栓，上了大锁。

       公社大门外顷刻间拥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吵嚷着，哭喊着敲打铁门。门房老头伸探着猴样的瘦脸，左顾右盼，眼珠转得滚溜溜，不知发生了什么塌天的事，哆哆嗦嗦拽住一个刚进来的民兵问：“妈呀，你们闹出啥乱子了？”

      民兵一边跌跌撞撞慌不择路往里走，一边神色黯然地摇摇头道：“弄出大祸咧。枪走火打死人了！”

       老门卫听罢，惊得双腿一软，“噗通”一声坐在传达室门墩上。

       门外人急红了眼，砸着门喊：“如果再不开门，交出凶手，就翻墙越门，打了进去。”

      公社机关干部们得到消息，吓得“呼呼啦啦”全部自动集合到大门里来，革委会主任王高升也到了门口，了解情况后，也猛吃一惊。教育科长吴鸣和治安主任严涛，更是感到事态严重，问题棘手。 

       严涛拧着一把眉，深深陷入思考：“没想到，本来屁大的事，竟闹成这个样子！如果再把握不住局势，让外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那动武是不可避免，里面的民兵能等闲视之吗？那种后果，不堪想象。那将对人民犯下更大的罪行！”想到此，严涛立刻让高泉先把那个开枪的管理员关押起来，又打电话给派出所，让他们前来处理问题。他知道急了眼的群众冲进来，会砸了烧了公社机关。

      公社党委书记郑德民也立刻用电话报告了县委领导，并请求县公安局立刻来此协助处理。

      郑德民是一个农村出身的中年干部，一九五五年中专毕业。他长得体魄高大，为人淳朴和善，不大爱说话。毕业后在地委当了一阵子通信员，后来又在多处乡镇基层工作过，还在县委宣传部、农科部都帮过忙。十几年的锻炼，他已经有了丰富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经验，完全能独当一面。两年前，又调他到此地担任公社书记。

       郑德民看着干部们站在大门内，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又听得门外一片哄乱，知道今天的事是个非常难办的问题，处理不好，不但失信于民，民、政对立，甚至会发生武斗冲突，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他心情十分阴郁、沉重，黑着脸让民兵立刻打开大铁门。

       王高升伸手挡着说：“不行，不能打开门！人万一冲进来胡砸乱抢怎么办？等县公安，各村民兵都调集来了再说。”

       郑德民瞪着他说：“人命都闹出了，你能等，群众等得了么？！他们是农民，不是土匪！你怕的是什么？怕能定用？出了这么大乱子，咱不出去处理、解决问题，尽快面向群众，缩在这铁皮门后躲着？怕用不了一个小时，光外边人的唾沫星子，就能把咱都淹死。人急了眼，你说啥能挡得住？”

       王高升干巴巴眨着眼，不吭声了。

      大铁门“哐噹噹”地打开了，门外人群“哗”地亮出一块空地。李红海被人用一块破门板抬了过来，放在大门外正中间。抬人放下板子，静悄悄退到围场边。只有李振男、李红军、李嫂及他两个儿子守在旁边，泣不成声，他们瞪着眼，悲愤交加。人们一句话都不说，阴沉着脸，但看政府怎么办？咋样处理这件事？

       严涛让民兵挎上枪，列队在公社门外两侧，不许端起枪，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人群已黑压压铺满公社外广场，稍远处，农家的墙上、房上、甚至树上，也都挂上了人。全镇人，包括在家做饭的妇女、炕头上抽烟喝茶的老人，正在玩耍的小孩子，所有听到打死了人消息的人，都来了。

        党委书记郑德民看罢死者，抬起头再看看一个个黝黑色、古铜色的庄稼汉们，悲怆地向死者深深鞠上三躬，向死者家属弓腰鞠躬，又向广大群众鞠上一躬。突然，他掉过头，眼中射出一股凌厉的光芒，愤怒地投向革委会主任王高升。王高升不由从内心处打了个冷战，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郑德民异常悲愤地扫视了全场一眼，又转回头来看他，声音低沉严厉的说道：“本来是一件小小的人民内部矛盾，硬要搞成政治问题，政治事件。现在，闹出了人命，我们这些当父母官的，怎样向老百姓交代？解释？回答呢？王高升，这是你主办的，你说，怎么办吧？！”

        王高升窘迫的翕动鼻翼，眼角处肌肉痉挛的抽搐着，他尴尬的看着书记在质问自己，众人也都把目光锐利地投在他身上。他觉得，这一来，在众人面前，似乎他就是凶手，就是罪人。一时无言以对，内心实实气得不得了，脸上憋涨得像个猪尿泡。才要发话争辩几句，又见书记把目光重新转向大家。

       郑德民挥动着手，用万分沉痛地声音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的人，深知乡亲们的疾苦。人民给了我们权利，可我们没有带领大家把家乡建设好，把事情办好。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有罪，对不起你们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因为失手，把一个活生生的兄弟推给了死神。他只有三十几岁，是多好、多壮实的一个汉子！他本来可以活到七十、八十、九十岁，一生可以种多少田地？打多少粮食？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可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今天却被枪打死了。为了什么？一件小小的鸡蛋买卖，一个荒谬的决定，一种无聊的纠纷，就这样让他无辜地把命送掉了。”郑德民说到这里，悲痛地落了泪。场内很多人都在轻轻抽泣，死者家属伤心地、压着哭音一声声呼唤着亲人。

      郑德民掏出手绢擦去眼泪，继续说道：“我们这种愚蠢、无知、虚狂，乃至残酷的斗争，都是极大的犯罪，都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都是欺骗或压迫。可我们相对的是谁？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姐妹！虽然这是一次意外枪支走火造成的悲剧，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批斗会，不是把群众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对立面？这个兄弟能倒下吗？这是沉痛、血淋淋的教训啊！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工作没有做好，对工作人员管理不严，有失职的错误。辜负了党的期望，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死者和他的家属、亲属。……我……我向大家谢罪了……老哥，我向你赔罪了。”他说不下去，痛苦的泪水盈满了眼眶，双膝跪下，向着李振男“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李振男再也忍不住，也跪下抱住正在向他磕头的公社党委书记郑德民，“哇”地一声大哭出来。这个铁汉子本来是

        李振男再也忍不住，也跪下抱住正在向他磕头的公社党委书记郑德民，“哇”地一声大哭出来。这个铁汉子本来是怀着满腔仇恨和怒火，强压着自己的悲痛，想大闹一场。他要看一看政府怎样回答和解决这件事，如果还是用粗暴高压或对立态度，他们就要奋起反抗，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听着郑书记深刻检讨，对错误政策和人员毫不留情斥责批判，对内弟意外死亡的痛心和悲哀，都那么深切而真实，他那情感深厚而朴实的人格让他敬服。而郑书记的悲愤检讨，似乎透过事件本身，也揭示出更深一层的历史问题和悲剧根源。李振男觉得书记的痛苦，此时绝不亚于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至此，李振男恨不起政府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充盈在心里。他那双辛劳粗糙拿锄头的手，紧紧握住党委书记拿笔杆的手，两眼泪流满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郑德民流着泪低沉地连声说道：“老哥啊，对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全家，对不起乡党们呀！”

        县委和县公安局都来了人，几辆车停在人群外围。他们勘查了现场，调查事情原委，对死者进行了拍照、验尸等。然后，从民兵手中接押过那个凶手，给他戴上手铐，带上车押解回县城。

      郑书记忙布置财务处和治安主任严涛，去帮着料理李红海的后事。说：“天热，让死者早些入土为安吧。多安慰家属，多给些抚恤金丧葬费，千万别再叫老乡们寒了心，不满意，再起什么事端。”。严主任很快让人买来了一口好点的棺材，制了老衣，擦洗妆奁好死者，让专人负责，跟随办理丧事。

      李振男再也说不出什么，与众乡党乡亲抬着死者，一路悲悲戚戚，叫天哭地，向着村庄的方向，向田野的方向去了。那抹不去的痛苦和哀伤，向谁诉说？

      下午，公社召开了紧急会议，县领导、县公安局的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对事件所反映的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与阻碍，提出问题探讨与总结。

      会上，郑德民与王高升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王高升拉大旗作虎皮，指手划脚地说：“今天的事情，郑德民同志虽然处理的很好，但他主导思想却有些偏离党的方针路线，用纯粹个人情感看待问题。他把现阶段某些政策看成是一团漆黑，对文革的精神实质也有些背离，甚至错误的看法。什么是‘小小的事情’？什么是‘荒谬的决定’？我们欺压群众了么？文化大革命是‘虚狂’的斗争吗？党员干部首先要领会路线斗争和方针政策，要坚决贯彻、完成党在基层的各项任务。小农经济不能让再发展下去，自由市场要坚决取缔，而且还要加大力度，具体落实在各个村镇。上级的文件说了，‘这是社会主义占领农村，还是资本主义占领农村的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历史新时期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今天这个禁止鸡蛋自由交易的事例，到底对不对呢？难道真像郑书记说的是‘小小的事件’？‘荒谬决定’？那什么又是大事情？真理呢？说到底是个思想看法问题，路线问题。不要走了岔道呀，书记同志！我敢断言，今天对违反市场管理的个别农民，采取批判斗争，绝对没有错。这是为了执行和捍卫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把它落实在实处，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即便出了个把人命，那也只是个别意外事故。而根本不是郑书记所说的‘对人民不负责任，犯罪。’。郑德民那种把阶级斗争说成‘是欺骗或压迫，是极大犯罪’的反党言论，不是严重政治思想问题，又是什么？这是对党的叛逆。”

      郑德民书记听了他这一番话，肺都要气炸了。他昂着头，拍着桌子说：“你胡说八道，满嘴喷粪！血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人民的利益和自由已受到最大的限制和损害，农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党绝不能把一些政策方针凌驾于人民之上，让群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苦苦熬炼。党和人民是水乳交融的关系，首先应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石，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来改善和促进经济、生产的发展。只有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农、副、牧、鱼等多种形式的生产，为多种经营繁荣经济，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能逐步摆脱贫困，富裕起来。我们的国家也才会真正富强。党就会更伟大，正确了。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襟怀担白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面对错误死咬住不放，不敢勇于承担和改进呢？确实，我对当前某些政策方针是有些看法。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走这些弯路，去经受这些磨难和曲折，而耽误了大好时光。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最终是要归总到经济繁荣腾飞上的。”。说到这里，郑德民异常痛心的一转话题：“今天那位老乡的死亡，对我触动很大。我很惭愧，也很痛心。解放已经二十年了，我们这个公社，目前仍有许多农民兄弟，连温饱问题还无法解决，他们仍然在困苦贫寒中挣扎。我是公社党委书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把工作做好，没有把手下的干部管理教育好。他们批斗了农民姐妹，打死了农民兄弟，在我眼皮底下出现了这样的严重事情，我很难过，我感觉自己没有做好工作，是一个不称职的书记。这是在犯罪呀！同志们！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群众的困苦生活，他们自己才去寻找出路。可咱不但不提供方便，还堵路，劫路，这叫群众怎能不寒心呢！现在，我正式向县委和公社党委提出辞职，并向全公社干部群众道歉和检讨。我的辞职书随后就写。”

      两人各执己见，唇枪舌剑，异常激烈。郑德民对党忠诚坦白的品格，他那勇敢独立思想表白，暗中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敬佩。他提出辞职，却出乎人们意料，让人们感到惊讶和震惊。会议中，大部分人都保持了沉默，少数人说些含混、模棱两可的话。吴鸣和严涛都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们知道已经挡不住郑书记那已决堤的河水，关不住他那已开启的闸门。但这是王高升硬把他逼上风口浪尖上去的，前面分明是一道深深的沟壑在等待着，他这是在和现阶段形势逆向而行呀！可是来不及了。郑书记有一颗炽热的心，可他太耿直，太锋芒毕露了啊！他不知道官场险恶，政治风险吗？不！他是豁出去了呀！现在要不违背良心，而又能为人民办些好事、正事，哪怕维护一下群众最起码的利益，都是那么的难啊！认识真理、捍卫真理的路途中，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郑书记的辞职，无疑是在抗议，是以此种方式，拒绝去违心地做事做人。但愿他退这一步，是走了一步好棋，能退守到安全的避风港中。严、吴二人知道大洪流是挡不住的，他们帮不上他了，只能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县委的人整理了会议材料，说：“我们要回去讨论，研究一下再决定。这是一场思想与路线的斗争，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不是小事小非。”

      正如吴鸣、严涛所预料的，几天后，县委下了一道文件：“正式批准，撤销郑德民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就地批判改造。他所犯的错误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政策方针，有不满情绪，抵触行为。他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命革委会主任王高升同志，为新的公社党委书记，并继续兼任革委会主任。他的功绩是：政治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高，敢于和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敢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执行完成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至此，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残酷批斗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