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苗雨时和李婍合作撰写的这部《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李瑛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是中国新诗史上著名诗人李瑛（1926-2019）的第一部传记。

传（zhuàn）者，传（chuán）也，通过传记把传主的生命历程、精神品格、成就贡献传扬出去，广为人知。当然，对于李瑛这样“一株迎着历史风云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永不凋零的诗歌常青树”（谢冕语）来说，他本人可能并不需要一部传记去传播其声名，他的声名与生命都在他那煌煌60余部诗集中完成了。“对一个用诗养大的生命，只能到你的诗中寻找你”，李瑛《哭小雨》诗中的这句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但是，对于读者来说，需要这样一部传记去完整了解诗人的生平行迹与艺术历程。对于作者苗雨时来说，去完成这部传记也是其内在的需要。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苗雨时有清晰的表述：他在大学期间就喜欢李瑛的诗，又加之是丰润同乡，虽2002年才初逢，却“相见恨晚”，“长期以来，我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意愿：一定要深入地研究李瑛，打开他灵魂深处的生命密码，穿越时代风云，还原他的人生命运，开掘出他还乡河所养育的人格的高贵和人性的光芒。我决心，在我有生之年，实现这个愿望”。对于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苗雨时来说，这无疑是项繁重的工作（或者说工程），尽管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诗歌的事业发光发热。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内在需求与偶然的机缘，成就了他与女弟子、传记作家李婍的这次合作——这部传记的成功完成也不失为一则佳话，它体现了师生的情谊与对于文学的执着、献身，“是师生两个生命、两个灵魂的交响和弦，从而为诗人李瑛共同演奏了一部诗史乐章”。

的确，传记的写作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工作，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容易“编织”的，它是最难写好的文类之一，就连传记大师莫洛亚也感叹其难度：“无论未来的传记采取什么形式，它总是难度最大的艺术形式。我们要求它具有科学的精确，艺术的魅力，小说的感性的真实和历史博学的虚构。”如何将“科学的精确”“艺术的魅力”“小说的感性的真实”和“历史博学的虚构”统一在文本之中，是传记作者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仅就传记文本中的诸如日记、回忆录、新闻报道等传记材料的运用而论，如果原文照搬地使用传记材料，固然使传记内容显得言之凿凿，但在传记文本中次数过多、篇幅过长地引用传记材料，会使叙述形式和过程显得杂乱，同时也削弱了传记作者掌控和运用传记事实的能力。传记的这种难度在传记作者那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周良沛写作《冯至评传》时就有这样的体验：“几十万字，每一事件，每一细节，对话乃至环境的描写都要有出处，才能首先说服我自己，我也才有勇气下笔，可每一段文字，都括上引号，都写一段注文，那么，不同文学风格的引文串在一起，怕又像大杂烩，读来就连起码的文字流畅都达不到，再想达到其他的效果也甭提了。”

而这部《李瑛评传》的一个特点就是文笔流畅而隽丽。这部著作的序言由较早关注李瑛并进行了持续研究的谢冕先生所写。在序言里，谢冕指出了这个特点，并认为这要归功于李婍的加入，“使一般平实的评铺叙传，增生了更多文学与诗的色彩”，“使原本抽象概括的生平简历真实、生动、鲜活起来，产生了极强的现场感和历史感”。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会时时感受到这种评点的准确性。比如，本书开篇的描写就非常具有镜头感和代入感，通过刻意地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触觉、肤觉，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李瑛出生不久的那个寒冷的关外的小火车站。这种文学性的叙述、“诗的色彩”自然带来了令人愉悦的可读性，同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可读性并没有脱离事实的想象性虚构，没有“因文生事”，而都是来源于有案可稽的李瑛的诗歌作品以及研究资料，这就保证了传记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线。在某种意义上，传记写作的过程是将“作家的过去”转变为“作者的叙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凸显的是作者姿态与自我意识，因为，一位优秀传记作者显然不是抄录员和传声筒，不能仅做剪刀加糨糊的工作，不能仅做“资料长编”。应该说，《李瑛评传》的作者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部评传其实是一部诗传。它几乎全部略去了传主的记者、编辑、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和角色，而把笔力聚焦于传主的诗人身份。正如传记大家朱东润所说，“为一个诗人作传，和为平常人作传不同，必须把诗的成就写出来。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都有一个来源，中间也必须要产生变化；诗人的传记就必须把作品的渊源变化交代清楚，同时还得指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他的作品评价又如何？”这部《李瑛评传》就是主要以李瑛的诗歌作品为材料，以诗人的成长和变化为线索，写出了他如诗的一生。它写到了李瑛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布谷鸟的故事》的诞生，写到了他在中学与“田园文艺社”同人出版的第一部诗歌合集《石城底青苗》，写到了在北大时如何受到沈从文和冯至等先生的影响，写到了他的《一月的哀思》等名篇的创作背景。传记的结尾，引用的也是用李瑛诗集名字集成的挽联：“冲过硝烟，红花满山，在燃烧的战场，和平是一棵树；追梦逝水，山草青青，打开临海的窗，生命是一片叶”。作者常以极简的笔墨带出了凝重的历史，比如，在50年代李瑛因写过诗人绿原的文章被疑为“胡风分子”；浩劫之初，李小雨如何埋父亲的诗稿于方砖之下；《一月的哀思》一年后才得以发表，等等。书中自然也写到了他的变化，比如写到《号声》是他由大学生诗人到军旅诗人的转折点。对于他的作品也进行了评价，指出了他的诗作难免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但他的诗由于植根于战士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艺术上多作考量，很少直接触及某些主题，因此“显示了他诗歌现实主义的某种胜利”。对李瑛来说，爱国是最大的政治。爱国主义一直是他诗歌的母题。朱自清曾说闻一多是“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我们也可以套用过来说，李瑛是当代诗歌中的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爱国诗人。铁凝在《李瑛诗文总集》新书发布研讨会上这样评价：李瑛的诗“永远属于战士，属于祖国，属于艺术”。

在《文学理论》这部“新批评”理论的名著中，韦勒克、沃伦虽然把传记式文学研究划为“外部批评”，但也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最古老、最基础的”批评方式的价值，认为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例如一个诗人所读的书、他与文人之间的交往、他的游历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也就是有关诗人或作家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他所受的外界影响以及他所汲取的生活素材等问题”。的确，在文学史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诗人最辉煌、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阶段的履历和文学作品，而在传记中，我们则能看到诗人整个的艺术生命的成长、发展、转变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诗人的知识∕精神谱系――对诗学研究的价值而言，这一点可以说是诗人传记的独特之处。这部《李瑛评传》对于中国新诗史也有着丰富和补充的意义，如谢冕在序言中所说，是“我们共同向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交代”。

“在回答完一次次生活的拷问之后/我们就把这部恢宏的/传奇式的英雄史诗/交给历史/由于这样生活的照耀/由于这一使人骄傲的事业/我比一滴水更年轻”，这是李瑛在年近九旬时写下的诗句，它是诗人老年的写照，用在这部传记的作者苗雨时老师身上也极为贴切。他在迟暮之年，仍投身钟爱一生的诗歌事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