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华盖下的颠倒梦想和众声喧哗

——论张鸿福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王朝 1860》（下）

文 | 赵月斌

摘要：

张鸿福的长篇小说《大清王朝1860》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兴”，堪称全面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力作。小说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了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稍感遗憾的是，就像许多历史小说往往落入就事说事的樊笼，这部作品尚需破除“清朝故事”的迷障，走向再创时空的新生路。

关键词：

历史小说；清朝故事；洋务运动；记忆重建；伞盖式结构

《大清王朝1860》

作者：张鸿福

常与洋务派斗嘴的是一帮极端顽固的保守派和竭力鼓吹排外、主战政策的“清流党人”。以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首的保守派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认为人心、气节才是立国之本，甚至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小说称倭仁为“清流首领”或与史实不符。倭仁死后，以奕䜣为首的洋务派渐占上风，为慈禧所用的“青牛头”李鸿藻（1820—1897）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他笼络了一批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即小说中的“台谏词臣”），方才形成了与洋务派相抗衡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32］但是正如小说所写，当清流派的力量不可小觑时，恭亲王奕䜣已没有与之争锋的锐气，反倒一再表示“李公爱我”，向“青牛头”示好。而此前因洋务派建议改革科举引发的同文馆之争，才是双方最为激烈的吵嘴事件。小说用相当篇幅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导火索是洋务派上奏朝廷，请求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新科，以培养“真正有用”的“制器”人才。此举引起保守派强烈反对，奕䜣本来去翰林院探听虚实，不料却被一帮翰林群起而攻之，他们又是耍嘴皮子又是念对联，对奕䜣及其洋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奕䜣一人难敌众口，负气而去。倭仁接着又上折子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师？”［33］这下反倒让奕䜣找到了反制之策：既然你声称大清不患无才，那就找几十个精通洋文算学的人才去制造枪炮轮船。倭仁当然无人才可荐，却死不认输，反称同文馆之设引发天旱无雨，乃天象示警。结果还是慈禧从中调和，倭仁理屈词穷，同文馆之争以洋务派获胜告终。可见作者所说“大人物的吵嘴”确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既有针尖对麦芒，也有死要面子耍无赖，总之这样的争斗写出了洋务派处境之不易，也让小说呈现出未见刀光剑影却又字里藏锋的“文斗”之机趣。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还书写了一批与洋务运动相向而行的洋人。对洋务派而言，洋人是可以友好往来的文明人。但是在排外或好战者眼里，那些野蛮的夷人却是禽兽不如的鬼子、敌人。即使在非历史的语境中，那种非友即敌的认知方式仍旧大有市场，仿佛大凡外国人就是一成不变的死对头，是不可化约的异类，岂不知他们也一样有着复杂深邃的人性，有着所有人都可能无法避免的局限或缺陷，看清了他们其实也是看清了我们自己。小说写到的外国人既有科林诺、额尔金、葛罗、伊格那提也夫那样的军队指挥官、外交使节，华尔、白齐文、戈登那样的雇佣军头目，巴夏礼、马格里那样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也有巴士芒、巴尔栋、白尔思拔、日意格之类工程技术人员。作者没有简单地把他们处理成面目可憎、居心不良的凶神恶煞，而是紧贴他们各自的身份，把这些“外国人”还原为具体语境中独立的个体，让与我们对立的“他者”自现其身。就如夏多布里昂所说：“每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 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34］所以身在《大清王朝》的外国人，同样也拖带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比如法军指挥官科林诺，在与清军交战时，一边感佩着“敌人”的勇敢，一边得意于“敌我双方已经不在一个时代”；在“走进”圆明园时，一边激动地历数英法联军疯狂抢掠，中国盗匪趁火打劫，一边又悲叹中国的不幸和愚蠢。他的矛盾心理大概正是置身于现场的复杂感受：作为侵略者，他体会着胜利的喜悦；作为旁观者，他又不得不陷入对苦难的垂怜。再如协助左宗棠建造船厂的日意格（1835—1886），这位载入《清史稿》的法国人，为创办福州船政局“度地募工，殚心所事”，获清政府一品提督衔及御赐黄马褂等褒奖。小说不光依据史实表现了他深度参与了洋务运动，还给他安排了一段传奇式的跨国恋情，让他爱上了一个为父报仇的中国女子，并且安排了一个悲壮的结局：中法马尾海战中，他站在船厂前，死在了儿子的炮火之下。这一情节固然纯属虚构，却也写出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35］，小说亦在这一刻冲破了历史的牢笼。

综上所述，《大清王朝》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具体刻画了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总推手奕䜣和地方上的执行人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等代表人物以及唐廷枢、胡雪岩、朱其昂等民族企业家，倭仁、张盛藻、尹景霖等洋务运动的反对者，还有科林诺、额尔金、格兰特、华尔、白齐文、戈登等外国军政人物和日意格、达士博、巴尔栋、白尔思拔、德克碑、时维礼等一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说几乎写遍了洋务运动所涉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创造了历史，同时又成为小说中被重新创造的人。

四

小说家之所以书写历史，或许就是要重建一种记忆，用浪漫的谎言寻求生命的慰藉。张鸿福讲述清朝故事，其实也无异于制造一场蜃景大梦：那些曾经改天换地的历史风云，已然烟消云散，只剩下一片虚空的背景。《大清王朝》写出的只当是这虚空中的阵阵喧哗，我们也只好报以唏嘘之声。小说起于1860年奕䜣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起，止于1895年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开篇时，早晨的薄雾正在散去，英法联军的火炮一触即发。终篇时，天已经黑了，仍为洋务不兴耿耿于怀的李鸿章，走向了远处微弱的烛光。读罢全书，再来回味李鸿章的落幕感言：

“不是洋务不能自强，恰恰是洋务办得不够彻底才不能自强！”

“哪一天中国工商业大兴了，中国就能自立自强了。”［36］

如此，当可显出这位“裱糊匠”的自强精神。但若仅止于追求“工商业大兴”，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毕竟，天朝帝国的根本痼疾出在文化和制度上。李鸿章强调的“学习外国利器”“振商务”“富在民生”，张之洞主张的“中体西用”，都不足以让这个病在骨髓的国家起死回生。治标不治本的自强运动注定不可能再造乾坤。基于此，写在教科书上的洋务运动就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未完成事件。可是，这段以自强为主题的历史竟是“失败”二字所能交代的？黄仁宇就认为：“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之后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37］张鸿福亦不认同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失败的说法，他认为甲午战败只是导致洋务运动陷入低潮：

“以大兴工商业为特征的洋务运动，在增强国家实力上是发挥了作用的，在救亡图存上是有功的。……不是洋务运动不能救国，恰恰是洋务运动受到的局限太大，力度深度不够。”［38］

所以，肯定进步的洋务派，批判落后的保守势力，发现洋务运动的正面价值，是《大清王朝》的基本色调。这部小说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礼赞自强运动中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阶段性的胜利成果，也看到了为之上下奔走的实业先驱，且体会到了作者所说的局限和不足，但是面对这样一部全方位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作品，却又多少感觉它和这段历史本身一样并未终稿，作者就像只负责报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带来的全是天朝帝国的天籁之音，好像只要坚持把洋务做大做强，只要把自强运动推向极致，其补天之梦即粲然可观。可是在一个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的国度，以“中学为体”的工业化梦想，又怎么可能不破灭？若只是止于“西学为用”，就算中国“这块活的化石”［39］被势不可挡的大机器卷入世界文明之中，结果也只会被撞得粉碎。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先天不足，究竟不足在哪里？洋务运动设立了众多政企部门，具体如何发展存续？最后有何成效结局？小说似乎只是贪多求全，止步于拉清单式的平面演示，并没有形成深入完整的叙事链条，结果我们得到的还是关于洋务运动的宏大印象，却没有抓住一个堪称典型的小个案。作者的创作预期好像仅限于写出诸多肉眼可见的物质成果，对隐于其后的非物质因素则少有关注，结果整部小说就写成了“洋务是怎样一件件办成的”——所谓“办成”也只是说它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开张大吉，至于开张以后会怎样，好像不是小说关心的问题。可是作为读者，恐怕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大功告成，不会满足于这样的点到为止。那些已经被各种文献记载固化的历史，应该只是小说家坚实的起点，而不是拖累他拔不出脚的赘物。把干瘪的历史打扮得妖娆多姿并不是小说第一要务，我们要在小说中看到的当然也不是那种裹在非衣里的历史的僵尸。所以，读《大清王朝》，一则叹服它确是写出了作者所说的洋务运动之种种成就，一则又遗憾没有看到这种种成就背后的“不成”：它写出了这种种成就的因由，却没写出它们的去路；它写出了洋务先行之所得，却没写出体用两分之所失。从体量上看，《大清王朝》已出版《惊天变》《抚狂澜》两部，假如还有后续，倒是期待它走出历史演义的老套路，写出在前文本中涅槃重生的新历史小说。

【注释】

［1］［美］芮玛丽：《同治中兴》，转引自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2］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后记》，《大清王朝1860》（2），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5页。

［3］［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7页。［4］［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3页。

［5］［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3—304页。

［6］［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7］［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6页。

［8］［德］卡尔·马尔思：《鸦片贸易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

［9］李鸿章：《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转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10］［德］卡尔·马尔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11］［德］卡尔·马尔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2］［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7年11月30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32页。

［13］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页。［14］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7页。

［15］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页。

［1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2页。

［17］张鸿福：《最大的乐趣是看近代大人物吵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2年07月25日。

［18］［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19］［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20］［英］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21］［英］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22］［美］海登·怀特：《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23］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3页。

［24］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0页。

［25］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0页。

［26］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1页。

［27］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2），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0页。［28］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页。

［29］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5页。

［30］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48页。

［31］张鸿福：《最大的乐趣是看近代大人物吵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2年07月25日。

［3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33］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1），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53页。

［34］［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35］［英］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黄少婷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36］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2），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2—403页。

［37］［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8页。

［38］张鸿福：《〈大清王朝1860〉后记》，《大清王朝1860》（2），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4—405页。

［39］［德］卡尔·马尔思：《中国纪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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