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至,我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不管多苦多累也绝无怨言。我们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不分你我。
战宣队备受欢迎。 战宣队解散后,我又回到生产队当社员。当年,正逢国家搞“合作医疗”,即城市大医院与农村卫生所联合,城里医生到乡下开展工作,农村大夫去城里接受培训。与此同时,一大批“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所谓赤脚医生,指既是农民又是医生,既干活儿又治病的人。由于家父喜爱医学又兼校医数年,所以通过耳濡目染、家庭环境影响,使得我也对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比如背诵一些《汤头歌》《药性赋》什么的。虽然对其似懂非懂,但由于年轻记性好,一背就是一大段儿。像《四百味》里开头儿几句“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荣养卫……”像《药性赋》里开头几句“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干;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等等。 还别说,当大队卫生所让屯里推选一名卫生员时,也就是赤脚医生的“预备期”,我就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走马上任”了。大队卫生所开设“赤脚医生”培训班,听中医老师讲“阴阳五行辨证施治”知识,下课以后还要中西医结合学习临床挂吊瓶。打吊针是以学员们相互在对方的手臂上练习为形式进行操作的。我让别人扎完了静脉,轮到往对方手臂上扎时,因人家是个女生,就吓哭了。于是我松开胶带作罢。
怎么办?不临床实践,永远不会扎吊针。于是我就在自己身上练,一次两次十次,终于熟能生巧,且成为扎吊针高手,以至公社书记——也就是现在的乡书记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吊针都非我扎不可——这当然是后话。
除了扎吊针拿手外,我对针灸也十分感兴趣。我本着“面口合谷收,肚腹三里留;头痛寻列缺,腰背委中求”四大主穴治疗常见病的原则,不求多,只求准,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我经常上山采药,将草药“贯众”洗净后投到每个家庭的水缸里以预防流感,不要任何报酬。
1969年秋,作为公社卫生院的卫生员,我随派出的民工队参加了输油管道工程——“八三工程”,历时一个半月。我在担当卫生员期间与民工及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除了小伤小病的医治外,我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踏实肯干的性格也时刻感染和鼓舞着大家。本来我是专职卫生员,可我偏偏主动申请也跟大家一起挖壕。休息的间隙还要看一些有关文学方面及医学方面的书。晚饭后还要吹几支或拉几支曲子娱乐。在我身上,找不到“疲乏”抑或“委靡”的影子。由于我对写点小东西感兴趣且有一定的基础,就把发生在工地上感人的场面写成报道送到广播站。结果,大喇叭一播,大伙儿受到了鼓舞,干劲倍增;我自己也十分欣慰和得意,大有成就感。就这样,我这个不知疲倦、不知愁是啥滋味、又挖壕又写稿又治病的“多面手”,在民工心里写下了一本永不丢失的日记,让大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