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欲望（二十四）

文/乐天（北京）

贪腐和“黄赌毒”流行，堪称世界性难题。站在哲学的角度看，一场群众性运动，使廉洁自律蔚然成风，“黄赌毒”基本绝迹。这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好”，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

俺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

高中第二学年，一场声势浩大历时十年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各地各校各行各业，开始了“大串联”。同学们每天忙着“革命”、“造反”、“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公检法。俺暗暗叫苦。

公检法被砸了。高考也停了。俺绝望地望着天空，俺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俺的人生之路在哪里？

接下来就是“停课闹革命”。当然，也可以“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始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标志着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和到农村插队热潮的开始。

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去农村定居和劳动。

“上山下乡”有两种模式，一是去农场，一是去插队。农场包括建设兵团和干校。插队就简单多了，不需要政审和体检，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就是去生产队劳动，属于集体所有制，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虽然插队并非起始于“文化大革命”，但1967年以后，插队就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

俺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由本县农村考试而来，户口都在农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识青年。所以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学生就由插队，演变成了“回乡”或者“回村”劳动。这种被演绎了的插队现象，似乎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与研究。

俺极不情愿地回到了村里。

原来村里闹派性的时候，俺就懒得参加。俺觉得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折腾这些陈年谷子万年糠的旧账，有什么意思呢？

这次见俺从学校回来，两派都派人做俺的工作，邀请俺加入他们的造反组织。

俺们村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最可笑的是，有的家庭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哪派都不愿要，就自己一家人扯了个旗子，起了个名字，也拉起了“队伍”。但大的造反派组织，就是由宗族斗争演变而来的两派。

其中一派的游说者对俺说，如果俺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就让俺出任宣传部长。另一派听说后，则慷慨地允诺俺，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后担任副司令。听着这些胡言乱语，俺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两派通过分析，都认为俺不可能参加他们的组织，也就不在“骚扰”俺。俺以为事情过去了，没想到两派都把俺列入了斗争对象，俺的主要“罪名”就是“臭老九”，主要“罪行”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那时候，讲究出身和阶级成份。村里自古就比较贫穷，哪有什么地主富农？但为了“凑热闹”、“赶时髦”，硬生生地把几户生活稍微宽裕一点儿的，定成了富农、中农成份。而真正比较富裕的俺爹，由于革命积极，却定成了贫农。

眼看着俺成了“臭老九”，俺爹也不管俺了，直接把俺的破衣烂衫及破被褥扔到了大街上。并当着造反派头头的面，宣布和俺断绝关系。俺想，政治原来还有这功能呢？

俺转念一琢磨，断就断了吧，反正也真是没有什么关系。俺头脑中突然闪过这样一个思考：幸亏这个人早期没有混入革命队伍，否则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

俺陪着几个老人挨批斗。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座山雕，真名叫张皓忠，小名叫老篇。他比俺爹年龄大，俺称他篇大伯。解放战争时期，篇大伯还真在东北牡丹江一带做过生意。他也因此成了座山雕。

大伯身材魁梧，但总“喜欢”弯着腰，时间一长大伯真的变成了驼背，再也直不起腰来了。

一次批斗会上，泼皮老崔，拿沾着水的皮鞭抽俺们这些“坏分子”。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嘟囔着，“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俺发现，皮鞭落在大伯身上时，他连眉都不皱。当泼皮抽俺时，老人家一侧身替俺挡住了。老人弱弱地说：“他还是个孩子呀！”

俺暗暗思量，如此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是匪首座山雕呢？

俺同时也为老人担心，您这不是惹火烧身吗？您护得了俺一时一事，您护得了俺一生一世吗？您能阻止得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运动吗？

俺想，人该低头时就得低头。

低头，不是懦弱，不是自卑，而是一种超凡的能力。

低头，是一个人清醒中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