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草稿的故事

文／郝秀文

那天下午放学铃响过后，就要跨出校门，被匆匆赶来的班长拉住，说，有点事，迟走一会。

我俩返回教室，里边已有三四位同学，兴头十足议论着什么。看到前排课桌上的毛笔，砚台，浆糊，以及桌子一侧软塌塌拖下来半幅的红纸，我明白这“有点事”是什么事了。

新学期开学以来，没有上过体育课。课程表上显示是“体育”的时间，每每到场的是教物理的齐老师。他来了，就是讲一节物理了事。一次两次，马马虎虎；次数多了，一些热衷体育且敢怒敢言的人，便愤愤不平，觉得齐老师侵占了大家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时间，有人甚至说，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德智体(当时好像还没有“美”和“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可忍，孰不可忍！要写一张大字报出来，终止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我本以为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还真的要动手，且就在夕阳将校园地表涂染成腻腻的橘黄色的此刻。

班长成竹在胸地讲了分工的情况。我是整理大家的意见，拟出一个草稿出来。草稿经大家看过，讨论，修改，认为没问题了，就由那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这时，他就在一旁摩拳擦掌，抄在红纸上。而其他几位则负责将其张贴在学校办公室的北墙上面。北墙对着学校的操场，操场以西，以北，是一排排教室。这儿，从早到晚，教师，学生，川流不息，平常学校有什么需要人们周知的事项，也会用一张粉色的或绿色的纸，写了，贴在那里。

我有些踌躇。平心而论，对体育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虽然，物理课我也少有兴趣，然而，若非要我在物理和体育之间做出选择，一百次选择，一百次选物理。因此，做这样的事，没动力，没激情。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针对着齐老师的行为。齐老师可不是软柿子。他一向以冷嘲热讽穷追猛打著称于“校”，一旦落在他的手里，不把你收拾得体无完肤，他是不会收兵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场的同学，一定看出了我的退避之心，被捅了窝的蜜蜂一般欻地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劈头盖脸，擂木炮石般向我砸来：你就是记大家的想法，你就是写写，有什么怕的？我们正大光明，是在维护党的教育方针。有什么事，我们担着！共产党人，粉身碎骨都不怕！你怎么这样懦弱？你还犹豫什么呢？许是慑于他们人高马大金刚怒目式的威势，或者是觉得，我不就是一个记录员吗？更可能的，二者兼有之，总之，我从书包里缓缓摸出了的笔和纸。

夜色微明时，墨汁淋漓的大字报上了墙。其实，习见的大字报，都是白纸黑字，而我们的这张，红纸黑字，显见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字报。红红的，远远看去，倒像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或是“倡议书”。

结构，无非是袭用那个年代车载斗量的大批判文章的俗滥的套路（我们也没有别的套路）。先说，正当全国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又一次为革命锻炼身体的新高潮，而我校有的老师却认为文化课重要，体育无足轻重，于是就粗暴占用体育课时间，大讲物理课；再说，我们认为，这是有违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有违于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是不能被容许的。最后，铿锵有力地指出，为维护党的教育方针，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行为！体育课时间，就要上体育！

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样写，有逻辑性，也有力。

回家后，虽几次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在碗筷的叮当声中，说了这件事，还特别提到，草稿是我拟的，——这其实才是我想说的，我无法掩饰内心那点可怜的自得。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夸赞，反而遭到大人们一致的训斥。他们认为，齐老师辛辛苦苦上课，学生不感谢也就罢了，还要被贴大字报，你们这些人太不识好歹了。天理何在？简直没有良心。愤激之余，他们又认为我太不知轻重了。齐老师一旦了解到，草稿出自我的手，他岂能无动于衷？那样，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分辩说，是同学们让我写的，妈就说，他们让你死你也死？父亲还说起一件至今让他后悔不迭的事，算是现身说法。他当年念书时，因当众指出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一个错字，而不断受明里暗里的打压,直到那位语文老师调离。他们这样说，使我原本就不很踏实的心，波浪起伏，惊恐并生，真觉得大祸就要临头了。但一想到我在其中扮演的脚色，就觉得不必过于焦虑，就觉得爸妈他们是杞人忧天。老师要追究，固然，我不会一点事也没有的。然而，我既不是号令三军的宋江，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吴用，豹子头搴旗斩将，入云龙呼风唤雨……我八竿子打不着。我，不就是那个隐于暗处写写文书的肖让吗？读过《水浒传》的人，有几个能记得他呢？纵然是梁山荡平，水泊为田，总不至于将我刺配江州吧！想到这儿，心情又略略宽松。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这是大字报亮相之后的第一节物理课（课程表显示的物理课）。老师讲了一些新课的内容后，说要对上次的作业做一个总结。上次作业，是“每人出一道或两道应用题”。这是很特殊的，为我平生所仅见。那应该是对当时“教育要革命”的一次回应，一项具体的革命措施。老师强调说，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考试，是老师出了题考学生。从现在开始，要打破这个章程，要学生自己考自己。我们出的题目中，一些好的，将被选出，印在期末的试卷上。

说到上次的作业，老师先概括一句，大家都做得很认真，完成得很好。接着就讲了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一些人的题目，句子不通，不知所云；二是一些人的题目，违背科学，“是不是要推翻牛顿的定律？”，最后一句，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待大家笑够了，老师突然表情庄严地说：“还是我们的革命小将厉害。出的题是要算出公社电影队电影的电阻，答案是488欧姆。我可以问问吗？你怎么知道，正好是488欧姆，不是489欧姆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实事求是。你调查了吗？没调查就乱发言，就是胡说八道！”

同学们又一次笑了。

也许唯一没笑的人，就是我。我脸在发烫，这个题目是我出的。所幸，别的同学无从知道老师是在说我。

当时，布置作业时，老师没有说要调查，要实事求是。否则，我不会出这样一个纰漏。我出题的灵感（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灵感的话），来自一墙之隔的公社放映队那台8.75毫米的放映机。事先，向那两个漂亮的放映员小姐姐“调查”一下放映机的电阻的数值，并非难事。当时没要求，现在又批评，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但我马上想到，这于我也许正是“罪有应得”。这应该是起草大字报的报应。出题，没有事实根据的瞎编，顶多是做事敷衍，科学精神缺失，等等，无论如何，是不会与“革命小将”产生什么瓜葛的。而“革命小将”四字，是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字报”了，如“田地”二字映入眼帘，会想到绿油油的麦苗一样……

我低下头，准备着承受接踵而至的更为严酷的暴风雨的洗礼，但老师话题一转，又讲课了。

后来老师讲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是那张剑指齐老师的大字报的起草者，齐老师敲打我，我能理解。我所困惑的是，为什么，“革命小将”这顶桂冠仅赐于我，而未及于我的那帮“同伙”？事情是我们合力所为，“雨露”却未能均沾，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况且，我不是被他们所逼所为吗？应该是一个“胁从者”。不是说“胁从者不问”吗？而齐老师的矛头可是唯我是“指”，“首恶者”反而逍遥“骂”外，是不是老师误将“胁从者”当“首恶者”给办了？还有，向来能征善战的齐老师，为什么今天要玩一个蜻蜓点水的招数？电闪雷鸣浓云四合，仅是惊鸿一瞥，随之而来的，便是阳光灿烂山明水媚，以至于我这接招者都意犹未尽，他就匆匆鸣了金？

我当时想，老师在课上也许仅仅拉开了序幕，他要细水长流，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慢慢往下演。而我的那帮“同伙”，也在劫难逃，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一个个展露尊容。

但，后来，一直到学期结束，物理老师关于大字报的事，只字未提，即使是旁敲侧击……

大字报的风波，到此就偃旗息鼓。

我自己后来做了老师，知道，一个老师根本没有权限去替别的老师上课。齐老师在体育课时间讲物理，一定是奉命行事。这个命令的发布者，只能是学校负责教学管理的领导，比如，教务处主任，或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我们学校规模小，老师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个，可能连副校长也没有，发布命令的就是“校长”。如果说，这样做，真的是“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那责任的承担者，也是某某领导。我们的板子显然打错了地方，齐老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是连挨板子的资格都没有的。

当齐老师看到大字报后，应该在第一时间去找领导，他不可能蒙受不白之冤而保持沉默。按照常规的做法，领导接下来就会找我们这些人，了解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处理的决定。但奇怪的是，我，直到毕业，没有一位老师，找我谈过这件事。但是，齐老师那天毫无偏差地命中目标的事实，表明他是了解原委的。

也许事发后，领导定的原则就是沉默，就是置之不理。他们认为，为这点小事，犯不着跟这帮孩子较劲。这样，齐老师那场刚开了头就戛然而止的暴风雨，就易于理解了。齐老师原本是要三缄其口的，但一想到被无端地扣上的大帽子，就忍不住发作，刚发作，记起了领导的嘱托，便急急踩了刹车踏板……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胁从者”，这只是出于为自己开脱罪责的一厢情愿的定位。试想，假如不是我将那张涂改得钢笔画似的“草稿”递到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手中，纵然是敲锣打鼓鞭炮炸响地将那张红纸贴出去，不也就是红纸一张吗？这里，我似乎不能简单地以“圣手书生”自诩。

齐老师后来待我，一如既往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时隔很久了，路过北墙，还能看见上面贴着的大字报，已脱落的一角，在风中一起一落，像鸟忽闪的羽翅……

作者简介：郝秀文，教师，供职于一所“985”“211”双一流榜单上绝对找不到其踪影的高校。幼年即艳羡那些文章时时见诸报端的人，曾一度在稚弱的心中萌发出“作家”的熊熊火焰。既如此，便三更灯火五更鸡，连连涂鸦。终因学浅识陋力屡战屡败。如今，已届退休，突然，当年之梦又死灰复燃。虽笔之秃墨之涩依然，但相信蒙古族谚语“铁是打出来的，马是跑出来的”。满头霜雪，而略有所得，也算不负少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