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稿：龚剑新 主审：沉默 签发：陈百贵
我与《七七报》的缘分
阮观荣
我是湖北省京山市下洋港镇人，已86岁了，是高级记者。今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今年7月7日，也就是今天，是日本侵占卢沟桥事变86周年。我把与《七七报》的缘分回顾如下。
那是1943年春节，我只有六岁，随父亲到姑婆家拜年。出下洋港镇西北行，约七八公里，到牛娃山南边的邓家院子，我和父亲住在姑婆家。
姑婆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长得清瘦，戴一顶黑花布帽御寒。她在我父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话，我未听到。当我们进堂屋时，里面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姑婆介绍说，这是刘同志。刘同志也笑着同我父亲打招呼。这位刘同志白面书生，个不高，清瘦，讲话慢条斯理。在姑婆家两天，刘同志同父亲谈得很多。我只是同比我小一岁的三元弟，在屋里屋外玩耍。
第二天，我和父亲要离开姑婆家时，刘同志把一张印有字的大纸（当时不认识报纸）叠好后送给我。我把它装进长衫的大口袋里。当我们离开姑婆家，走到一条水沟边时，突然想到刘同志给我的大纸，便从口袋中掏出给父亲。父亲打开纸看了上面油印的字以后，问我：“这是从哪里拿的？”我说：“是刘同志给我的。”父亲说：“这叫报纸。这张报纸不能带回下洋港。”说完，就把报纸揉成一团，塞进水沟的草丛里了。
父亲当时没有说不能把报纸带进下洋港的原因。抗日胜利后，父亲才对我说，住在姑婆家的刘同志，叫刘生，是新四军的工作同志。那张报纸，是新四军办的《七七报》，是宣传抗日的。如果把报纸带回下洋港，被日伪军发现了，要惹麻烦的。这时我才明白，在日伪军占领的下洋港北面几十里的山区，就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
后来，我看了京山县一些文史资料，才知道1941年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就在大洪山、大别山、豫鄂边区一带打游击战。李先念是第五师的司令员兼政委，陈少敏（我们当时叫她陈大脚）是副政委。这支游击队，在抗日的五年中，由一万五千多人，发展到五万多人。党中央称赞他们是“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这支队伍成为华中根据地“抗日的中坚，民族的脊梁”。
新四军第五师办了一张报纸《七七报》，是1939年7月7日在京山县养马畈创刊的。是陈少敏起的报名，陶铸题写的报头。开始是四开二版，油印，每期印几百份。住姑婆家的刘生是新四军五师搞宣传工作的。他1943年春节给我的那张《七七报》，就是油印的报纸，内容是抗日的。李先念说，《七七报》，“是边区的政治大炮”。
说起这张《七七报》，我还与办《七七报》的李野同志成为了中宣部新闻局的同事。那是1985年的事。当时李野同志65岁左右，已退休好几年，返聘在新闻局工作。原来我不知她的经历。1987年我到江苏盐城新四军历史展览馆参观时，不光看到了油印四开的《七七报》原件，还看到一张办报人的放大照片。在一个山坡上，三位办报人提着办报工具在行进。其中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同志，身穿新四军的棉军装。从脸型看，很像李野同志。我回中宣部后同李野同志交谈，她说，她在京山办过《七七报》，那是办报人员转移的一张照片，当时他们报社人员都穿新四军的军服。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太幸运了！1943年我6岁时，我在姑婆家遇到刘生同志，他在我口袋里装上了《七七报》；1985年，即42年后，在中宣部新闻局，我同办《七七报》的李野同志成为了同事；1987年，我在盐城看到了《七七报》的原件，还看到44年前办报人李野同志年轻时的照片。我真是与《七七报》有缘分！
我们怀念、崇敬为抗日宣传工作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是他们为抗日的“政治大炮”装填、射出了一发发“炮弹”，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瓦解日伪军的斗志。我们要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顽强斗志、艰苦作风，为中国的复兴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86岁的阮观荣游览北京玉渊潭公园（2023年7月7日）
阮观荣老师，中国新闻界前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协会长）国内工作部主任兼学术部主任，中华大地之光组委会主任，著名书法家，中国政府最高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编辑通联的最高奖“韬奋新闻奖”的策划者与创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