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重开

——胶济铁路与近代变轨

胡春雨

题记：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

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 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事大可为矣。

故欲能自立于地球上，莫如富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失败……今日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孙中山先生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

上篇：千古奇变

东夷故国，根深叶茂，托起文明的丽日，让思想文化的光芒普照大地。一万年间，东夷先民在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洞察宇宙奥秘，推动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壮大。当“轴心时代”到来，在岱岳之南的邹鲁，先圣究天人之际，开万世太平；在岱岳之北的三齐，先哲谋国富民强，辟山海雄图。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交相辉映，汉代五经八师多出齐鲁。到了宋代，齐鲁之邦成为京东要地，今日山东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金代设立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山东作为政区登上历史舞台。元代定鼎燕京，大运河随之取直，三分之一流经山东，运河上下城镇繁荣。明清以来，山东地处燕蓟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之间，在海上守卫着京师门户。山东是腹心也是肱骨，一个安定繁荣的中国，离不开底蕴雄厚的山东。

当东方夜色渐沉，在欧亚大陆西北角，基督教世界正在沉睡中迎来黎明。数百年间，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西方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巨变，在传统基督教社会母体中，复活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西方先哲以执着的信念，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上帝，挣脱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的千年束缚，理性精神、人文主义勃兴，郁积已久的力量磨砺而出。“心为万事之本”，思想文化的变革必将重塑文明面貌，民族君主国家、城市资产阶级等新兴力量重塑着欧洲版图和政治逻辑，酝酿着海外扩张。当学人与匠人、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次第爆发，欧洲率先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掌握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近代欧洲在战争砧板上诞生，让骑士在城堡中出走，基督教改变异端的执念、资本主义对市场与原料的贪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迷思，让欧洲走上了弱肉强食、争霸全球的血路。

当欧洲人杀开全球海路，一切古老文明相形见绌，除了应变求变别无选择。然而“中国乃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古老、壮阔、恢宏，有着固有的文明理念、深厚的历史传统、内在的发展逻辑。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乃文明的整体转型，谈何容易？何况此时的大清早已走过了青春年华，沉浸在万国来朝的天朝体制中。降自乾隆中叶，盛极而衰，吏治腐败，社会僵化，祸乱丛生，当西人雄心勃勃拓殖世界，国人还在醉心利禄老死科场。我们不肯洞察世界变化，只想闭关自守，哪怕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依然酣睡不醒。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京师沦陷，方在部分洋务运动领袖主持下发起自强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近代文明，力图挽回内外交困之局。然而早期文明转型走得如此艰难，最大的阻力来自内卷——修条铁路被认为破坏风水，北洋水师的军费可以去建颐和园，整个国家缺乏思想解放和统一规划。科技爆发，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

与中国的国运相反，此时的日本由分裂而统一，由新生政权统一领导近代转型，是为明治维新。在西南强藩等力量支持下，日本迅速完成倒幕运动，天皇政权随之废藩置县，在教育、军事、财政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改革，提出富国强兵、拓殖产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口号，布局铁路、工矿、金融等一系列产业，向着“脱亚入欧”快速挺进，大刀阔斧部署近代化重构。一个暮气沉沉、离心离德，一个朝气勃勃、上下同心，中日国势形成强烈反差，力量对比悄然变化。这是一个信仰“神国”的国家，自以为“一神之威光，普照百亿的世界”，自古不甘蛰居海隅，幻想蜕变为“大大的日本国”。历经近七百年幕府统治，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只等宣泄暴戾之机。明治维新公然把“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写入国策，仅仅数年之后就迫不及待挑衅中国、吞并琉球，一旦国力积聚，与中国世代唇齿相依的朝鲜，沦为进取大陆的跳板。历史将证明，除非中国足够强大，东亚永无宁日。

甲午一战，以高度近代化的日本对阵低度近代化的中国，有钱给太后过生日、没钱给海军添火力的大清一败涂地，一八九五年，北洋水师在刘公岛全军覆没。随着“纸老虎”被打倒在地，东亚格局惊天逆转。其间成败利钝，印证了此间孙中山先生的告诫：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只有全面改革发展才有出路。此后的历史，印证了二千年前孙膑见齐威王时的论断：“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但对于胜利者，“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好战必取其辱。令人后怕的是，当中国沿海暴露兵锋之下，甚至没有一条铁路可以支撑近代化战场。这种危局，张之洞说得透彻：“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不啻“无足之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列强尽享“航行自由”，竞相争霸东方。不久，德国人率先发难，将海岱大地强行拉入殖民版图。

与日本相同，德国素有军国主义传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下，刚刚完成国家统一和工业革命，国力与野心迅速膨胀。俾斯麦下台后，欧洲列强重新分化组合，酝酿着全球变局。德国由称雄欧洲的“大陆政策”，提出拓殖全球的“世界政策”，把视野投向东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通过考察，认定胶州湾乃图谋中国的天然良港，倡言纳入囊中。德国的野心是：以港口为枢纽，以铁路为触角，首先控制山东，进而掠取黄河流域，只待时机到来。甲午战后，德国联合俄法以主持公道为名，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一八九七年，曹县教案爆发，德皇威廉二世迫不及待派兵侵占胶州湾，此时清军无力再战，章高元部被迫撤退。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租胶州湾、掠取沿线矿产路权。清军经营胶澳未久，至此旋告夭折，发展主动权丧失殆尽。

内无铁路支撑、外无战舰护卫的中国，只有逆来顺受，毫无招架之功。列强接踵而至，在沿海沿江要地划分租界，在中华大地划分势力范围，一时瓜分豆剖，危若累卵。胶济铁路在民族危亡中诞生，在风雨中踏上山东近代化征程，挽回主权与近代转型，成为交织在胶济铁路上的两条历史主线。这段历史用铁血浇铸，用血泪写成，写的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