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红区行》（十九）

李晓信

（十九）西情处在铜川秘密工作，传情报送人员抵达边区。

写作《铜川红区行》过程中，想到了本人在铜川制药厂任职时，有一次，药厂职工史梦龙的爷爷史剑北老先生从北京回到铜川探亲，因史家住房狭小，史梦龙带其爷爷住在了制药厂里的单身宿舍里。我有幸见了一面，在药厂厂长办公室和老先生聊了一会天。

史老先生瘦高个，大眼睛，一身黑色的中山装，一见面满脸堆笑，和蔼可亲，一看就是一位好老头。我急忙让座，泡茶招待。老先生说：“李厂长，不客气，喝杯白开水就可以了。”我说：“你是北京回来的贵客，不但要喝茶，还要请你吃饭哩。”老先生说：“千万不敢，喝水聊天就行了。住在厂里多有叨扰，不好意思。”我说：“住的太简单了。”老头说：“可以可以，蛮好的，战争年代住这么好的房子，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老先生问了药厂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再表示有机会来北京，再联系。有困难，一定帮忙，云云。

史剑北照（家属提供）

老先生走后才知道先生是老革命，是中共西安情报处骨干成员，以地市级领导干部待遇退休。为此，我埋怨了梦龙好多次。“你这怂娃，你怎么不告诉我实际情况呢？你怎么不安排你爷爷住酒店呢？你不行，我来安排吗。”

梦龙说：“我爷爷你不了解，他是个身居高位，一尘不染的人。我陪他拜见一些他的老同事、老干部，他们在一起照相，他都坚决不让我参加，生怕我沾了别人的光。”听了梦龙的一席话，看到他的爷爷为党为人民工作了一辈子，回家探亲，住单身宿舍、吃馒头面条、坐公共汽车，但关心的是家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我才恍然大悟，老革命史剑北原来是这么一位真正的不忘初心，一尘不染的革命领导干部。

后来，因为写作，采访西情处在铜川的情报站点和骨干人员故里，查阅有关资料和有关人员撰写的回忆文章，了解到其大哥史乾、外甥杨济安夫妇等，都是西情处的骨干人物。

还有西情处建立的三条地下交通线、交通站，如北线的柳林交通站及其管辖的黄堡史家塬、冯家桥，富平米家窑联络点，都是铜川各县区党组织的活动据点，因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说道说道。

要了解以上的人和事，首先要了解一下西安情报处的大概情况。

1939年冬，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正式成立西安情报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由地下党员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任副处长。截止1949年5月，西安情报处累计向党中央收发电报2000多份，共约24万余字。此外，还在铜川、富平等地建立了数处秘密联络点和东、北、南三条地下交通线，经常输送人员、物资，搜集传递情报资料。其工作得到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习仲勋、马文瑞、汪峰等领导的高度称赞。

以下就西情处几位骨干人物和活动站点，英雄事迹大概作一介绍：

王超北照（照片摘自网络）

王超北，（1903---1985年）化名庞智，陕西省澄城县呼家庄人。

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青年时期，在南通、上海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陕西澄城县家乡闹革命，写了《非驴非马的澄城议会》，在上海报纸发表，引起震动。后在延安省立四中任教，创建了延安第一个党支部（肤施支部）任书记，因组织反教会运动，被军阀井岳秀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任西安城内第九党支部书记，国民党联军第二师政治处主任。1927年，与友人成立国民党澄城县党部，成立农协，开展浓运。开始长期从事革命斗争，

二是地下工作的得力领导及骨干。1928年8月任中央军委特科陕西特派员；1935年为陕北红军转送电台；1936年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抗战开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随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毛泽民等领导工作。两次去香港购买电台、医药器材、转运海外捐赠物资，广州、武汉失守后，绕道越南，经广西、贵州、重庆，行程3万余里到达陕西宝鸡，并送到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1939年武汉沦陷后，他奉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在西安以大商行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筹建西安情报处，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网，秘密收集情报。作为秘密工作机关，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他先后设立8座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向陕北发送重要情报。这些秘密电台大都设在国民党要害部门或其驻地附近。王超北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个中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初心不改。

西情处开办的奇园茶社纪念碑照（李晓信摄影）

那是1939年秋季，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指示在中央采购委员会工作的王超北，在采购抗战物资的同时，要注意搜集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报，并且随时报告中共中央。同年冬，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途径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中央宣布建立西安情报处，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西安情报处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直接领导。

遵照林伯渠、董必武的指示，王超北具体负责西安情报处的筹建工作。为了掩护情报工作，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王超北在自己居住的西安雷神庙街5号修建了秘密工作的暗室。周恩来视察了这个工作暗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又用变卖家产的收入和父亲留下的遗产16000块大洋，购买了大莲花池街7号、王家巷24号、24号甲和25号等院落，建成了可以相互联络的具有两个进口三个出口的地道长200多米的秘密工作室。

关于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明确指示：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搜集顽固派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使中央有所准备；第二，要全力支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驻陕办事处是党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顽固派暗中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知道，西安情报处要紧密配合，全力支援；第三，要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第四，要保持西安情报处工作的极端秘密性，保护组织的绝对安全，当好党的耳目。

王超北同志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完全做到了这四点。他及西安情报处对国民党的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如1948年8月，他得到蒋介石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机密，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尚不知晓，他已报告党中央，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机密，作出大兵团作战的战略决策，发动了三大战役。又如西北战场的瓦子街、西府、荔北战役，都是他提供的胡宗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兵力配备、武器装备等情报，为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王超北为党的情报事业立了大功。受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对在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说：“庞智（王超北）是无名英雄。”贺龙在一次会议上称赞王超北是“情报专家”并说：“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 

西情处部分战友在北京参加处长王超北 追悼会  后合影（史梦龙提供）

三是乐于抗争的强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级）等职。1962年，王超北编写了一篇回忆西安情报处同胡宗南集团斗争的文章---《古城斗“胡骑”》，被康生诬陷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将其秘密逮捕入狱。“文革”中，他进一步被诬陷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但他毫不畏惧，1975年，他在珠江农场写了一首诗“虎口余生敢交锋，天留铁汉斗康生。流放南国不觉老，引颈北望迎春风。”这首诗表现了王超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铮铮铁骨、不畏强权的硬汉精神。正像他诗中说的那样，引颈北望的他，迎来了丝丝春风，1979年王超北冤案平反，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顾问（副部长级待遇）。1980年，身患重病的他仍豪气不减，写了“冤狱廿载气犹豪，革命狠无杀人刀。他日若得龙泉剑，敢与天宫斗三遭。”的豪迈诗句。表现了对康生、四人帮一伙的刻骨仇恨。

1985年10月7日，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去世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对他的一生对革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叶剑英、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习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传奇特工”李茂堂，潜伏敌营14年，身居高位、无人知晓，成为一段神奇的传说。

传奇特工李茂堂照（照片摘自网络）

李茂堂（1906---1953年）原名：李自清，化名：杜青，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1921年，15岁时进入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后在省电报局当报务员。1926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和工作者。

1935年9月，由于杜衡等人的叛变，省委遭到大搜捕，仅李茂堂一人侥幸逃脱,国民政府对外放话称：“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就会放过其他被捕人员。”李茂堂深知是计，但他与上级组织决定，将计就计，以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李茂堂顺势“叛变”，成为了国民政府中统特务。幸运的是李茂堂很快就等来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临西安，下令展开“围剿”行动，消灭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果断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提出“国共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12日，张、杨二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联共抗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被抓关押，国民政府策划营救行动。李茂堂提出“空降营救”计划，并主动请缨，执行任务，引起高层好感。李茂堂乘机空降入西安，被抓。张学良下令枪毙李茂堂。此时，宋庆龄致电张学良，表明议和态度；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也赶赴西安，与张谈判周旋。李茂堂得以死里逃生。中统局长许恩曾称赞李茂堂“对党国忠诚可嘉”。李茂堂连跳数级，从一个小干部升任至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国民政府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等高度机密会议的记录等重要情报，以及中统情报机关的电报密码等重要情报，按时送到了西情处，转交给了我党中央，使我党破获了国民政府众多重要情报。

1943年，李茂堂故意挑起了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后李茂堂升任正职，成为中统在陕西的最高掌权者。他轻而易举的获得一份6000多人的敌特名单及“焦土政策”情报，即伺机炸毁西安全城的罪恶计划，设计将其阴谋扼杀在了摇篮里。除此，李茂堂设计救战友，设法获情报的故事不胜枚举，不再一一道来。

李茂堂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巧计退兵，解放西安的动人事迹。

李茂堂将国民党的营垒，变成了中共的天下，，而“西北王”胡宗南还浑然不知，以其为知己。

国军撤退时，胡宗南当时欲入终南山，李茂荣劝其不可。意思是胡宗南与终南山谐音相同，对胡不利。胡听了李的劝，向陕南及四川撤退。这样，一处“四两拨千斤”的妙计，李茂堂解决了胡宗南部距离西安太近的问题。

为了为解放大军做内应，李茂堂向胡宗南建议，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统一指挥有关各方有序疏散，并监督实施“玉石俱焚”计划，最后再去宝鸡与胡“长官”会合。

李茂荣当然是不打算走。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挟持省政府主席登机飞汉中。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不伤一兵一卒，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西安城，西安解放了！胡宗南闻讯如梦方醒，大呼上当。

李茂堂就是这样一位机智勇敢，聪明过人的优秀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和工作者，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英雄！

但长期的“间谍”生活，使他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不能自拔，也成了恶人整他的理由。解放后，李茂堂任新中国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1950年12月，因吸大烟及对他的政治问题有怀疑被捕。1953年患病出狱治疗，5月在京逝世。可惜潜入敌营为党做地下工作14年的一代英雄，年仅46岁，经乘鹤而去。

1982年，李茂堂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度痛恨自己老子是“叛徒特务”的儿子，中央军委作战部原作战参谋——李克前，终于理解了这位老革命的爸爸。

知道了“西情处”及两位领导的大概情况及英雄事迹，再说说在西情处领导下的北线（铜川地区）地下交通站点和在西情处工作的铜川籍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迹。

西情处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40年初，先后在耀州及同官（今铜川市耀州区、王益区、印台区）地区及和耀州交界的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米家窑组，建立了“一站多点”的中共地下交通北线。

中共耀县柳林联合客栈旧址照

一是柳林联合客栈。柳林镇位于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西北方向，因柳树茂密而得名。其镇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自此向北约25公里，就是中共陕西省工委和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向北直通延安，是边区通往国统区的重要通道，也是边区日用品、土产、山货交易的集散地。由于位置特殊，当时的柳林镇经济十分繁荣，为此国民党在此设有各种便衣特务组织，负责探听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和西安情报处也设立了许多联络站点，以经商为名，担负着搜集情报，联络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接待进出边区的人员，开展国统区统战工作为边区采购急需物资等任务。柳林联合客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940年初，柳林镇新开了一家民生客栈，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设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的地下交通站。1942年更名为柳林联合客栈。主要任务是以经商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接送党的干部南下北上，搜集传递情报和做国统区统战工作，利用统战关系和保安团武装组织经商，为边区运送棉花、弹药、药品等生活和军用物资。共产党员张仲平(陕西耀县人，张仲良之弟)任客栈经理。客栈负责人对外以经商或接待过往客商为名，实际上任务各有不同：副经理李更生主管中央社会部驻柳林情报联络站工作，副经理徐晓东负责西府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副经理陈效真负责商洛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江平负责陕西省工委情报工作。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客栈，但共同遵守党的工作纪律，直到全国解放后才知道彼此当时承担的任务。

在战火纷纷的年代，柳林联合客栈接送、掩护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同志，传递了无数的重要情报，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以合法身份利用经商做掩护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柳林联络站下设米家窑、黄堡史家塬、冯家桥等联络点。连点成线，就形成了西安至柳林、至马栏、至延安的地下工作的北线。

铜川籍的地下工作者杨济安、史乾、史剑北、冯明学、宋子岐以及富平县的米 养成、米忠全 等老革命、老英雄就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上的主要人物。

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下令胡宗南10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官吏则贪污腐化，货贿公行，民谣谓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时的杨济安先生因失掉了党的关系，十分苦闷，渴望再次回到延安学习，便积极寻找党组织，寻找去边区的机会。后来，他得到他的老师原禾森老师的夫人彭毓恒女士（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解放后在全国妇联工作）的支持和引荐。1944年夏的一天，杨济安携夫人高秀芳来到西安彭家，见到了一位李先生（王超北），苦诉衷肠。李先生说：“你们其所以感到苦闷，主要是没有找到党组织。不一定要到边区去，白区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李先生要杨济安留下来，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杨济安答应了。

二是建立史家塬、冯家桥地下联络点。不久，杨济安中学毕业，住在西安城里或西安兴国中学补习功课。有一天，李先生通知杨济安到边区去送信，。信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夹在一个火材盒里，要求送到中共关中分区的柳林镇、马兰镇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国民党沿边区重兵把守、严密封锁，通过困难。李先生交代，在同官（铜川）如有可靠关系也可利用。

杨济安的四舅史乾，是一位老农民，但思想进步，常吆上牲口从同官县陈炉镇陶瓷窑上驮瓷器去边区换盐，可以请他帮忙。李先生同意了这个意见。

杨济安到了同官县黄堡镇史家塬四舅家，见到了四舅史乾，告诉史乾他要到北岸子边区去找堂兄杨杰（当时在新四军工作），请四舅帮助带他通过封锁线。史乾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好进，也不好出。”杨只好如实相告，史乾沉思片刻，说道：“你信得过舅舅的话，我替你完成这个任务！”杨济安考虑再三，同意了舅舅的意见，把密信交给四舅，并告诉他，自己的化名叫安继良。史乾吆着骡子从陈炉镇驮回了瓷器，便到边区做生意去了。杨济安借机回到老家前原村住了几天，再次到四舅家，见到四舅已从边区回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四舅说他在边区见到了红军领导汪峰，受到热情招待，并带回来一个用桐油刷过的麻纸包着的小纸包。杨济安千谢万谢了四舅，接过小纸包回了西安。快到黄堡车站时，趁着四周无人，又将纸包塞进袜子里，垫在了脚下。扒上运煤火车到耀县后，火车不走了。晚上，为避免盘查，杨不敢住店，混在等车的人群里，。谁知又碰上熟人杨华亭，他以为杨济安舍不得花钱住店，硬拉杨一同住了一个小店。半夜，军警宪组成的稽查队查店，幸好没让杨脱袜子，躲过了一劫。回到西安，到了妻子高秀芳家，脱掉袜子，发现油纸包破了一个洞，露出密密麻麻的阿拉伯字码，方知是一本密电码。

这年冬天，奉李先生之命，杨邀四舅史乾到西安，住在寇湘阳（铜川人）在东大街开的关中大旅社。第二天，在西大街一家纸店里和李先生见了面。又过了几天，甥舅一同前往北大街王家巷24号李先生家里。李先生详细询问了史乾的家庭情况、经历及进出边区通过封锁线的情况，还问他能否将小孩带入边区等。谈话后即决定，吸收史乾参加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其家也成了北线交通联络点。

又过了一天，李先生交给杨济安一个较大的纸包，，发现盖有红或蓝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大印和“绝密”“机密”等字样。杨让其四舅史乾夹在棉袄里，用宽布腰带扎紧，乘火车回了同官，设法送到了边区。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李先生知道了杨济安还有个知识分子的舅舅史剑北，史剑北（1920年1月一2005年9月2日），原名史汉杰（史剑伯），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孟家原（史家原）人。在西安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由陕西省委创办的泾阳县青训班学习，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同班同学王醒五、王子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地下党领导陈钦、涂洛克的安排下，通过地下交通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省委所在地照金），省委干部训练队（后改为省委曾经在陕西师范大学前身西师专学习为名，组建党支部做党的地下工作。）在武功、铜川第一中学任教务处主任，在陈炉小学、黄陵师范以教师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时史剑北在武功县中学教书，根据李先生的意见，1945年春节过后，杨介绍五舅史剑北见到了李先生。不久，史剑北同母亲一起住进了北大街大莲花池街7号（今为63号），这里是李先生家的前院。从此以大莲花池街7号、东九府街58号和同官县黄堡镇史家塬史乾家为据点直通耀县柳林到边区的中共地下北路交通线建立起来了。杨济安负责跑西安到史家塬一段；史乾负责跑史家塬到边区柳林、马栏一段；后来史乾又介绍同官冯家桥（今属耀州）农民冯明学参加了北路“交通”工作，冯家也成为一个联络点。

1945年夏天，李先生同意杨济安去四川成都考大学，，其五舅史剑北接替了杨济安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秘书主任、北路交通科长。杨后来在重庆社会大学、香港达德学院上了大学。

1947年10月，在四川金堂县铭贤学院学习的高秀芳（后为杨妻），因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有名，也回到西安参加了‘西情处’工作，负责收发密电，收炒新华社新闻广播（战报）然后油印分发有关同志。

杨济安先生解放后放弃做官，一心向学，在北京大学工作，是著名学者、教授翦伯赞的得力助手；后杨也成为著名教授、历史学家。编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等多本名著。桃李满天下，享誉学界。

史剑北解放后任西北公安部一处秘书科科长、人事科长、行政科长。1952年任中央军委联络二局行政科长。1954年转业到煤碳部干部学校（后改名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文革”中因王超北“西情处”一案，受迫害先后在黒龙江和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十一年后平反恢复工作回校。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曾任子弟学校校长、图书馆主任、总务处主任、科研室副主任、教务处副主任、数理外语系主任。2005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1982年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2005年9月2日病逝，骨灰安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三是北线还有一个米家窑交通联络点。一直以来，听到、看到关于铜川耀州区与富平县交界处有一个米家窑地下交通站，。2023年6月7日，艳阳高照，天空无云，天热的人直冒汗，真的是夏天的味道了。为了了解地下交通北线这一主要站点的详细情况，我自铜川耀州区驱车前往该站采访参观学习。

车子出了耀州区城区不远处，即到了富平县梅家坪镇岔口村米家窑组，距离耀县城区不足二三公里，但距离富平县城却在30公里之外。怪不得这里解放前是耀县、富平地下党的活动点和中共地下交通站，一是人可靠；二是耀县管不上，富平离得远，确实是一处地下工作的理想之处。

村子在公路边上，有指示牌，车子可以开到米家窑地下交通站纪念馆前，馆前是一片整修一新的绿地草坪，小桥流水、几处地下工作者的雕塑点缀在草坪上，有旧址主人，地下工作者米养成老先生的塑像，膝下还有一条小狗不离不弃；有推着小木独轮车前往边区做“生意”的车夫；有拉牛送货的村妇；有手携孙儿逃难到此的爷孙俩等等。使人看到了一幅幅地下工作的生动画面。

米养成老先生雕塑形象（李晓信摄影）

路边的农房，装扮的和纪念馆主色调完全一致，显得协调好看、几位农村妇女看着小孩，纳着鞋底，拉着家常。我停车问路，他们热情招呼：“客人从阿达来的？”“坐下歇一歇。看门的下地去了，纪念馆进不去。”

好心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了纪念馆管理人员的手机号码，经联系方知一个小时后回来。正好可以利用此时吃个烧饼，参观一下村容村貌。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精神羸烁 ，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声音刚刚的，。他家建了一院新房，200多平米，一人居住，儿子在西安打工，老太太在家安度晚年。她说：“现在的社会真好！农村变化太大了。有吃有喝，啥都不愁，人心高兴，------”

等了一个多小时，，守护旧址及纪念馆的老李先生终于回来了，她拖着疲惫的身子，顾不得休息，打开了旧址及纪念馆的大门，欢迎参观。

原来，米家窑的主人米养成老汉当年五十多岁，膝下育有四子，老二早亡，老大和老三都是本份的庄稼人。米老汉虽是庄稼人，但也读过几年私塾，后学了一手泥瓦匠手艺，加之手艺精湛，为人豪爽仗义，是方圆有名的匠人。米家原住在米家堡内，因孩子们长大了，米老汉留老大和老三住在堡内，自己和四儿子忠全搬到了离堡子一里多路的西塬边，靠山打土窑洞住了下来。

米家窑庄后地形照（李晓信摄影）

这个米家窑院子坐落在村西的山谷口上，离老村子有500米左右，那时是一个“一家庄”，庄后就是一个小山谷，遇险时可以及时逃离。旧址院落大约长三百米左右，宽一百多米，院子夏秋收割时，可以碾场、亮嗮粮食；院子里顺山势挖有十二孔窑洞，主窑洞很深，窑内又套了四孔小窑洞；院内的其他窑洞以主窑洞向两边发展，向东依次为米忠全卧室、伙房、柴房、磨房内套有两个小窑，是农具窑和饲养牲口窑等九个窑洞；向西有三个窑洞。保护区外山半腰还有零零星星的几个窑洞，以山谷山势排列而去。

现在看耀县城就像是一块盆地，漆沮二水到城南汇聚而成石川河，，出岔口冲积而成了富平庄里镇及富平县城为关中平原之一部，米老汉独具匠心、设计精巧，设计了一个别致的庄园，窑套窑，窑通地道，向北就是耀县的丘陵及山地，向南就是洪水（曾为洪水乡）、庄里、富平县城。进为平原，直通西安；退为山地，可达边区。这个地形地势太有利于形成一个地下交通站点了。在这里，不知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

1933年7月，国军驻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因事发突然，中共耀县县委成立初期，又无经验，只顾起义的配合工作，并未瞻前顾后，考虑全盘。因此，县委一班领导人全部暴露，随机都跟游击队到了照金。一时间耀县地下党多数党员都参加了游击队，剩下的一时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加之白色恐怖袭来，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地下党员和革命分子有的四处逃散；有的深藏不露。为此，陕甘特委委派张仲良、宋子歧二人回耀县，以特派员身份，恢复党组织。

二人已知白色恐怖严重、工作环境险恶，但党命在身，顾不得许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第一站去哪里呢？

宋子歧说：“我们先到岭南米家堡去吧，那里有我个亲戚，老汉叫米养成，是个耿直、明事理的老人，是原来我和习仲勋联络的接头点。而且这个地方离耀县只有二三里路，但属富平县管，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方。我们在那里先落脚，把情况搞清再行动。”于是二人连夜奔向米家堡。

米家窑旧址一角（李晓信摄影）

米家人热情接待了他们。张仲良、宋子歧在米家住了几日，通过米老及儿子、亲朋得知王泰吉起义后，反动政府及雷天一民团到处抓人、杀人、抄家，宋、张等人之家被查抄，亲人不知去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时，革命根据地照金失守，刘志丹、习仲勋北上南梁，建立新的陕甘根据地。从照金回来的杨在泉（其二次婚妻是宋子歧的妻妹，后因难产去世。）三人合计工作之事，又遇敌抓了地下党员李恒福，当即枪杀。

7月底，敌人抓人、抄家更甚，宋子歧家被查封，年近六旬的老母及弟弟宋修身躲到了孙家塬娘舅家；只有三岁的儿子宋发红随母亲躲到沟西楼村娘家。后闻讯离家，在外爷和母亲的保护下，逃到了三原马牛村，住进了马王庙，以讨饭为生，幸得三原老区人民的支助。

几个月后，张仲良、杨在泉先后去了陕甘边再入红军之列，耀县党的工作交由宋子歧负责（任县委书记）。她先后恢复了几个党支部，又吸收了十几位党员，工作有了一些进展。

有一天，在马牛村集市上，外爷领着外孙子上街，外孙子一眼认出了他的二舅封保义，四人一同到庙里，家人才认出了化妆后的宋子歧。孩子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爸爸，一家人喜极而泣。宋、封二人安排家人住在了三原同阳一位姓杨的人家。

几个月后，春夏之交，宋又将妻儿带到了米家窑，住在了米家。米老汉老两口对子歧一家甚好，认了子歧妻子为干女儿，子歧妻子又和米老汉的儿媳结为姐妹，两家人亲如一家。

爷孙俩塑像（李晓信摄影）

这真是穷不帮穷谁照应，天下尽有好心人呀！试想在那个白色恐怖横行的年代，谁家敢收留共党家属长期居住呢？米家，只有米家。她们在此住了近一年，环境较为宽松，才回到了楼村娘家。

中共富平县委、县政府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后代，以利前行。投资建设了“米家窑地下交通站纪念馆”。纪念馆坐落在旧址前院，前有门楼，后有馆舍，馆舍仿明清建筑风格，青砖灰瓦黄墙，雕梁画栋，古香古色。在一个乡间小村里，看到这么一组建筑，使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米家窑纪念馆照（李晓信摄影）

纪念馆里详细介绍了富平地区的革命风潮和地下交通站点情况。其中，米家窑是富平和耀县早期革命的重要据点。

1930年5月，米养成老先生和耀县的张邦英、张仲良、杨在泉、宋子岐等人取得了联系。他家先后成了中共早期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和中共地下北线米家窑联络站。

米家窑联络点，建于1938年。这年，关中军分区司令部决定，将米家作为军事联络点。1942年，米家窑成了中共关中地委在耀县设立的“柳林联合客栈”下辖的一个地下联络点。这个联络点是怎么发展来的呢？

早在民国初期，米家窑的米家老祖米养成老先生就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六字革命纲领，受富平西区革命活动、幼时好友李介民先生的影响，积极参与农民运动。

他还在米家窑办起了私塾学堂，聘请了倾向革命的老师米文泉先生执教，米文泉是同盟会员，是胡景翼将军、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早期启蒙老师之一，在此任教期间，教授过中共耀县早期领导者张仲良、杨在泉、宋子歧等。米文泉先生在西安辛亥革命和富平反正时期，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米养成老先生 其后半生，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

米忠全烈士像（李晓信翻拍）

其三子米忠全，受到地下党人张仲良、宋子歧的影响，向往革命。1935年，20岁时北上边区，追随耀县张仲良打游击，公开从事革命活动，常在耀县、三原、富平一带传递情报和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1942年后被任命为耀县固贤村到富平洪水地区（米家窑）的联络专员，负责将人员、枪械、医药等人员和重要物资送往边区。1947年3月，耀县首次解放前夕，奉上级指示，潜伏在洪水地区做战前情报和联络工作，后被告密逮捕入狱。于1948年3月1日，活埋于耀县药王山下，时年仅34岁。

可敬米家父子，两代忠烈，为了革命不惜牺牲。是革命后代学习的好榜样。

西情处地下交通北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即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军事联系点，又是掩护、接待、护送往来革命人士，掩藏和转运武器弹药、医药等物资的转运线站。以下重点给大家说几件事。

一是接送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领导到边区柳林、马栏。

1646年秋，全面内战爆发，中共陕西工委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护送中原局负责同志经由陕东南到陕甘宁边区。此时，国民党在渭河两岸部署了多条防线，严密盘查。

10月17日傍晚，李先念、任质斌、肖建章在临潼县工委书记魏平陪同下，从临潼来到了富平洪水头，李先念一行在洪水官道的王清海车马店落脚，天黑后由米家窑米养成四儿子米忠全带路，转移到米家。李先念在米养成套窑的土炕上与米养成老人谈笑风生，十分欢洽。事后，李先念赞扬说：“米养成是个很进步、有见识的人，能谈出许多革命道理。”深夜时分，由米忠全一行送到耀县老牛坡，与接应的耀县地下党人员和武装队会合，安全通过耀县以北的封锁线，到达边区的柳林、马栏。

1980年9月，李先念在回忆这段传奇般的惊险历程时，对赵伯平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工作做的很出色。当年我走的那条路，表面上是白区，实际上很安全，简直是一条红色地下通道。”1955年，李先念致信慰问米养成老先生，并托省县统战部代他送给米先生100元现金，表示感谢。

1946年10月，岔口地下交通员成志文接到省工委派驻关中地区的联络员范近英指示，将扮成风水先生的中共中原局副书记郑位三安全护送到边区。面对封锁，成志文和耀县地下党员刘永福乘敌军换防之机，将郑位三送过封锁线，到了耀县柳林镇联合客栈，北上马栏。

郑位三的夫人蒲云，在庙沟地下党员刘靖臣家住了几天，转移到成志文家，化装成北上吊唁之人，顺利通过封锁线，直达耀县柳林镇联合客栈。

二是护送陈少敏、戴季英等3人。洪水地下交通员纪元润（1963年，自省交通厅调铜川市汽车配件公司工作）按上级指示，到富平觅子铁佛寺迎接前往边区之人，按约定把陈少敏（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戴季英（曾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等3人接到洪水官路王清海店内，深夜时转移到自己家里，第三天由赵连英、纪元润、齐福全等人，以武装方式护送，把三人夹在中间，暗枪实弹，突过封锁线，，护送至耀县固贤村，再由耀县派人护送到柳林、马栏。

三是两次护送汪峰同志南下。一次是带着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潜入杨虎城部，促成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二次又护送汪峰同志去陕南，迎接红25军长征到陕北。

四是护送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进步人士、知识分子等革命者到达边区。

总之，中共西安情报处及地下北线各站点，送情报、送人员、转运边区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物资不计其数。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和模范，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2023年7月5日    西安  一稿。

2023年7月9日    西安  二稿。

附：

一、说明：此文有关史实参阅了网文及有关展览馆展出内容；史梦龙先生的回忆文章等。未署名的照片摘自网络。

二、作者简介

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文化、EMBA、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先后任多家省、市医药（集团）公司企业领导、顾问，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艺术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等书；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网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被誉为“是我省医药行业资深的专家和模范”其事迹被收入《路在脚下延伸》《岁月如歌》和《天南地北王益人》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