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简介：
黄健，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过知青，为恢复高考制度首批大学生，后曾旅居香港，进修于香港理工大学，并任中资公司高管，著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近三百篇。
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长。
现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鲁迅先生（1881-1936））
走出S城的鲁迅
作者｜黄健 （浙江杭州）
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这样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对于鲁迅来说，13岁那年，是他原本小康人家衰落的开始。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被关进杭州的监狱，第二年，父亲周伯宜又突然吐血，此后病情时急时缓，终于在他15岁那年，丢下母亲和他及两个弟弟，撒手西去。家道的衰败，从小一直被称为“大少爷”的他，生活就像从峰顶跌入谷底那样，产生巨大的落差。不仅饱受世人异样的眼光，甚至还被自家亲戚讥笑为“乞食者”。世人的冷眼，世态的炎凉，深深地刺激着他那颗敏感的心。他决意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因为“S城人的脸和心肝”都已“有些了然”了，再呆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友瞿秋白后来说，家庭的变故是鲁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他还强调：“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南京水师学堂）
故乡S城的压抑、闭塞、落后，使鲁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他最终选择了离开。1898年5月，鲁迅去了南京，进了当时并不被人们看好的新式学堂，先是在水师学堂，后是去了矿路学堂。然而，就是在这些新式学堂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通过阅读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朝花夕拾·琐记》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接受进化论思想的情景：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使鲁迅获得了在S城所无法获得的开阔视野和新思维，理性地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看待大千世界，成为他走出S城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独异”和“自成品格”的一种思维方法，一种思想认识方式。
（东渡日本求学）
然而，鲁迅又并没有止于对进化论的接受。他感到单一接受一种思想或一种学说，还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界，不足以实现走出S城之后所确立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生理想。1902年3月，他东渡日本，走向了海外——这个更为宽广的舞台，他要在这个被称为他乡异国的地方，获得他重新认识世界，尤其是重新认识生他养他的祖国“真面貌”的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
来到日本，鲁迅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好友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1904年4月在弘文学院卒业后，本来可去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成为一名军官，或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专业学习，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本着“救国”、“救人”的理想，他选择了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学习西医（因为他父亲的死，他一直不信任中医），想用这种“科学报国”方式，实现他探寻国民“病根”的愿望，解除同胞的“肉体苦痛”，消除“东亚病夫”的恶劣影响。然而，那幅令他一生都震憾的“幻灯片”事件（西医的“生理解剖”课，多用幻灯片来演示人体生理结构，但有一次因为幻灯片未及时送到，中途插播时局片，上面显示的是日本军人处置一名被称为奸细的中国人，而一大群中国人却围着看热闹的场面），彻底击碎了他“科学报国”的梦想。他毅然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后来他回忆说：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回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回国后，1909年摄于杭州）
用文艺的方式来“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之后，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西方典籍，想在其中找到解除国人“精神苦痛”的思想之源。在东京的公寓里，他开始学德文，想在德国这个哲学家、思想家辈出的国度，寻觅到自己的思想知音。正是这种博览群书式的阅读，他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飞跃：通过系统接受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他的思想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非常奇妙地统一在鲁迅的思想结构体系之中。这两种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学说，却成为他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利器，使他“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性格，显得更加突出和成熟。
两次思想的重大飞跃，表明鲁迅在走出S城之后，获得了由中西文化碰撞而带来的“新思想”、“新风气”的熏陶和洗礼，他已不再是一个“代圣人言”，“代帝王言”的古代士大夫，不再是一个静静地呆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文人，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明、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
（1911年春，任绍兴府中学监学（教务长）兼生理学教员）
于是，在置身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潮流中，鲁迅用最坚决、最彻底的方式向传统诀别。他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要“救救孩子！”并誓言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让新一代的“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显然，走出S城之后的鲁迅，在广泛接受现代西方文化影响当中，确立了思考现代中国如何迈向现代文明的全新视角。在他看来，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就不难发现：“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黮暗，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他深知，顺现代文明潮流而兴，逆之则亡。因为现代文明“决非突见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以是二十世纪文化始。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指出：“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 因此，他痛感“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矣” 的现实，指出：“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他还以近代西方变革历史为例指出：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其“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
（为《阿Q正传》俄译本，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
现代文明的“自由”价值理念，使鲁迅的思想放射出独特的光芒，特别是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这种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为准则的创作观念，使他的创作富有极其鲜明的思想性内涵。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作者，他的创作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他的那种“独异”和“自成品格”的思想深刻性。他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最为深刻、最为形象的艺术比喻和认识结论。通过文学创作，鲁迅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由此展现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心理性格和历史命运，并深刻地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目的。他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化”，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大踏步地迈向现代文明。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
在文学创作中，鲁迅将意识的聚焦不是停留在国民物质生活的贫苦上，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展现国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高度关注国民长期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迫害而产生的精神苦痛与心理变异。像小说《祝福》，并没有写鲁四老爷如何在经济上剥削祥林嫂，也没有正面描写祥林嫂在物质上的拮据，通篇展示的则是以祥林嫂为代表的贫苦国民的精神愚昧和麻木无知。在《故乡》里，描绘的也不是他那久别的故乡的阳光灿烂，而是闰土那声“老爷”中透露出来的精神隔膜和心理变异。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阿Q正传》，通过对阿Q矛盾性格的揭示，鲁迅把对国民性，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思考，推倒了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层面，将一个“现代的国人魂灵”展现得活灵活现，将“国民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悲剧和喜剧紧紧地糅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艺术情感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现代中国人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体。可以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总是力图在展示自己熟悉的S城人物和生活场景当中，传达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现实人生那种刻骨铭心的认识和体悟，并通过对国民精神的关注与形上思考，使之上升到能够充分地展现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困惑、命运和前景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思考和表现。因此，在这个思想层面上，鲁迅的文学创作，集中地体现了他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通过文学而展示出来的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心理发展和前途命运，寻找人的精神归宿，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并由此为中国新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
S城是鲁迅的故乡，但当年如果不从S城走出来，他可能最多只能是步乡贤们的后尘，写写诗，填填词，作作画，喝一点老酒，发一些牢骚。然而，他毕竟是从S城走了出来，走向了一个更为精粹的世界，由此获得了思想的升华，人格的升华，获得了新的精神和力量的源泉，成为一位真正属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原载《智富》杂志2011年10月号）
（《50岁纪念》所摄，1930年9月17日摄於上海 ）
（为释母亲悬念所摄，1931年7月31日摄於上海）
（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摄，1933年5月26日）
（1936年10月，全国第二届木刻流动展览会上，鲁迅与青年们交谈。）
杭州鲁迅读书会
责任编辑：陈继业
2023年6月25日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