戟门两侧是“乡贤祠”和“名宦祠”。乡贤尽管是沧州“土产”，也是响当当的“名牌”。或为名显一方的贤达，或为造福一方的官吏，或为兴国栋梁重臣。他们的言行即是教谕，是传统道德模范，也是建功立业的榜样。名宦更应得到尊重，一个外地人来沧州做官，守一方水土，保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福泽后世。人虽远去，政绩昭彰，政声远播。怀之念之，理所当然。

大成殿内端坐着圣人孔子，两旁是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后壁悬“万世师表”匾额。看到圣人尊容，肃然起敬，五味杂陈的感受也油然而生。遥想2500年前的孔子，曾有弟子三千，名声在外，受人尊重。周游列国14年，却没有得到一个国君的重用。是学问不高、论述不精、无德无才，还是与人无礼？文章盖世，却厄于陈邦。然，死后地位日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或树碑或赠匾美誉有加，是政治清明吗？

走进古代科举展览室，总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科举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奇迹，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各级官员，维系皇权统治。科举是学子步入仕途前较为公平的竞争，对学子很大的诱惑性。考场就是赛场，学子们像书虫一样啃书，又像赌博一样将荣辱成败全部押上去，咬文嚼字，皓首穷经苦苦煎熬十年二十年。他们想的是“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一旦榜上有名，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期待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日子快点到来。

然而，能考中者毕竟是少数人，和金榜题名者相比落榜者的心境又是何等的悲哀。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发出一声声无助叹息，自认命苦。唐朝诗人温庭筠的儿子温宪，借了钱去京城科考，没有考中进士，用眼泪写了一首诗：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做长安下第人。更有甚者，一个姓杜的书生，连考几次不中，正欲回家却接到妻子赵氏的信：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一人不第，连亲友都感觉脸面无光，羞于见人。

科举考试选的是官员，凭的是文章，殊不知做官和写文章是两码事。不知何时，科考成了官场附庸，也出现了门生朋党网络。考生命运全凭考官眼力高低与爱好决定。到了清代，一个叫徐灵胎的医生，如同给病人把脉，也把准了科考的脉搏：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八股），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读得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了光阴，白白昏迷一世。怪不得人们评价“百无一用是书生”，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就走入绝境了。

科举展览室内，最抢眼的是张之万、张之洞堂兄弟。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状元，张之洞同治二年探花，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张之洞似乎比哥哥更有名气，且不说位高权重，晚清的中兴之臣，单凭他对科举的态度，就可见他超人的胆识。

1840年后，古老中国被新兴的西方列强冲撞得七零八落，大清帝国摇摇将倾。那个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张之洞开始思索“国将不国”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实用人才缺乏是根本，科举制度是祸根，在1903年给慈禧太后写的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言辞之犀利，态度之决绝，几乎不容慈禧太后犹豫。面对强邻环伺、国家积贫积弱和张之洞无懈可击的奏折，最后还是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张之洞成了延续1300多年科举制度的终结者。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教育大改良，拆庙建学堂”的浪潮。

与文庙结缘40多年，一个初识文庙时的青年变成了现在模样，风轻云淡，心如止水。只有到了文庙又心荡微澜，可能有人说，不就是一个古建筑吗？不然，它连接着人类文明根须，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在此亦可找到安魂之所。废除了科举，儒家文化还有那么大影响力吗？有，儒家思想正走出庙坛影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了孔子学院，联合国总部一幅壁画上有一串英文，外交官翻译成中文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