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日出

——东夷文化与历史根性

胡春雨

下篇：万川归一

三皇时代的革命性进步，使早期民族的深度融合与激烈碰撞势不可免，为五帝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考古证实，龙山时代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大幅增长，城市高度繁荣。当石器制作走向巅峰，磨砺出后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史前社会”远非我们想象的蒙昧。在物质技术领域，人类固然有待不断创新，但天赋的灵性与智慧，先民并不亚于子孙。譬如精致美观的蛋壳陶，工艺上迄今难以超越，各种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同样按照人性的尺度精工制作，满足着精神与物质需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些基本生活元素，均已成为东夷先民的日常。发达的酿酒、精美的丝绸、高妙的乐舞，更加美化了生活。四千二百年前的丁公陶文，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不由让人联想到《论衡》关于仓颉作字的描述：“奎星圆曲之势”、“龟文鸟兽之象”。据说山东兰陵作字村，便与仓颉有关。“原始社会”不原始，文明总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延续中进步。

历史的演进，总是以战争为关键转折点。坐拥几千年基业，以战神蚩尤为首的东夷，无疑乃最强大的势力之一。青铜兵器的率先使用，势必给东夷大军带来技术优势，在与黄帝角逐的前期占据了主动。直到黄帝退守泰山，问道九天玄女，重新作出战略部署，方才扭转战局，赢得了这场锻造区夏的角逐，推动了夷夏先民的大融合。历经战火，部分东夷部众火花般向四方迸射，成为苗族等兄弟民族的祖先。历经波澜壮阔的早期统一运动，通过分封、迁徙等方式，炎黄二帝成为东方民族公认的祖先，如今抛开历史的恩怨，与蚩尤并称中华三祖。

《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体现了治统与统治的延续性，伟大的缔造不可能一代人完成。其中“舜，东夷之人也”，来自民族融合的大背景，成为五帝之末的集大成者，史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诸如允执厥中、孝治天下、礼序乐和等核心文明理念，均以大舜为主要历史源头。天行有常，其精神血脉流宕万古，是为“道统之源”。夏商周三王之祖，同时现身虞廷之上，莫非黄帝贵胄；上古四圣的皋陶、秦人祖先的伯益，莫非东夷先哲——足见先民共同缔造华夏的伟业。历史的演绎，难免曲曲折折、恩恩怨怨，但支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自有浩然元气，需要代代传承，爱养护持。

历经唐虞二帝，夷夏先民战胜滔天洪水，抚平江汉三苗，完成炎黄二帝未竟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在伟大的龙山时代，大禹以其丰功伟绩脱颖而出，最终赢得天心民意，创建夏朝。夏朝的历史，当然少不了东夷的影子。此时东夷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对应的，是岳石文化。数百年间，历史重心势必不断向中央王朝倾斜，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交错期间，此时青铜时代稳步到来，进一步改变历史面貌，历史总是在螺旋中发展。夏朝前期，从“后羿代夏”到“少康复国”，围绕中央政权，统治者之间相爱相杀，数十年间风云激荡，东夷势力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按照《竹书纪年》记载，直到夏朝末年，再度恢复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和谐局面。毕竟，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怕是谁不服谁，终究谁离不开谁。

最终取代夏朝的商朝，由东夷分化而来，迄今山东曹县一带有汤王陵、伊尹墓，据考证曾是商汤故都。《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讴歌，暗示着凤鸟崇拜的东夷传统。商朝建立后，封疆治理采用王朝与邦国分治的内外服制，体现了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依托鲁西南故地，或怀柔或征伐，以王畿为中心经略四方，肘腋之地的东夷，无疑乃重点方向。放到整个历史进程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融合，让中华民族的基本盘更加雄厚。今日山东省城济南，自古地处交通要道，大辛庄成为商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留下了宫殿遗址、高等墓葬和甲骨卜辞等重要文物。东拓运动在晚商达到高峰，东夷势力一步步退守胶东。最终的结果，《左传》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长年穷兵黩武，势必激化矛盾，促成了商朝的崩溃。周人来了，商朝开拓融合的成果将由新朝继承巩固，周公东征彻底改变了海岱文化格局，历史进入新的时代。

周朝建政不久，天下邦基未稳，武王去世，成王尚幼，一时人情汹汹，周公毅然摄政。“三监之乱”爆发后，周公争取太公、召公等元老重臣支持，断然发动东征。《尚书大传》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历时三年，平定叛乱，后期主要是经略东夷，包括南部分支的淮夷。按照先弱后强的战略方针取得辉煌胜利，不仅挽救了周朝政权，而且为推行封建制度、加强中央权威创造了条件。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见解，“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历史的进程环环相扣，为八百年后秦朝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迈出了坚实步伐。大一统的历史精神，始终隐伏在中国历史的经纬中，汉代董仲舒总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周公东征留给海岱地区最大的历史遗产，是告别东夷时代，让齐鲁文化登上历史舞台，终结了“夷夏东西”的古老格局，完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进程。殷商时期，海岱南部的奄国、北部的薄姑，无疑乃举足轻重的东夷大国。其中奄国建都今日曲阜，乃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少昊之墟”，曾长期被视为黄帝故里，孔子诞生于此必有定数。东夷安，天下安。为了巩固东夷地区，周公和太公——这对肱骨王室的左膀右臂，被分封到东夷故地：周公封鲁，建都曲阜；太公在齐，建都营丘。两国分列泰山南北，走上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样为中国历史作出不同的贡献。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伯禽代表父亲就封后，“变其俗，革其礼”，将周文化全面引入鲁国，周公功德所在，鲁国成为唯一可用天子礼乐的诸侯，史称“周礼尽在鲁矣”。让底蕴深厚的“少昊之墟”继续发展为文明渊薮，让海岱大地成长为东方圣域。齐的开国“从其俗，简其礼”，以开放务实的态度融合夷夏，迅速赢得了民众稳固了政权。此后数百年间，充分发挥齐国的地理地缘优势，既发展农耕又惠工通商，大力推行“海王”战略，打造早期“海上山东”。以超卓的政治智慧富国强兵，诞生了名相管子、兵圣孙子等伟大先哲，璀璨文明的星河，与邹鲁交相辉映。历史大势所趋，周朝八百年间，继续向着民族大融合进发，中经春期战国的剧烈锻造，到秦朝横扫六合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夷夏先民终于融为一体，其中留下了我们——山东人。

六千余年东夷故国，亲历整个中华民族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的缔造与民族的融合。走过地老天荒，把历史根性深埋在东方大地，让东夷血脉奔腾在万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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