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一度被鲁国季文子所称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自己也常称“蛮夷”的楚国，历经楚文王、成王的不断扩张，到了楚庄王时代（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占据南方的广袤地域后迅速崛起。这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开始了北面争锋、所向披靡的霸主之旅，并在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一战定天下，奠定了霸主的基业。楚庄王昂首驰骋，纵横捭阖，成就了楚国辉煌的历史。

但遗憾的是，在楚庄王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楚国的国力因不断的内讧而直线下滑，这与国力蒸蒸日上、稳步前行的大秦帝国正好相反。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面对的就是咄咄逼人的虎狼之国——秦国，该如何振发国势反击？这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走上了历史前台。楚怀王任命年轻、意气风发的屈原为左徒，并令他负责起草法令、改革内政，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国家富强起来，以抗衡北面的强秦。但这一顺应楚国历史、留存楚国的正向行为，遭到了以靳尚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反对，在靳尚一番添油加醋的话语中，楚怀王“怒而疏屈原”，改革流产。

这时，诸国的形势也复杂起来。昔日的第一代霸主晋国早已元气大伤，分崩离析后更无力角逐中原，只能蜷伏在北方。齐威王（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20年）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变革的潮流），重用田忌、孙膑为将，又开始强大起来。或者说，此际真正能抗衡秦帝国的蚕食的，也就是齐国。对已处衰落态势的楚国而言，联齐抗秦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洞察时势的屈原提出这一主张，但受到了秦国的蓄意破坏，秦国委派巧舌如簧的张仪去瓦解这一阵线。张仪重币贿赂了执掌大权的靳尚、令尹子兰、宠姬郑袖等人一同诽谤屈原，同时又诱骗怀王，说“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从而使得楚齐断交，情势急转直下。

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因被骗而恼羞成怒的楚怀王兴兵伐秦，但丹阳一役丧师8万，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其恶果是直接动摇了楚国的军心，楚怀王本人也心有余悸。大约就是在这一时节，面对血淋淋的现实，痛心疾首的屈原写下了《国殇》，祭奠阵亡的将士。这时，屈原又临危受命，出使齐国，试图恢复一度中断的楚齐联盟。但屈原未能如愿，反而继续受到排挤。苦闷的屈原决心出走汉北——暂避锋芒，也换个环境，缓解一下忧伤的心境。“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写于此际的《离骚》中尽是悲愤与沉痛。正是在极端的苦闷中，彷徨山泽的屈原又创作了《天问》。面对奇异、瑰丽的庙宇壁画景象，在一己对周遭变幻甚至颠倒世界的声声质问中，他抒发了愤激不平与抗争。

但旧愁未去，又平添了许多新愁：公元前303年，齐韩魏兴兵伐楚；两年后，秦又联合齐韩魏击楚，楚军败于垂沙，楚将唐昧被杀；又过了一年，秦伐楚，楚兵死两万多，楚将景缺被杀；紧接着秦又伐楚，攻陷楚八城。

一连串的沦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严重的是，楚怀王被骗入关，后被拘禁而客死咸阳，“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这实际上也可说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观念产生的一个渊源。尽管屈原对楚怀王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但面对这接二连三、始料不及的国家变故，此刻也止不住深深追思，为让飘荡异域的怀王魂魄安息，他写下《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毕竟，楚怀王承载着屈原一生奋发图强、安国惠民的理想，在最艰难的时刻，屈原都没忘怀故国，也无法忘怀释然——还存有一线希望，“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而“三致志焉”正显出其为国奔走效力的执着，以一己哪怕可能微弱的点点努力来改变业已倾斜、颓圮的国家。《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就产生在这纷扰、战乱频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