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父亲节，又忆父亲时。选2004年的一篇旧文，以表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油画《父亲》

        “大大”去世近四年了，我也早想写点文字纪念“大大”，但总静不下心来。“大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有时我甚至觉得“大大”还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家的兄弟姐叫父亲都叫“大大”的，这大概是广东梅县人的叫法，因为母亲姓邱，祖籍是梅县人。况且同村的邱姓人家叫父亲也是叫“大大”。于是我这样猜测。

      我最深印象的是“大大”乐观。“大大”的乐观和他小时候家庭生长有关系。

      我的祖父是做阉猪的，我虽然从没有见过祖父，但小时后见到过阉猪的。他们走村串巷，吹着口哨，一听那“啡哩啡哩”的口哨声，就知道阉猪的来了。我懂事起，我就想象着祖父的形象，大概就是如此吧！几个人将猪按倒在地，阉猪的用锋利是手术刀在猪身上划一道口子，用手指一掏，便掏出两颗东西来。接着在猪的伤口上涂上黑黑的锅底的灰就了事了。

     奶奶的照片我是见过的，大姑母就很像奶奶。照片上，伯父、“大大”、叔叔三兄弟站在前边，奶奶显得非常的慈祥。据一些长辈说，奶奶唱戏，伯父吹箫，“大大”拉二胡，还有小姑姑也会唱歌。一家人虽然过的清贫，其乐也融融。我曾听说，明天早上家里没得粮食了，但今晚全家人还是要唱个够的。我的父辈们乐观让我好生羡慕。

     “大大”应该是家族中最乐观的了。我出生后，家里就连连不幸。先是父亲蒙冤被革职回乡当了农民。当年被抄家后，家贫如洗。“大大”告诉我，他是从农村信用社里贷了六元钱买锄头等农具参加生产劳动的。当时已有姐姐、哥哥，而我就是这一年出生的。生活之难可想而知。

      不久“文革”开始。有一次，“大大”被那些“打砸抢”分子反手吊在牛棚的梁上，绳子断了，“大大”摔了下来，肚子撞在桌角上，但“大大”忍着剧痛，对那些“打砸抢”分子说，绳子太不牢固了，那里有牛镣，你们用牛镣吧！以后“大大”的日子自是很不好过。

      那时被打倒的不止“大大”一人。他们有时成群结队的挂着牌在全公社游街。“大大”一边敲锣，一边唱歌。有的同伴怕引来更多的麻烦，叫他别唱了。“大大”说唱歌总不犯法吧！整个公社的乡村很分散，且大多为山路。被游街的还有怀孕的妇女。“大大”总是鼓励要想的开，身体要紧，上坡了，孕妇走不动了，大家就扶的扶，背的背。人性与乐观在“大大”他们一群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那时家里的生活可想而知。村里的人大多穷苦，即使有点余粮。也不易借到。母亲曾告诉我，有一次，向邻村的一家好心人借粮食。白天说好了，也只好晚上去拿。因为好心人也怕连累，只能悄悄的帮忙。

     由于家穷，“大大”又被迫害，姐姐未读完小学，哥哥只读了一年书，还只有九岁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还是撒娇的年龄。但我终是家庭中不幸之中的幸者了，靠着借钱读书，也几次差点儿停学的。

       即使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我很少看到“大大”的愁苦，“大大”每一天劳累回家，吃罢饭，有时闭目养神，很快就打起呼噜；有时给大家讲故事，或者拉琴唱戏，自得其乐。大凡认识“大大”的人都夸父亲的聪慧。

      “大大”是一个擅长自学的人，出生于1921年。据“大大”告诉我，他读过三年书，他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读过书的人。后来他跟着村里人外出江西做香菇，在深山老林的草棚里，劳动之余，坚持读书习字。我还记得小时候“大大”给我们讲“薛仁贵征东征西”，讲“岳飞的精忠报国”，讲杨家将，总是栩栩如生。村里的人也爱听，家里也常常聚着一些乡亲。这也和我后来读文科也有一些关系。

      “大大”从农民到干部，又回到农民。再次回到农村时已经46岁。其中曲折难以言表。他干农活干净爽快利索，样样能行。还能做一手好的木工活。家里许多用具都是“大大”做的。有一次，村里放电影，有个短片是介绍自动插秧机。“大大”看后就凭借自己的记忆，将插秧机用木头制作出来，到田里使用。虽然不及手工插秧来的方便，但还是说明了“大大”的心灵手巧。

     我自以为继承“大大”的只有书法。2001年，我的个人书法集由北京国际文化发展公司出版，我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一位同乡同学时。同学对我说，你写的书法最像你父亲了，你是得父亲真传的。唯一遗憾的是你的书中没有提到你的父亲。是的，我应该写我的“大大”，我也曾经想过，但怎么最后就没有写进去了呢！

       小时候，我常站在“大大”身旁看写字，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大大”总要给乡亲们写春联，我就默默地在看着。读初中后，“大大”就教我写春联。“大大”教我折纸，七字、九字的折法，上下两头要留一部分为天地；怎样一手按纸一手将纸撕开；怎样大胆的用笔，怎样一气呵成。春节要写的对联颇多，“大大”就为我准备墨汁，割好纸张，在我写对联时，边为我拉纸边给我指点，写好后，又一副副地摊在地上晾干。收好后，交代乡亲哪是上联，应该贴在门的右面等等。我们父子都乐于为乡亲们写对联。看到村子里贴满了自己书写的对联，心中感到无比的快乐。

      以后我的书法也渐渐有些名气，十八岁那年，在浙江省首届大学生钢笔字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我连夜写信告诉“大大”，“大大”很为儿子感到骄傲。以后书法上颇有进展，但我在“大大”面前依然不敢有丝毫的自以为是，因为“大大”那工整严谨的行书总令我敬畏，至今乡里人依然说，你父亲的字真好！

     我很欣赏庄子，也很爱戴陶渊明。我觉得“大大”和他们有几分相似，只是“大大”生活的环境比他们更差些，文化水平也有差距，但我依然觉得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乐观，面对挫折、名利很坦然。

      我在读大学时，听文学老师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为这故事而流泪，李铜钟和“大大”是多么的相似，都有一颗为民的心，然而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00年8月，我辞职到省城，不久，我又去了沿海。想不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我离开家乡时，“大大”虽然年已八十，但看上去身体还健朗，思维也相当敏捷，我以为他还可以活几年。那年，“大大”走访了远在福建的舅舅家和当地的其他亲戚，到了祖家去抄了家谱，并将自己的家族进行了补充，交给我看，希望我能把家谱保管起来并能继续下去。还很有兴致带我看了他的棺材，“大大”亲手在棺材的两头各写了一个“福”字和“寿”字。那“福”、“寿”二字，笔画饱满，线条流畅，结字严谨，令我叹服。当时我想“大大”还这么健康，何必叫我看他的棺材呢！他写的20多页申述报告也是条理清晰，事情明了。

      此时的我才知道“大大”所做的一切都已是最后的打算。他对自己的了解是多么的清晰！我后悔没有为“大大”去做申诉的努力，哪怕做做样子也行。两个月后，竟想不到成了永别！

      在“大大”最后的日子里，我白天克制自己上好课，晚上打电话询问病情。当半夜噩耗传来，我以泪洗面，抽泣到天亮。等我傍晚赶到家的时候，按照时辰，“大大”已经入殓，我竟没有再见“大大”一面，此时我已是欲哭无泪。看着棺木两头“大大”亲手写的“福”、“寿”两字。我似乎明白了，也许“大大”的“寿”限真的到了，也许“大大”真的到天国享“福”去了。

       当晚，我们姐弟在灵柩前守夜到天亮。第二天大家背石头到山上做墓门，下午将“大大”送至山上，并锄掉墓边的杂草和小树。我只能为“大大”的最后尽点力。

      晚上我们姐兄弟给一桌八仙和一桌吹打队敬酒。我一个个的跪拜，一个的敬酒，乡亲们知道我累了，也怕我醉了，叫我随意喝点就行，但我觉得非一人一碗敬过去不可，以表达自己对乡亲的感恩之情。也许是“大大”在天之灵的保佑，喝下十六大碗的啤酒竟然没有一点醉意。平常我也只能喝两碗而已！

     几年来，我每次受到挫折之时，我就想起“大大”。“大大”在那样的环境下养大了我们四个孩子，并让我读完大学。如今社会的路子更宽了，我有什么理由悲观，我有什么理由不带好孩子，我有什么理由不超过我的“大大”呢！愿“大大”在天国安息！

                李伟华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