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天问——寻找中国人的最高信仰

胡春雨

中篇望岳：唯天为大

典出《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风俗通义》：“尧者，高也，饶也。”

遥望泰山之巅，问的是天道，观的是天下，悟的是天人。一部《中庸》，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譬如天命、天性、天理、天良，中国人认为，人类生命来自天地化育，一切禀赋来自上天赐予，一切文化由此展开。是为“天人合一”，并非二元对立。我们的“上古圣神”，无非“继天立极”，留下“道统之传”，奠定文明丕基。这种思想，与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记-礼器》云：“礼者，反其所自生；乐者，乐其所自成”。华夏祖先以虔诚之心、祭祀之礼致敬上苍，让生命原本复始，实现价值；顺应天地大化，代代繁昌，为构建中华文明奠定终极依据。其中最庄重、最神圣的形式，便是封禅泰山。

据《管子-封禅》追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能够回忆的有十二家。从上古时代天真未凿的无怀氏开始，中经三皇五帝，下至三代明王，对上天的礼敬伴随整个中国文化史。我们与其怀疑古史的恍惚，不如仰望祖先的虔诚，不能因科学文明的刺目看不见天道之大。《五经通义》揭示封禅的崇高意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寥寥数言，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自古“继道统而新治统”，政权更替在所不免，文化精神万古常新。仰体天心，临深履薄，建国立政的意义在于代天理物，兴致太平，民生才是历史进化的重心。

关于封禅的仪节，《史记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所以如此安排，《白虎通-封禅》解释，“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核心是一个“报”字，既是对上天的报答，更是对上天的报告。其中隐藏的深意，用《墨子-天志》的话说，“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有国者必须畏天之威，不容肆意妄为。“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政权最终的合法性，在于顺应天意，践行天道，服务天民，方为“有益于天地”。

这种政治伦理，始终与中国人的天道信仰相表里。《诗经-玄鸟》赞颂殷人的光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从生命的赐予到天命的眷顾，追本溯源，莫非天赐。然而天心所在，无非民生利病，《诗经-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顺应天然伦理，推行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建构，《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心并非玄远不测，《尚书-皋陶谟》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威。”《尚书-泰誓》又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代表天心所向，决定天命所归。《左传-文公十二年》总结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其何能保？”这种政治传统，被梁启超先生概括为“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乃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要义。

中国人信仰上天，就像西方人信仰上帝，穆斯林皈依真主，关乎各自文明根性。祭祀以独特方式承载核心价值，祭天，明的是天道。《孔子家语-郊问》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也，”来自中国人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上帝乃天道的化身，代表着宇宙大化与运动规律。程子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在中国人看来，上天的伟大只是一个“至诚无息”，《孟子-离娄上》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对天的信仰在于诚挚之心，复归本然之善。《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程子解释其中原理，“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秉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是为“天人一也”，乃一口“浩然之气。”

可见，祭祀与迷信无关，贵在以神圣的形式、艺术的表达、心灵的慰藉，寄托文化理想，树立民族信仰。《礼记-礼运》云：“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所谓“五祀”，迄今遗风犹存，《论衡-祭义》解释，包括“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欲食；中溜，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立足根本，扎根生活，形成完整的礼乐体系，塑造诚实笃厚的国风民俗。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靠文化陶冶不靠口头说教。

董仲舒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道之大源出于天”。在生命本体上，《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为，生命来自上天赋予，故人之所以为人本于天，譬如“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地而义。”总之天与人的关系，“天之副在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包括了天性、天良这些中国人至今深信不疑的基本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阐扬王道理想，其解释政治原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主张效法天道，顺应天时，譬如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庆赏刑罚，“异事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天人道理相通，故“圣人副天人之所行以为政。”与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塞涅卡等西方先哲相比，两者同样主张自然是天地与宇宙的代表，调节人类世界。只是中西文明一个天人合一，循着天道前行；一个天堂地狱，走向上帝信仰。

从泰山的历史看，天道信仰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而且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书》阐扬中国政治文明从《尧典》开始，大舜受禅后首先举行大典，“肆类于上帝”，向上天报告担负起天子之任，随后踏上巡狩四方的征程。王者的足迹不可能遍布天下万国，雄镇四方的岳山，遂成为各方诸侯朝会的坐标。大舜的第一站当然是泰山，“东巡狩，至于泰山，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上天的名义，在泰山大会东方诸侯，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制度上、用人行政上，推动早期中国的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可见，泰山是文化山，信仰山，也就包含了政治山，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成长作出了重大贡献。“泰山安则天下安”，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至于封禅作为祭天的最高形式，其隆重远超登基大典，一个时代只有地平天成、天降祥瑞，才有资格考虑，往往数百年不遇。功高德厚如唐太宗者，尚迟疑再三，最终没有封禅。秦始皇扫平六合，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过五帝”，东封泰山却留下了千古之讥。《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之上泰山，中坂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辄讥之”。一个政权，比得罪精英阶层更可怕的，是得罪天下百姓。《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道理化作民间传说，把历史写照的更加生动。大树上有神人讥之曰：“无道德、无仁义、无礼而得天下，妄受帝命，何以封？”始皇三十六年，泰山天降陨石，百姓刻书“始皇帝死而地分”，获罪于天的大秦帝国，在人民的诅咒中灰飞烟灭。

在封禅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还是唐太宗具有大政治家的气度。《资治通鉴-贞观六年》载太宗上谕：“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数百年后，当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亲自策划了封禅大剧。历史是最公正的评价者，宋室之举获讥后世，此后千百年间再无封禅。乾隆皇帝六登泰山，三叩九拜，哪怕自诩“十全老人”，也没有决策封禅。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国泰民安，天下泰安，乃封禅大典的文化理想，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报告上天，在于内心的虔诚，不懈的追求，原在不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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