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勇

夏新建

　　第一次见到蒋勇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八十年代的农村，温饱都是大问题，有编制的老师都不愿意来。我们小学开四个班，就一个正式老师，其余都是民办老师。教育局每年都会派民办老师到县城里进修学习。那年，村里都赶着插完了秧，准备过端午节了。新搭的田埂上，远远看见一个瘦高个子，穿着中山装，小心翼翼地推着一辆自行车朝学校走来，挂在手柄上的黑皮包一晃一晃的，时不时触发铃铛响一下，声音很清脆，是山村里很少听得到的那一种。办公室门口，贴在拥挤的人头后面，远远地看到瘦高个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大白纸，很郑重地递给了刘老师。刘老师接过这张纸，双手微微地颤动，脸上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最后还是使劲儿挤出来一堆笑容，把瘦高个儿远远地送出了校门。其实刘老师接过很多次这样的纸了，一直都没能转正，只是这次想不到会这么急，第二天，刘老师就去了县城。代课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个儿，国字脸，头发浓密，讲课声音很大，隔着一个大操场，我们都能听得清六年级的课。那时的老师很严厉，讲台上除了粉笔和擦黑板的毛巾外，还会配上一根三尺长的竹板子。所以孩子们对老师很敬畏，一般下了课都会离老师远一点。端午节过完也快半个来月了，中午孩子们都在操场上玩，出乎意料的是，一群六年级的大个子紧跟着代课老师往学校前的一条小路走了，直到下午上课才回来。代课老师从他们肩上卸下一个个袋子，放在厨房门口。校长吹起了口哨，全校同学集合，由低到高整齐地站在了操场上，没一个敢出声，校长难得的满脸笑容，声音洪亮地宣布：“今天同学们有口福了，蒋勇老师用这半个月的代课工资买了白桃，大家按顺序每人领两个，大家要感谢蒋勇老师。”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白桃，味道真的好极了。

　　第二天，刘老师从省城回来了，后来我们问蒋勇老师还会来吗？校长说他已经去了广东。

　　初春的太阳总是那么懒懒地洒下来，满地坪的人坐了一个多小时，天南地北地聊着，都见不到一丝的厌烦。从他们的闲谈中，我欣喜地得知了蒋勇的一些情况。他是山村里第一批到广东的，最初几年，都很少有老乡知道他的地址。听说是进了一家模具厂，老板看他是高中生，做事又勤快，让他当学徒开机器，后来在汕头开了一家小模具厂，把几个老乡叫了过去。消息传到山村里，有的说他发了大财，是我们村上的首富了，有的说他改了名字，叫蒋和平。老乡们说他当老板没有架子，好打交道。说到这里，好几个人都叹了口气。只可惜的是，他父母得病太早了，事业正是红火的时候，他父亲中风了。他连夜从广东开车赶回来，听医生讲，他父亲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要想好转需要悉心的照顾。他知道母亲嗜酒，一喝酒就犯糊涂。难得照顾好父亲，他把病人托付给医院后，马上返回了广东，立即发布工厂转卖的公告，仅一个星期就亏本把辛辛苦苦三十多年一手创办起来的工厂盘了出去，背着包回了老家照顾父亲。跟着他的老乡都无不替他惋惜，他却说工厂最挣钱也比不上父亲健康重要。

　　一声尖锐的刹车声打断了聊天，一个身材结实的中年汉子矫健地从摩托车上跨下来，脸庞黝黑，头发稀疏，裤腿高卷。一双水鞋还留着些泥印。老组长立即宣布，人都到齐了，请大家安静，正式开始选举，经过分发选票，填票，认真的推选，蒋勇以四十五票全票通过，当选为街上组的新组长。这个中年汉子被乡亲们围在了中间，个个对他表示赞许和认同，也充满了期望。

　　由于我是联组村干部，选举的第二天我决定去拜访这位街上组的新组长。

　　从杏塘组与街上组的交界处，顺着一条长长的陡坡路一路上行，大概两百米就到了蒋勇家，一栋两层楼房依山而建，旁边是三间养牲畜的瓦房，地坪齐边儿扎上了竹篱笆，坪沿的空地上种满了各种蔬菜，春光正艳，菜花引来了三五只蝴蝶和一小群蜜蜂。屋前原本是一片梯田，现在改造成了鱼塘，微波粼粼，时而有鱼儿露出水面，调皮地划个小浪花，正看得入神时，一声哞哞的牛叫，从杂物间传来，此时鸡鸭也随之附和，瓦房那一角奏起了一曲奇特的交响乐。

　　我刚走到地坪中间，一位老婆婆就在屋内隔着窗户朝我大声喊道；“你是哪个？我又不认识你。”声音很僵硬，这时蒋勇匆匆从屋里迎出来，解释道：“这是我母亲。他患了老年痴呆，连儿子都不认得了，你别计较她”。我赶忙说：“人都有老的时候，得这种病，只是他老人家自己受罪了。”

　　蒋勇边招呼我边整理房间，他说前年他父亲治疗后基本康复了，不料在家中摔了一跤，就病得更加严重了，治疗也没什么好转，一直瘫痪在床上。饭要喂，上厕所要伺候，要帮他洗澡，隔几个小时要翻一下身。去年母亲的老年痴呆也严重了，经常说胡话，在家里乱翻东西。怕他们睡着了掉下来，我就要他们分两个床睡，我自己摆一张床睡中间，经常半夜要喝水，我怕他们打翻热水瓶烫了手脚，就用绳子拴在床角上。蒋勇是个健谈的人，两年多了，就他一个人悉心地照顾两个老人，一日三餐，衣食起居，很是不易，也只有这一室三床、绳绑茶壶方可应付得来。

　　当了一年的组长，蒋勇坚决辞了职，他说他要全心全意的照顾父母，分不开身搞组上的工作，组上的人都说蒋勇是孝子，应承了他的辞呈。

　　今年四月，他父亲终难斗过病魔，不幸与世长辞，丧偶之痛，使他母亲病情加重。通宵达旦地讲胡话，摔东西，蒋勇彻夜陪同守护，生怕母亲出半点差错，他说：她养我小，我要养他老，最难熬，我是儿子，也是应该的。

　　夕阳西下，火红的余晖从后山透过丛林洒在地坪上，如同点点碎金。这就是上天对一个孝子的赏赐吗？难道真的感动了天地？或许是，但我相信蒋勇不需要。

　　从蒋勇家出来，一路走着，一路回头，真希望老人家能奇迹般地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