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文史馆原研究员黄超云先生，著有《螺壳斋四集》很有文化底蕴。其中《朱文公的理学根柢》一文，揭示了朱子的理学，也是“援禅入儒而成理”的，原文摘录如下；

“唐沙门慧宛《华严经音义》卷四：“归人志弱，故籍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女婿护，老迈儿子护”。其实“三纲”之目出自汉《白虎通.三纲六纪》。《礼记.乐记》虽也有“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唐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妻为纲”。皆汉继秦专制法令之后益以懺纬迷信之言以强封建帝王之统治，原非儒家之说也。儒家混淆于汉宋懺纬禅宗之学而面目全非。朱熹之学受禅宗之说特多，于真际法藏慧苑三例可见。后来，宋代理学家把“三从四德”升华到天理纲常。

唐法藏(即贤首大师、华严宗三师)为武则天讲解《华严金师子章》，提出一多相容，无碍又互相区别之说，如金子可塑成狮子种种形相。为后来朱熹一本万殊之根本。上述慧宛即法藏弟子。以上三人皆是唐僧，对朱熹都有重大影响。亦即理学的根柢是佛学也。明吕坤有鉴于此，特在他所著《呻吟语》中有言异端有两种:(一)佛道二教为异端之异端;(二)理学为儒者之异端。他指斥方巾阔袖之道学先生非伪即腐，“伪者，行不顾言，腐者学不适用”(《去伪斋集.杨晋庵文集序》)，他认为理学是“叛儒入释”。他更指出儒者之异端危害于异端之异端，痛乎其言也。他主张学术应以“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鹄的，反对“开口便讲学脉，便说本体”(《呻吟语》卷一)。吕坤这番议论，对当时理学情況“无事神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批判是有进步意义的。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抗清学子，后因军事失败，乞师复明不就，遂长期流寓江户(今东京)20余年，至死不返。他反对理学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荒疏学风，甚至归咎明延亡与理学空谈有关，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答(日本)安宅生顺问》)，朱舜水为明未实用派之一。”

黄超云老先生的确学有专攻，研学执着精准。挖出朱熹“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不是远承孔孟之道，是来自秦制汉续那些为维护帝王统治的文化。另一个方面又受赵州真际、法藏、慧宛三位禅师影响甚大。现在应該站在南宋那个时代说话，佛道二教被列为“异瑞”，所以朱熹一方面写诗告诫侄儿“莫学空谛莫求仙”，这是公开表面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甘儒学走人迂腐不堪万古不化。故而“援禅入儒”又集北宋五子理学衣钵而成“大集成者”的理学宗师。既使这样，他仍然受到儒家保守派吕坤的攻击，认为他是“儒者之异端”。朱熹的晚年也是狼狈不堪的，他的理学被朝庭起初界定为“伪学”，罢官去职连累了一大批同僚学生，惶惶不可終日遁于武夷山中窖藏!所以，文化的首创者与改革者总是不幸的，因为传统的保守性冥顽颟頇，指责他“叛儒入释”归在异端邪教。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一面，又有糟糕的一面。到了明朝，朱熹的理学思想又走到了僵化迂腐的境况。幸好王阳明先生又进一步把禅宗的智慧再次“援禅入理”形成心学创新理论，可惜明代的统治者也好，清朝的统治者也好。不重视也没有从中受益。“墙内开花墙外香”。日本的明治天皇却如获至宝，自天子至庶民举国上下，无不热衷于对王阳明心学的崇拜学习，由此“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一个响亮号角，开辟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其中“解放思想”是心学智慧，而“实事求是”仍然是理学文化。而如何“团结一致”却需要兼顾公平与正义，平等与效率，离开党的正确领导可能会走退路、邪路或歪路了。而今，思想就象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会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行!

爱因斯坦说过:“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佛教是最接近科学的宗教。或者说佛教是一盏跨跨二千五百年的慧灯，佛陀早就相信“因果”，这因果又不是世间法，而是出世间法的般若。般若是大智慧，知道了“无常”也是般若，明白了“世间法，法无定法。”为什么无定法，因为立法的“法理”也在变化，法律总是落后于实际生活。前幾天，有位厦门海沧的企业家，专门在制造高仿真的智能机器人出口，生意兴旺通四海。有人问我，党员干部能不能自购一台高仿真明星智人晚上陪作A?因为他的梦中情人叫“王x丫”，我捧腹大笑说:“感谢坦诚，这方面好象无违党纪国法吧…”，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路，这世上本來就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鲁迅先生甚至认定第一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有些事只讲不做、或者只做不讲，也是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的精神吧!

 黄超云先生说：“我以为朱子影响中国、日、韩、东南亚甚大，虽根柢于佛学，而成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分，值得后人珍重研究，当今的新理学，虽旗鼓参差，总算也是学术界的一股力量，理学家的性理研究，理为天地先，人性本善。性生于气，都可为中国哲学之重要理论，可补儒学专重伦理人事之缺，还可与当代哲学、宇宙学参证补充。用此以见证中西宇宙观的同异。”

关于性理存在于宇宙成毁先后，是个玄学问题，不可能用科学论证，人类以有限的智慧而讨论无穷的宇宙，正如佛书上所论的盲人摸象，知其一体已。

史蒂芬.霍金所著《时間简史》吴忠超译，2006年1月第一版所附《小辞典》人有原理云:“我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样子，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我們也不会在这里去观察它。”我对理学和真际禅师的论据，不敢妄加评论，我只能引昂利.彭加勒所著《最后的沉思》第一章《规律的演变》以作比较。他说布特鲁先生说，如果世界连续不断地演化，那么支配这种演化的本身是否唯一地被排除在所有的变化之外呢?意思是万物成毁，理还在否?他说:“世界末日或改变它的规律将是同样的事情;与我們的规律不同的世界将不再是我们的世界，而是另一个世界。”意思是规律也会演变，若干亿兆年后，世界物界现象完全变化，与我们所习知的变化完全不同了，理还照旧不变吗？他更言:“如果世界的规律是变化的，宇宙的所有部分都会受到影响，人类也不能逃避这种影响，即使我们暂且不承认人类能够在新的环境里兴旺繁盛。但必須有所改变，以便能够适应这种环境。而且以前时代的人的语言对我们来讲，会变得不理解，那些人所使用的词汇对我們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或者对他们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意思是说，依照规律的演变，亿兆年后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言语意识也都变了。前人的“理”对我们也沒有意义了。彭加勒的论述曾在我国被斥责过，被认为“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但无论如何，他的渊博学识和出众的才华，也值得深沉考虑。

所以，至于古代朱子的“三纲五常”理论，并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批判地继承，有的家庭儿子历害多了，就是不听父亲的话;有的夫妻也“蒌蒿滿地蘆芽短”，女人当家过着美好生活就好吧!有一点需要学习的是，黄超云老先生“吃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到了86岁高龄仍然在研究西方的最前沿科学与哲学成果，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还是不太认同“神学”，而相信西方哲学家康德大师在《纯粹理性批判》最后那句话，敬畏“天上的星辰，和心中的道德律。”用中国老人的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另一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或者真的有这么回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依然有值得挖掘的文化价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