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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难忘慈母》
文/龚如仲
尽管我的母亲早在许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但这么多年来，我对母亲一直难以忘怀。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每当我在梦中与母亲相聚后醒来，回忆起母亲的慈祥面容，意识到她早与我阴阳两隔的现实，我通常会情不自禁地悲从心来。与此同时，也会让我回忆起慈母生前所表现出来的平凡而又绝不平凡的点点滴滴。正值今年的母亲节来到之际，我怀着对我母亲的无比深厚的感情，写此小文，来纪念、怀念我的慈母。
（一）
我儿时的家是一间位于上海一幢旧楼顶层的阁楼，一个被上海人称之为“三层阁”的小房间。但三层楼上的凉台是我家独用的。我依然记得，当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时，在炎夏的日子里，母亲会在太阳落山很久后的晚上，先向凉台的地面上泼撒一通凉水，等地皮干透了之后，母亲就在暑气已消的地上铺上一张凉席，然后让我惬意地躺在凉席上数星星。有时候，我母亲会拿起一张小板凳坐到我的身旁，然后她会一边煽摇着大蒲扇，一边给我讲述着民间乡野的那些老掉了牙的故事。
童年时除了玩耍，我几乎无事可干，因为一天三顿饭由我母亲做就。为了让正在外面玩耍的儿子按时用餐，做完饭的母亲有时不得不跑到楼下的街道上、弄堂里大声呼喊着我的小名，让我赶快回家吃饭。淘气的我有时故意躲在街头的一角或是电线杆的背后，装着未曾听见妈妈的叫声，有意让母亲干着急。但母亲最后找到我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因为“呼喊很久、嗓子都快喊哑了”而责骂我，她只是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一句：“回家吃饭，乖儿子”。
更让我自己想想都可气的是，我小时候特别无赖。仗着母亲从来都不打我的专宠，我有时会在母亲面前毫无道理地撒娇、犯浑。有一回母亲气急了，扬言道：“等你爸爸回来，让他评评理，然后他会好好地揍你一顿”！为了免除父亲的暴打（其实母亲是吓唬我的），我竟然会无赖到将身子探出凉台栏杆外，然后威胁我母亲道：“如果您到爸爸那里去告状，我就从这三层楼顶跳下去”！母亲被吓坏了，从此后再也不敢扬言要让父亲体罚我。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从小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打我记事起，直到去北京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甚至连一双袜子都未曾洗过，因为母亲毫无怨言地包揽了这一切。
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当我偶受惊吓，身体虚寒，头疼脑热之际，除了带我去看医生之外，母亲还会以她特有的方式来帮我治病。她往往会从一位民间术士那里花钱请回一道据说是已经注入了“法力”的黄色符纸，然后回到家中后就赶紧打上一碗清水，接着就把“灵符”盖在水碗上。最后，我母亲用一条长长的细线绕碗口将符绑紧。当夜晚降临时，母亲会对着“月亮菩萨”（我母亲信佛）拜上一拜，然后她一手提盏灯笼，一手端着水碗，在弄堂里、街道上满世界地、反反复复地高喊着“海宝，回家了”这句话（我的小名叫海宝）。那悠长而略带凄凉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朦胧的夜色中，让人心中顿生酸楚。回到家中后，母亲会用一根筷子把灵符捅破，然后命令我快快将碗中的“神水”顺着“灵符”捅破处喝下。因为我母亲深信：这种被喊过“灵魂归兮”的神水是一定会让我失去的魂魄重归七窍的，但我真的记不得这种迷信的做法是否有效。然而，我真真切切地记住了母亲爱子的真情。
慢慢地，我长大了，到了读完高中该上大学的时候 了。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被大学录取、即将到北京去读书的前夜，父亲出去办事不在家，母亲悄悄地把我喊到她的身边，然后用她的右手颤巍巍地从她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后，我赫然看见里面有一些崭新的零散钞票（都是一毛或五毛一张的纸币），还有几张“全国粮票”（当时的中国人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我要去北京了，上海的本地粮票不顶用，为了让我不挨饿，母亲就拿上海本地粮票和人家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母亲对我说道：“这里有十块钱，都是我平日里一分一毛地攒下来的。还有十斤全国粮票，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和粮票你都要好好地收着，万一在北京碰到难处，就用这钱和粮票买东西吃，填饱肚子，千万别委屈了自己”。您要知道，当时的十元钱可是一笔为数不小的大钱，而十斤全国粮票更是弥足珍贵，这里面包含了母亲的多少辛苦和用心！看着钱和粮票，我当时热泪长流。说句心里话，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钱和粮票，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我一直将钱和粮票珍藏在身上（但后来几经搬家，我把母亲留给我的纪念物给弄丢了，为此事，我着实痛苦了好几天）。
同时让我非常感动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母亲为了我上大学时能穿上新步鞋，她熬了几个不眠之夜，一针一线地为我赶做了两双新布鞋。您要知道，我母亲的针线活儿是远近闻名的，我们一家三口的衣服和布鞋都出之于我母亲之手。到北京后，我一直穿着母亲为我制作的布鞋，心中充满了母亲对儿子的至爱。
最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是一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时候的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真是苦极了，饿极了。尽管上海人按月有定量的粮食供应，但数量少得可怜，而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足够充饥的蔬菜、肉类或面点。上海人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一样，一日三顿吃不饱。父亲是干苦力的，而我又是一个正处于发育时期的读书郎。面对此况，母亲毅然决定：自己尽量少吃或不吃东西，把省下来的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粮食给我父亲和我享用。直到很多天过去了，父亲和我才渐渐感到了她的不对劲：母亲满脸浮肿，步履蹒跚，浑身无力。于是我们只才发现了她几乎顿顿不吃正经粮食的秘密。知道真情之后，我们坚决制止了她那种几乎是自杀式的“辟谷”。但那一次母亲对父亲和我的那种无私关爱和牺牲精神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幸亏自然灾害不久就结束了，否则的话，母亲的命运不敢设想。
（二）
我记得，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几乎是每星期一次，母亲都会领着我，从上海虹口的香烟桥路走到靠近黄浦江边外白渡桥的吴淞路口，去看望我的姨妈。而姨妈也总是无一例外地用一顿丰盛的正餐来招待我们娘儿俩。倘若去探望时早已过了饭点儿，姨妈一定会在英国人该享用下午茶的那个时刻，给我来上一大碗开水泡饭，外加一碟肉松，半个咸鸭蛋，些许萝卜干。那种“上海式下午茶”对我一个十来岁的小毛孩而言，简直是一顿奢侈的盛宴。您若要问我“你母亲和你姨妈为何感情如此深厚”？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老姐如母的缘故吧。
当我母亲十岁的时候，她的妈妈（我的外婆，北方人叫姥姥）就不幸病逝了。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北方人叫姥爷）成天要为养活家人而忙于劳作，所以家中的大事小情就统统由我母亲一人承担。母亲不但要天天备妥一家四口人的三顿饭，而且还要照顾五岁的妹妹（就是我姨妈）和三岁的弟弟（我舅舅）。一个刚刚十岁的小女孩，稚嫩的肩膀就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我母亲话不多，但特好强，也极好学。她不仅把家务事料理得像模象样，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
母亲长大成人后就嫁给了我父亲。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就从老家江苏来到上海谋生（姨妈和姨父后来也到了上海）。一下子从乡下到了大城市，母亲不但没有感到陌生，反而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并融合在上海人的群体中。
过了不久，我母亲还成了左邻右舍心目中的“大人物”。这不仅是由于母亲为人慷慨、热心，常常在力所能及的的情况下帮帮别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那手无师自通的烹调绝技。凡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不管那家有了红白喜事，我母亲肯定是这家人首选的、不要报酬的好大厨、掌勺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位红案高手，烧得一手极好的上海本帮菜，其中尤以百叶结烧肉、清炖狮子头、河蚌青菜、酒香草头、栗子鸡、 油焖笋等最为人所称道。
与此同时，母亲还是一位白案“大拿”。我依然记得，个子不高的母亲，用一根粗粗的、约两尺半长的擀面杖，在一张极大的方桌上一拱一拱地制作手擀面的样子。只见面团在她灵巧的双手间不断翻滚着，不一会儿，便化为大而圆、薄而匀的一大片，进而又变成了一缕缕筋道十足、粗细一致的面条。面条完成后，母亲又亲手调制“浇头”（北方人叫“卤”），荤素均有。凡吃过我母亲手擀面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们，无不交口称赞。
（三）
除了善于和睦邻里、为人慷慨、热心助人以及扮演好“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外，我母亲也会偶尔展示一下她的“经商天赋”。 记得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可能是对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非常着迷，或者是因为久居于大城市的乏味，我反复要求父母同意利用我暑假的时机，带我到父亲的出生地苏北扬州乡下去“玩上几天”。正巧，那个时候，父亲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息，而不出去干活，家中就无有收入。要为母亲和我拿出额外的去乡下旅游的交通和伙食费，父亲是颇为为难的。可母亲格外疼爱我，为了满足儿子头一回去老家看看的愿望，她慢条斯理地对父亲说道：“儿子和我去乡下的车马费和伙食费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自有办法”。
听了母亲的这番话，父亲和我对此都非常惊讶和不解。后来，母亲说出了她的“窍门”。要知道中国当时正处于中国碰到了百年未遇的严重自然灾害。三年的灾害日子里，粮食奇缺，肉菜罕见。为了满足儿子回乡探望的愿望，母亲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精心策划着她的路费了。她几个月来菜米搭配、节省粮食，积攒了一点儿白面。到了回家乡的前夜，她把省下来的白面做成了几个大大的硬面饼。到了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码头要乘船去家乡的时候，斯文的母亲在候船厅里慢吞吞地拿出了那几个面饼，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我这儿有上好的面饼，五毛钱一个，谁要买？”母亲的话音刚落，一下子就围上来了许多旅客。不到几分钟，我们的面饼统统卖光。凭着卖面饼的收入，母亲不仅挣够了她和我的来回路费，而且还让我们的口袋里平添了些许“零碎银子”。
（四）
光阴荏苒、物是人非，转眼间，当年母亲眼里那个懵懂少年的我也已经到了“退出江湖、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母亲的思念依然是永远的，无法忘怀的，愿我的慈母的在天之灵永远快乐、安宁。
作者简介
龚如仲，旅居美国，诗文爱好者。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曾任外贸部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迄今为止，已由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七部诗文著作。目前是海内外多家诗文社的骨干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