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曾经指出，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相对于高蹈的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的日常生活逐渐清晰，种种带有烟火气息的细节密集浮现。文学史考察表明，庸常小人物、世俗的生活场景和种种家具器物或者人物对白的细腻描写，是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标记。这种状况包含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崛起。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古老的悲剧倾心的激情开始退却，饮食起居、市场消费、家庭气氛等日常生活占据的分量愈来愈大，文学的呼应即是日常生活细节的持续增加。中国文学史也曾显现出相似的转折。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显示的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金瓶梅》与《红楼梦》转向了琐细的人情世故与家长里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概括后者“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细节会说话。文学细节隐含相对独立的观念。某些时候，文学细节的独特意味可能与主导叙事构成某种紧张，二者之间产生的交织与对话造就复杂的艺术张力。五四新文学之中，反抗家族父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作为这个主题的代表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控诉了父权的专制。蛰居于阴森森深宅大院，高老太爷的威权不容冒犯。他对觉新、觉慧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不惜窒息一个又一个青春的生命，年轻一代只能夺门而出，甩开父权的枷锁谋求独立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儿子们对于父亲的反叛构成了当时的主导叙事。尽管如此，当人们读到朱自清《背影》的时候，读到戴着黑布小帽、穿着深青色棉袍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和月台给儿子买回几个橘子的时候，脑中浮现出父子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使在父子对立的文化背景之中，真挚的父爱仍然无声流淌，令人泪目。这时，文学揭示出生活图景的丰富纹理甚至矛盾的交织。对于文学来说，如此复杂的内涵并非诉诸喋喋的议论，而是仅仅借助一个形象的细节。

文学叙事的内在分析表明，情节隐含了一种前赴后继的动能。人们时常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必须打响。这不仅表明情节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情节保持始于开端、继而高潮、终于结局的持续演变。相对来说，细节的出现往往带来停顿之感。两军将领阵前挥刀厮杀，两个恋人咖啡馆晤面密谈，一个间谍潜入密室窃取情报，一个足球运动员即将临门一脚——这时，任何肖像、服饰、神态、身姿、心理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将暂停动作性，从而使情节滞留于原地。细节愈是密集，情节愈是丰满，情节的进展速度愈慢；反之，细节愈是稀少，情节愈是简明，情节的进展速度愈快。这是文学叙事内部情节与细节之间的辩证统一。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前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横坐标，后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纵坐标。然而，情节与细节的不同叙事倾向曾经引起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场深刻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之中提出情节与细节的对立，并且以独到的分析阐述这种对立的意义。卢卡契比较了左拉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的《娜娜》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共同描写了一场赛马：左拉无微不至的细节再现仅仅是情节之间的某种“穿插”，托尔斯泰的赛马却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拉的《娜娜》与巴尔扎克的《幻灭》共同出现了剧院：相对于《幻灭》之中剧院与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左拉对于种种剧院细节的严谨描写只不过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孤立片段。总之，左拉的细节描写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然而这些细节可能脱离情节或者人物性格而毫无节制地就地膨胀，甚至成为情节内部一个笨重的赘物——“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倾向隐含了自然主义的危险，逼真的表象复制无助于认识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机制；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摆脱静态的细节堆积而在叙述中展现出历史的动向。

卢卡契雄辩地论证了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情节与细节的关系或许仍然比他预料的还要复杂。卢卡契对于“叙述与描写”隐含的期许是，情节的持续演变犹如历史运动机制的寓言，众多纷杂的细节完整地反射出情节的内涵。因此，细节、情节、历史之间构成彼此象征的同心圆。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艺术理想。事实上，三者之间的呼应方式远为错落曲折，甚至隐而不彰。许多时候，恰恰由于细节、情节、历史之间的落差，文学可能显示出其不意的特殊发现。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表明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贡献。当然，无论人们对《叙述与描写》的观点产生何种异议或者提供多少补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卢卡契对于情节与细节关系的论述开启了巨大的理论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