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一、巨细精粗 粲然明备 ——也说《永乐大典》
“巨细精粗，粲然明备”是明成祖御撰《永乐大典》序言中的赞语。作为明代重要类书的《大典》，对其价值和流传的论述已有好几本专著出版，前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又因《大典》修成600周年而举行学术研讨会，我虽被邀，但因故未能前往。关于《大典》，几十年来，写的说的已够多的了，岂容我来说道。不过写一点别人不写的杂事，或许还能成为读者诸公茶余饭后之谈资。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读了 1938年出版的郭伯恭著《永乐大典纂修考》，这本筚路蓝缕之作，是后来者必读之本，因其资料详尽，故对研究者有极大的启示。1986年，我在美国作研究时，收到中华书局张忱石兄寄来的他著的《永乐大典史话》，初读之下，也深感他为了搞清《大典》的来龙去脉，可真是下了不少工夫的。
由于兵燹、内盗等原因，如今国内所存《大典》，仅252卷并2页，距原数22877卷相差甚远，只是零头而已。如今国内收藏最多者，当然首推中国国家图书馆，计存246卷。由于罕见流传，故国内南京图书馆、四大学图书馆所藏，也仅一册而已，即使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图书馆之上海图书馆，善本图书汗牛充栋，但《大典》也只有一册并一页。
先说“一页”吧。早在1950年7月，上海市文管会设立图书整理处，着手筹 备上海图书馆，而1951年，筹备处以旧人民币八万元（今八元）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夏玉琛处购得一页《大典》，那是卷1191内之第四页，内容属《易经》。虽仅一页，但也是难得之极，所以上图将之作为“等级藏品"，呵护有加。
而20世纪70年代中，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在整理接收“文革”中“抄 家”图书时，居然发现《大典》一册，并移送上图，那是卷7322至7324,“郎”字韵。内里皆为明以前职官名涉及“郎”字者，如太子司议郎、典膳郎、内宜郎等，计27种。其释文又分“沿革”及“事实”，前者多为引用正史，后者则源自方志、 别集等。
此册《大典》，卷内钤有“颜退省堂”、“鄗客棣生过目”两印。原来这是颜惠庆的旧藏。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是直系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曾在四任内阁里任外交总长，还曾做过国务总理以及驻德、驻英、驻俄公使。1949年2月，他曾作为和谈代表团非官方代表前往华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晤谈。他有三子四女，长子即为棣生，肄业于英国沙德厚斯皇家军官学校。此本《大典》后为颜的大女儿樱生（曾留学美国）及其夫孙子敬所有。由于《大典》并非一般图书，且为某处“抄家”移交上图者，故上图较为重视。
颜惠庆的藏书并不多，但是在他来说，曾有两次大的捐献，第一次是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将存在天津的中、外文图书2900册捐给南开大学；第二次是解放后，他又将存在上海的中文藏书3100册捐给了圣约翰大学。而颜棣生又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颜惠庆在北洋政府时代之私人重要档案文件，分批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1983年10月4日，颜棣生在重病卧床、不能多说话之际，仍念念不忘《大典》的归宿，于是他致信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师廷龙先生，道及其妹夫孙子敬自美返国探亲。他说：“我及舍弟植生将尽力动员他将那册 《永乐大典》真本捐献国家。窃以为先生不妨也设法与他接触。”并将具体时间与旅馆等信息详细告知。以后的事，则是孙子敬先生将《大典》正式捐赠给了上图。遗憾的是，玉成此举的颜棣生没过多久，即以癌症不治而去世。所以顾先生在听到此噩耗时，即写下了“不胜悼念”之词。
上海图书馆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利用馆内工场影印稀见馆藏书刊，70 年代末，又影印元刻本《农桑辑要》、明刻残页《京本忠义传》以及《大典》等，全部按原装大小印成，作为礼品赠送或作交换用。当时《大典》印了200册，装订时，也由有经验的师傅做成包背装，以力求逼真，忠实于原明嘉靖写本之风貌。当然，中华书局在影印《大典》续编时，也将之收入。
我在美国作研究时还见到一些《大典》，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海外所 藏最多者，大约就推“国会馆”了，共有40册之多。记得那时我来该馆三次，相加共一个多月，就被“关”在一座铁笼子似的善本书库里，虽可尽情浏览各种善本，但是那时我的心思全部放在当年王重民先生所没有见过的200余部从日本东京移至国会馆保存的宋、元、明代的善本书，而它所珍藏的《大典》，我翻阅了仅十来本而已。对这些《大典》，王重民先生在他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都已作了较详的叙述。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存的两册，为卷7756至7757，“形”字韵；8841至 8843，“油”字韵。那是20世纪40年代“燕京”从北平买得的，我曾在别的文章里作过介绍。此外还有一册存于哈佛的贺腾珍本图书馆。而据我所知，在波士顿市图 书馆尚有一册，但我直到今天也无暇专门去作“探视”。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的两册，为卷14949，即《妇人证治》第二十五；又卷20573，即《大宝积经》卷八。《大宝积经》卷八末写有“重录总校官秦鸣雷、王大化；分校官林燫；写书官沈洧；圈点监生马承志、吴璥”等衔名。这些都是“镇馆之宝”的藏品，它们的价值和难得程度也绝不亚于宋元版本。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藏的一册，国内很少有人知晓，那是卷15957至15958，“运”字韵。此册有火炙烧残痕迹，显为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掠夺之物。《永乐大典史话》内的“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未收。“运”字韵如今所存仅有六卷，连此才八卷而已，另六卷分别藏日本东洋文库、美国国会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去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伟国兄送了一部影印的缩本《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给我。翻阅后，始知内里已经收入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所藏之本，但我所不明白的是胡道静先生的序中虽对《大典》的叙述极为清楚，但是所谓“海外新发现”的数册《大典》，都未能交代藏书单位，这是甚为遗憾的。
《大典》在台湾地区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是前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有54册之多。由于其财产权属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以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中并无著录，看来还是十分谨慎 的。而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八册，其中两册为卷13991“戏”字韵、卷20478至20479 “职”字韵，那是1940年，郑振铎等人在陈立夫、朱家骅同意下，冒着危险，在上海组织 “文献保存同志会”，利用“中英庚款”所购得，所以书中钤有“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又卷15897至15898“论”字韵，是周越然言言斋的旧藏。而卷485至 486“忠”字韵的封里粘有乾隆间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发写原签条，那是更为难得的了。顺便提一句，台北“国图”特藏组主任顾力仁先生已出版的博士论文《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后面所附录的“《大典》存本待辑书目”、“《大典》研究数据论文索引并提要”极为有用。
至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也有三册，其 中一册卷3401“苏”字韵，则是《永乐大典史话》未收的。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二本《永乐大典》
查《裘开明年谱》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裘开明致白雷格信中云，「已经为哈佛买到了一卷《永乐大典》，价格是叁佰圆。」可惜的是，没有说是购于何处。此信还说到「去年夏天，参观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献时，翟林乐博士告诉我，邓罗先生有两卷《永乐大典》要卖。翟林乐博士还说邓罗正考虑将它们还给中国政府。他是想出售还是捐赠，我还不知道。你最好能写信给邓罗先生，问他是否愿意卖或捐赠。邓罗先生所拥有的两卷没有被袁同礼列在他的《永乐大典》现存卷册的统计表上，可能因为他不知道。袁先生的统计表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通讯》上。我还没看到邓罗先生的收藏，翟林乐也不记得是否有图解。如果它们有图解，而且有可观的长度，我认为值贰佰到陆佰美金。《永乐大典》在北平的价格一卷从贰佰伍拾到陆佰圆不等，取决于这些特殊卷册是以什么形式出版的，是否有图解，有多少页等。你能从伯希和教授那里了解《永乐大典》的情况吗？据说有一位法国女士有意出售一卷《永乐大典》。」
《大典》在乾隆间有一万一千九十五册，光绪元年时不及五千册，至次年只剩三千余册，到了十三年，仅有六百余册了。庚子（光绪二十六〔一九○○〕年），尚存三百余册。缪荃孙《艺风堂文集》中有载翰林院官员窃书事，略云：每日早间，太史到翰林院，其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于身上，将《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早间带来样式。典守者见其早挟一包入，暮挟一包出，大小如一，不虞有诈。久而久之，细水长流，三百余本，竟扫地无余。所以，缪氏大骂：太史「其偷书之法，真极妙巧刻毐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又令人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