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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与李世民的风云际会
文/幽子
如果不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那场持续了3年的旱涝霜灾,马周也许只是武将常何的一个门客而已,如果不是唐太宗召集群臣献计献策,马周又如何能捉刀代笔?从此一介草茅,一鸣惊人。
贞观三年,不通文墨的常何搭起了马周与太宗结缘的桥梁,太宗当然知道常何几斤几两,这林林总总20余条文辞优美的建议岂是常何这一介武夫所能想出?不过武将常何光明磊落,决不贪功隐瞒,他如实禀告:“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于是布衣马周得以闪亮登场。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不曾想,马周居然摆足了架子,虽未曾学诸葛亮让刘备三顾茅庐,却也致使太宗皇帝“(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可见太宗求贤若渴之心。说也奇怪,马周觐见后,太宗与他相谈甚欢,可谓“处处投机,门门合辙”,太宗也不用考核了,直接安排他到门下省任职。从此马周就一路飙升,历任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加朝散大夫、中书舍人、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等职。
人与人之间的缘份就是这么的奇妙,马周与太宗就这样组合成一对明君贤臣。想当初,马周还只是一个浪荡助教,还常常酗酒误事。翻开《旧唐书》就有这样的记载:“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武德中,补博州助教,日饮醇酒,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又为浚仪令崔贤首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由些可见,马周是家境贫寒、少年失孤,敏而好学,却桀骜不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且目无尊长,放浪形骸,又嗜酒如命,不知礼法。凡此种种似乎不值为人称道也。
然机遇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来临,当然这其中或许还隐藏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玄机。门下任职的马周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不再放荡不羁,而是励精图治,处理政务。
也许世间奇才必有其异于常人之处,如秦宓之于诸葛亮,这才促成他与张温的“舌辩战”,如张仪之于秦惠文王,于是有了“商於六百里地”的戏耍楚怀王,如刘伯温之于朱元璋,也便有了“遇顺而止”的精准预言。马周没有秦宓的急智诡辩,亦没有张仪的巧舌如簧,更没有刘伯温的神机妙算,何以迷惑得唐太宗李世民“朕与马周,暂不见则思之”?
他既没有参与隋末战争,也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他既不是名门士族,又不具显赫背景,一介草根何以官至宰辅?
他没有长孙无忌的名相风范,也没有“房谋杜断”的珠联璧合,然而或许正因为他的平民身份,使得太宗皇帝得以倾听民声。
一个能让太宗倚为肱股之臣,须臾不舍离之左右的当然不仅仅靠着那当初的两行书。唐太宗何许人也?那可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千古一帝”啊!他必得有过人之处,异人之才方能得其亲睐。于是马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洋洋洒洒、情情切切,上秦了《陈时政疏》《上太宗疏》。这绝世的奏擢奠定了他屹立不败的人生,也成就了大唐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一代伟人毛泽东盛赞《陈时政疏》乃“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苏轼可是大胆提出“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耳”言论的政论家呀,他认为江山社稷存亡兴衰的根基在于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苏东坡勤政为民的真实写照。可毛主席却对马周推崇备至。说实话,我真有点不太服气。马周有东坡居士的浩然正气吗?马周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然豁达吗?他的怀才不遇“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怎比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又哪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气魄?
可是当我耐下心来认真读完《陈时政疏》时,我的内心震憾了,我承认我深深地为之折服了。短短1230余字的秦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陆游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言“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然而在马周的奏折里,我读出了胸怀天下、赤诚坦荡。诸葛亮的《出师表》曾让我潸然泪下,马周的《陈时政疏》亦让我唏嘘不已。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马周入朝为官十七载,太宗依然视他为宠臣,因为他是太宗的智囊、铜镜和左膀右臂。
《茌平县志》记载,马庄西南有马周墓,村内有马周故宅。村中有一奇特之景,名曰“马庄春雨”,诗云:“城东二里,马周故居,村庄之内,地有亩许,三月春明,零露如珠,宛如江南,毛风细雨”。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来到了马周的故里,在那宛若江南的梦境里,我逢着了1500年前的他。
他踏着历史的风烟向我走来,霏霏的雨丝里夹杂着他沉重的话语“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我的眼前幻化出夏、商、周、魏、晋、隋,一代代王朝衰败的因由,无非就是皇帝自持当年之勇而后荒废朝政,最终导致大权旁落,要么外忧,要么内患。孟子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国则亡矣。所谓孤掌难鸣、独木难支。而马周却认为关键在君主“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是啊,如果皇帝贤明,自然有忠良肱骨,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但如果皇帝昏庸,即便有耿耿忠良又能如何?屈原被流放而投江,李斯被腰斩而警天下,商鞅被车裂而分尸,晁错被腰斩而平乱,李膺被拷打而致死,岳飞被折磨毙狱中,解缙被冻死于雪地,袁崇焕被凌迟而处死,不就是惨痛的案例?故而他力劝太宗“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
伫立在他的故里,这里曾经有他童年的孤独,少年的辛酸,他从这里出发,胸中虽有万策书,奈何无人读懂他,于是他借酒抒情,以酒买醉,漫漫尘烟两千里,一路奔向长安城。他品尝了人间的凄苦,体味了百姓的艰难,所以他劝诫君王“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百姓“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长安城里的马周始终牵挂着故乡的土地,他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理念,他的“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充分阐释了注重民生,以民为本的理念,如今的“立足民生,人民至上”不就是这个道理?我听到了太宗的感叹“自朕临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亏亡,刘泊、马周、禇遂良继之。”他正告诫着众臣“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如今的这里早已不见了当年的模样,亭台楼榭,屋宇轩昂,黎民百姓其乐融融。其实,唐太宗若不是礼贤下士、胸襟豁达的一代明君,如何能容忍马周的放肆?马周之于太宗,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邹忌之于齐威王,张仪之于秦惠文王。他在魏征之后辅佐太宗,但他比魏征圆通,魏征只会犯颜直谏,常常搞得太宗下不了台,还“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让太宗气愤异常,而马周虽接续郑国公的风骨,屡次直言进谏,匡正朝政得失,但他临终之时,却把给太宗的奏疏全部烧成灰烬,以报知遇之恩。《旧唐书》云:“周临终,索所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这是何等的胸襟?
应该说马周是幸运的,遇到了明君且适逢其时,他初见君王,就让其“与语甚悦”,彼时正是皇帝令全国举贤纳士之际,马周有渊博的才识、机敏的智慧,自然令太宗称心如意“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
凝视着马周的石像,透过他深邃的目光 ,我来到了大唐的天下,此时太宗正欲让宗室诸王和功臣任州刺史,且准备“世世永袭”,而马周娓娓道来“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以至于灭亡。”借用前朝倾覆的事实,提醒太宗可以让诸王和功臣富有,但不要使他们世袭藩镇,务必接受汉、晋分封的教训。并指出曹操之宠曹植,结果致手足相残,骨肉分离。隐身于大殿中的我,耳边依稀传来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蓦然我一脚踏空,退出了神秘的殿堂,揉揉迷蒙的双眼,看看微雨的天空,身边鸢肩直脊的马周,依然眺望着远方。
他眺望着哪里?是那繁华的长安吗?
在那里,他统一了官员的服饰。“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将官服颜色分为紫、朱、绿、青四种。这项改革举措不仅方便皇帝对于群臣的辨识,也为后世官服标志的细化开了先河。
在那里他维护了社会的治安。“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即在直通城门的六条大街上设置街鼓,每天五更或日暮时,随着承天门上“咚咚”的鼓响声,六条大街随后擂鼓三千声或八百声,各宫门、城门及坊市门打开或关闭。如有盗窃或紧急情况发生,也可击鼓传信,官兵获悉后及时处理。“令罢传呼,时人便之”,对保障长安城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全发挥了极大作用。
在那里,他改进了交通的秩序。我没想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出门靠右行驶,竟然是他的首创。是他规定凡宫殿门和城门,入由左,出由右;是他提出了“飞驿以达警急”,即采取更换马匹的办法快速送达情报,提升驿站的传递能力;是他命令将驿站的马尾截去一段,与一般马匹相区别,以避免有人因私滥用驿站马匹的行为。
细细想来,马周的思想是多么的前卫,他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不就是如今的从基层中来,到基层从去?选拔任用干部不能任人唯亲、不能看菜下碟、不能论字排辈、不能薄祚寒门。他的不可分封,杜绝了官二代躺在前人功劳簿上的隐患。“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的确,汉朝有分封,所以有七国之乱,明朝有分封,所以有靖难之变。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真正大智慧者都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犹为迟矣。也许正是这些治国之策、安邦之法,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延续。
善于陈奏廷对的马周洞察敏锐,言词恳切,他既有远见卓识,又能推陈出新。在马周传末尾,作者欧阳修、宋祁认为马周之才不逮傅说、吕望,毛泽东不以为然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傅说可是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留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名句,被尊称为“圣人”的中华汉族傅氏家族的始祖啊,而吕望更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被历代皇帝和文史典籍尊为兵家鼻祖、武圣、百家宗师的姜子牙姜太公呀!
我抚摸着马周的石像,恍惚间一个个身影在天际出现,首先走来的是玄学家袁天罡“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又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然后是大臣岑文本“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所论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接着白乐天发起了慨叹“惆怅新丰店,何人识马周”,北宋张耒附合道“马周未遇虬须公,布衣落魄来新丰。一樽独酌岂无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贫贱时的备受冷落,如何能遏制马周本性里的豪放磊落,新丰孤馆无人留如何?一介布衣成宰相谁叹!
“客外谁曾识马周,海城牢落有诗愁。山河不语时难造,虫若能天史可修”。一代贤臣走进了时光的隧道,消失于历史的尘烟,但他的思想却飘游在朗朗乾坤......
作者简介:曹焱,笔名幽子,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南通作协会员、《东方散文》杂志签约作家。喜书画,好音乐,醉心于山水名胜和民风民俗,悠游于中外名著和古今典籍,性淑言拙,锲而不舍。作品散见于《火花》《东方散文》《文学百花苑》《情感文学》等杂志和《中国改革报》《河南科技报》等报纸文艺副刊,出版散文集《此情可待成追忆》。曾有数篇拙作在全国文学赛事中摘金夺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