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芳草》· 新世纪批评家档案张丽军：《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下）精华热点

2023-04-14 10:28:43 915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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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芳草》· 新世纪批评家档案

张丽军：《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下）

张丽军 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茅盾文学奖评委，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文联首届文艺评论骨干班学员，鲁迅文学院文艺评论班学员，山东省首批、第二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视听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等。迄今已出版《“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八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二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十余项。获得山东省社科成果奖、泰山文艺奖等省部级奖励十余项。在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七〇后作家群研究等领域有较大影响。

从乡土出发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

|张丽军

工作后的新学习与再出发

二〇〇六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毕业，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而这直接得益于从二〇〇四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主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七所高校共同承办的、旨在为全国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视野的学术交流平台“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首届中国语言文学全国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举办。这是第一次以博士生为主体的全国性学术论坛，得到了很多高水平大学的支持。这个论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获得邀请的博士生，不仅交通费、食宿费全免，而且返校后还获得自己所在学校的奖励，受邀在学校层面做学术汇报交流。我很幸运以论文提交方式受邀参加在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全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论坛上，我听到了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亲自给全国博士生做得精彩学术报告，武汉大学给我很深的印象，东湖、珞珈山之美让我久久难以忘记。

在二〇〇五年山东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博士生论坛上，我有幸遇到了来自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义勤教授。吴义勤教授是我那场学术发言的点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义勤老师，我特别惊讶。在论坛休息的短暂时间，我跟吴老师说了几句话，表达了我的惊讶和敬佩之意。我说，之前读了吴老师写的很多论文，都特别老到，以为一定是一位老先生呢，没想到竟然这样年轻。吴老师听了哈哈大笑。就这样，跟吴老师简单聊了几句话。二〇〇六年初，即将毕业的我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我媳妇正在东北师大读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她想回山东老家，看到山东师大文学院在招聘，建议我投份简历。我说，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力量很强大，底蕴深厚，去了，压力会很大，不愿投。媳妇替我投了简历，一段时间后，让我问问情况。我试着问问吧。山师文学院办公室就把吴义勤老师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我打电话一问，是吴义勤老师接的。他说，是小张啊，你的简历我看了，发了几篇C刊论文，做过研究生会主席，不错的。你就安心做好毕业论文，开春后安排来试讲。从亲切的话语中，我听出来吴义勤老师对我有印象。山东大学举办的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对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二〇〇六年三月份我收到了中央党校、山东师大和鲁东大学的试讲通知。而到山东师大的试讲，吴义勤老师亲自接见我，让我如沐春风，倍感温暖。对我所关心的职称、工作、家属安排等问题，吴老师都给考虑到了。就这样因缘际会，我幸运地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形象审美书写问题的研究。当我来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时候，在吴义勤老师影响下，我以现代文学为根基渐渐转向当代文学研究了。当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做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需要有现代文学的历史维度和审美意识。这样的当代文学研究才能有着在更长的文学史维度上思考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性问题，研究与评论才有对历史的触摸感和审美底蕴，进而分析和评判一个作家的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及价值。二〇〇八年，我跟从吴义勤老师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正是从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团队中，我在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更得到了前辈学者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指导。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团队，就在田仲济先生积极引进和培养，组建了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团队。我二〇〇六年到山东师大之后，不仅得到查国华、蒋心焕、宋遂良、袁忠岳、吕家乡等当时退休老师的关爱和指导，而且得到在职的朱德发、王万森、魏建、李掖平、吕周聚等先生多方面给予我热情指导和帮助。而影响最大的、最直接的是来自吴义勤老师的亲切的、润物细无声的指导。从二〇〇六到二〇一〇年，我一直做着学科秘书工作，一方面做学科研究生的答辩、开题、项目开展、书稿联络等具体工作，另一方面我从这些工作中得到锻炼、成长。吴义勤老师的新潮小说研究，以及他与施战军、张清华、王光东、崔苇等评论家的对谈评论给我很大启示。山师大著名学者杨守森先生对我说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有自己研究的主打领域，长期、持续地开展研究；另一方面要有一些新的、短平快、接地气的研究，加快成果的产出，保持学术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在众多老师指导和启发下，我领悟到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两个路径：一个是开展同代人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另一个是开展立足于脚下土地的地域文学、文化的批评与研究。

在原来的乡土文学研究基础上，我开启了对七〇后作家的同代人研究和对山东当代文学的研究的这两个领域的新研究。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曾建议金理做同代人的研究。二〇〇九年陈思和老师到山东师大做学术交流。我在陪他散步的时候，说了自己想做同代人七〇后作家研究的想法。陈思和先生在肯定了我的想法的同时，给我提了很好地建议：不仅要做七〇后作家的研究，而且还可以与七〇后作家的直接对谈，推动七〇后作家与七〇后批评家的同场交流。陈思考先生的话语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启示。我的七〇后研究有了新的推进。二〇〇九年在《绥化学院学报》林超然主编的支持下，我在《绥化学院学报》开设了“70后作家研究专栏”，对中国七〇后作家刘玉栋、常芳、东紫、金仁顺等作家作品做了为期一年的七〇后作家作品研讨。二〇一二年，湖北武汉的《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支持我继续开展七〇后作家研究，在《芳草》杂志开设访谈专栏，持续性做了徐则臣、李骏虎、付秀莹、梁鸿、宗利华、周瑄璞、朱山坡、李浩等十多位七〇后作家的访谈。在此基础上，我本人也对刘玉栋、常芳、梁鸿、徐则臣、艾玛等作家作品写过多篇专论，也从当代中国文坛创作生态维度思考七〇后文学创作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论文还被《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体转载，推进了对中国七〇后作家这一被遮蔽的创作群体的关注和思考。

对同代人的研究，是以时间维度为支撑点与发力点，来探寻自己和这个时代的关系。而从足下的土地开始，关注当代乃至当下山东文学的文学现场，就是以当代山东文学为立足的基点和文学空间视域来感受、认知和思考当代中国文学，是基于空间维度的人与大地关系的新建构。而有时候时间和空间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我对山东七〇后作家刘玉栋、艾玛、东紫、常芳等人的研究。正是在对足下土地上的作家的研究中，我不仅获得一种与足下土地、城市、文化圈的交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进入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场，直接与当代作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获得第一手的、鲜活的文学印象、氛围和精神气场。二〇一二年我被山东省作协聘为特约评论员，同年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二〇一五年我被聘为山东作协的首届以及第二届签约文学评论家。正是在深度参与山东作协的文学现场批评中，我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鲁军以及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学鲁军新势力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刻理解，撰写了大量关于张炜、莫言、刘玉堂、赵德发、苗长水、刘玉栋等作家的研究文章，而且在山东省作协、文联的推荐下积极参加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的各项活动，极大开阔了自己的文学视野，促进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流和学习。

在吴义勤老师和施战军老师的示范和引导下，我在做同代人研究和当代山东文学研究时，经常邀约马兵、丛新强、赵月斌等山东大学、山东省作协的同龄人学者、青年作家到山师文学院与我和房伟等人一起进行文学对话和作品研讨，在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大程度的关注。《山东商报》《文艺报》都曾对我们（还有张艳梅、孙书文等）做过专题性报道。《艺术广角》曾设立专栏刊发我们这些同龄人对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评析对话。这些研究活动让我在丰富了研究视域的同时，收获了基于文学意义的深厚友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宋遂良先生称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和王光东为山东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四小名旦”。在新世纪以后，这著名的“四小名旦”相继离开了山东，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批评家。作为当代文学批评重镇的山东，一批新的青年批评家在上一代批评家的引领、带动和指导下，获得了迅速生长。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山东师大文学院的老院长周均平教授留意到我们这些同龄人的活跃的文学研究活动，一次对我说，原来的“四小名旦”走了，你和房伟、马兵和赵月斌这“新四小名旦”又成长起来了，是很可喜的事情。

事实上，对一个研究者而言，毕业后在工作中的继续成长和新出发，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幸运的我，来到了这个有着深厚底蕴、具有很强造血能力、大力扶持青年教师发展的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团队，幸运的是遇到了吴义勤老师这样的温厚宽容而又亲切关怀的好导师，幸运的是在济南有那么多鼓励和关爱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一位长辈学者曾对我说，丽军你是很勤奋的。当然，勤奋对于一个人成长是必须的，而我真的是很幸运的，幸运地得到了众多先生们的指导和厚爱。

生命新体验与研究新探索

五十岁是一个坎。动，还是不动，以及如何动，是一个问题。五十岁之前不动，可能就真的不想动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归根到底，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我们想要什么的问题。一个长辈问我，教授、博导、院长、拔尖人才津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对于长辈的疑问，我也问自己。我的内心告诉我，应该到了做选择的时候了。我不愿意重复自己，不愿意一天天看着自己在原地滑翔。对于我南下暨南大学的选择，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作家赵德发先生说，我理解丽军的选择，“我懂得你的选择，你要完成你自己”。赵德发先生的话语，说到我心里去了。

二〇二〇年的九月一日，我一个人带了两个大皮箱到了暨南大学南门。下了出租车，门卫告诉我，摆渡车一时过不来，建议我步行到不远的暨南大学专家公寓楼。我就一个人推着两个皮箱走在校园里。我突然感觉，似乎回到了大学时光，自己就像一个到大学报到的新生一样。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新生教授。事实上，和大学新生是一样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这既是难的，又是新鲜的、可期待的。或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开启新的人生，有对于生命新体验与新的思考。

在广州，我最开心的是这里的天空。只要晴天都也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乃至到了晚上，我还可以抬头看见那好似涂抹着一层面纱的蓝天白云，可以畅快地呼吸。二〇二一年春节期间，我给著名作家张炜老师拜年。张炜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最多、给予我精神观照和指导最多的作家。记得，有一次到张炜老师家里拜访。在电梯里，张炜老师对我说，丽军，你不知道，在成长中，曾有一段时间，批评、否定的意见像冰雹一样砸来，要挺住。诗人里尔克就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张炜老师的话，在给我巨大震撼的同时，也让我备受鼓舞。张炜老师还有一次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帮助我们的人，那是我们的恩师啊。而事实上，张炜老师就是我的一位这样的恩师。二〇二一年春节，张炜老师在电话中跟我说，你离开了山东，我很难过，但是理解并支持你。你到了南方，要向韩少功学习。韩少功人在海南，心系湖南。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回湖南，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关心湖南的事情，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写有关于湖南的文字。你要像韩少功一样，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山东，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关注山东的事情，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写山东的文学评论。我听了张炜老师的话，特别感动。因为这是张炜老师对我的厚爱，更是他对我今后文学研究道路的指引。我说做自己是个山东人。有很多从事文学创作的深度作家朋友。我自然是应该继续关注山东文学，而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到了南方的我依然要从这个文化根脉出发，思考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齐鲁文化和岭南文化是互相交融、互相观照和互相启发的。而对我这个山东人而言，岭南文化是我研究的一个新出发点、新研究视域和新学术增长点。

“此心安处是吾乡”。正如苏轼体悟的，到了岭南，岭南就是“此心安处”的“吾乡”。因此，我需要在岭南扎根，去思考和探寻这片土地内在的历史和文化，去建构新的当代文学批评现场。一次带学生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加活动，我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广场竟然就是北伐革命军宣誓进军的起点。而二〇二一年夏天，我到了广东下面的开平，终于明白和理解百年以来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和近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为何总是从广东开始的原因所在。早在十九世纪广东开平一带的中国人就到了美国做“华工”修筑铁路讨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平碉楼的乡村祠堂就摆放着“世界图新维护民权”的牌子，床上摆放着“Good morning”“Good night ”的枕头，而老照片中的小孩子西装革履。这让我很是震惊。而更震惊的是，导游告诉我一九二〇年代的开平地方已是驾校遍地，很多有海外关系的乡民盖起了成片的碉楼，开上了汽车。这就是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广东开平，普及了英文教育，有了汽车，更有了“世界”意识和“民权”意识。为什么北伐从广东开始？为什么孙中山在广东获得支持？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有那么多的文化名人，从广东走出来，引领风潮？从开平碉楼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我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而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有了新的思考、认知和理解。这种思考是和我在山东研究是一样的，就是从足下的土地开始，以乡土为方法，以地方性的知识为精神向度，去探寻地域文化，进而思考中华文化、中华历史以及中华文学的内在关联性。

离开家乡，才会怀念家乡，乃至思考家乡。到暨南大学工作，在刚来的一段时光，寂寞孤独的我，开始了对刚刚离开的山东师大教学工作与朋友、学生们的回忆和思念。就在这段寂寞的日子，我开始了对在山东师范大学从事大学文学教育的十五年生活的回顾与总结。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我每年都选一些现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与学生一起开展文学经典作品的审美对话。正是在这个经典文本对话中，我渐渐意识到大学教育就是一种文学经典的教育，经典教育就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甚至说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经典教育。唯有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对话与探索，才能在大学里进行人类最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次著名作家张炜老师受邀到山师，以我与张炜老师对话的方式开展学术交流。张炜老师在对话中提出，大学要进行的经典阅读，就是要与人类最伟大的灵魂进行对话。唯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进行人类知识文化思想传承的大学教育。这给我很深的启发。我从单篇的文学经典阅读与对话，开始渐渐有意识地开展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意义的大学经典文学教育。作为大学老师，我们不仅要做好学术研究，更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点和支撑，进行具有中心任务意义的教书育人工作。

一次到山师文学院著名的当代文学批评家宋遂良教授家中拜访。亲切和蔼的宋遂良老师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一个老师一学期要讲多少句话呀？讲多少内容啊？那么多话、那么多内容，学生怎么能记得住？要把课讲到学生的心里去。一个大学老师一学期的课讲下来，有一句话让学生印象深刻，打在他的心里，在毕业后还能记得，课就是成功的了。宋遂良老师的话，让我思考了良久，对我有很大影响。我意识到，要在所讲的每一堂课中，凝练出一些金句。希望在课堂教授中，能有一些闪光的金句去照亮学生的心灵，推进学生思想与心灵意义的成长。我就一直非常重视教学，一方面把自己最新的成果科研注入教学，推进文学的经典教育；另一方面，从情感教育的维度，思考经典文本与爱的人文关怀、美的诗意教育的内在关系，引领学生进行审美的、爱的人文教育，即在感受文学之美、文学之美的同时，熔铸诗意文心，进行心灵的教育。

从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一年，我开始了对自己在山师进行文学经典教育中的一些课程对话实录的整理。事实上，一些文学经典对话已经整理出来并在一些学报、刊物上公开发表出来了。我按照主题和有代表性的选择出来，在二〇二一年底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即《对话的文学经典——中国现当代文学本科生、硕士生课程论坛》与《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文学博士课程对话录》。这两本书的整理与出版，是对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十五年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在岭南开始新的文学经典教育的新起点。二〇二一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负责人，我联系广州鲁迅纪念馆，设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校外教研实习基地。二〇二二年我申请了暨南大学和广东省的教学实践改革项目，开展了新的创新性教学实践探索。

在暨南大学社科处、文学院及中文系的支持和指导下，我思考文学学术研究如何参与到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以学术研究推动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尽一个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可能贡献的力量和义务。二〇二一年底，在各位师友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很荣幸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就是以文学的方式，通过文化的力量去推动今天的乡村文化振兴。这既是我以往乡土文学研究的延续，又是乡土文学研究往纵深处、现实深处探索的新视域、新契机。从山东到东北，再回山东，新下岭南，乡土、现实、大地，始终是我思考的起点、学术研究的基点与支撑点、情感的皈依所在。从更宽阔意义而言，山东、东北与岭南，都是我探寻和思考博大精深、意蕴深厚中华文化的有力而独特精神支点。

从终极意义而言，无论身在何方，我们都是大地、历史的过客。而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类世”的加速度新巨变中，在新的网络文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作为具有完整乡土中国生命体验、生命经历和审美感知的一代人，我们是有根的，有魂灵皈依之地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要把这种千年的乡土根性文化传递、传承下去。在现代化最强烈体验的新南方世界，乡土之根魂不仅连接乡村与城市、古代与现代、北方与南方，更是连接大陆与海洋、国内与国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血脉。传承千年乡土根性文化、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就是我在岭南的新学术使命与新文化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