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文  坛  旁  观  录

（系列散文随笔）

      张兴源

        前记：十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组副标题统曰“文坛旁观录”的文艺随笔，但除了当时即已整理誉抄好的第一篇外，其它文稿随着两次搬家的折腾，便不见了踪影（两次搬家，我所损失的文稿还远不止此）。此后不久，那些逻辑荒唐、立论怪诞、徒以博取一时之“哄动效应”为能事的“捧杀批评”连篇累牍，砍杀声震天动地，我便对写批评文字兴味索然了。现如今，中国的作家在冷寞中不断清醒着（没准也就是无奈着），中国的读者也在期待（大家？）中渐渐成熟着（其实也就是疏离着）。以我的尚且有限的阅历，记录下这个全然的旁观者对当代中国文坛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想法于近日又使我伎痒难熬。好在我既非批评家，也不是任何一级作家协会的在编人员，不靠写作吃财政饭。论文事，只见其事而不见“背景”；论作品，只讲（直觉）印象，而不关乎理论；论作家，不排队，不划线，不分地域，不求全面，好处说好，孬处说孬。文体自由洒脱，结构散漫无序，想到什么随手写来，无话可说即刻打住。但有一点，绝不回避就一作家、一作品和一文坛事象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产生过一批秉笔直书而总是持之有故的好的文艺随笔小品，国外如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爱伦堡，美国作家福克纳，加拿大作家卡拉汉，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等众多名家也有不少同类性质的警策之论。张兴源较之他们，自知见闻与才力及“分量”实不能至，不过心向往之、见贤思齐之虑未敢稍怠耳。

        辟首就从王蒙说起——

王蒙的遗憾

        准确地说，这个小标题应当写作《王蒙的令人遗憾之处》。只是这样以来就不那么醒目了。

        王蒙生于1934年，从19岁起到22岁，于青年团工作之暇，偷偷写下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后因其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正式发表时编辑改题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谬也！）而被错划“右派”，先后在京郊和新疆生活、工作二十多年。新时期以来，《年轻人》与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流沙河的《草木篇》，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二十余篇作品成为“重放的鲜花”，受到新老读者的衷心喜爱。《青春万岁》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依照20多年前的原纸型正式排印出版。我是在王蒙先生最早动笔写这部长篇的那个年纪读到这部激情似火、才华横溢的长篇小说，并从此被这个一定是持有马尔克斯之魔铁的绝顶智慧的作家久久俘虏而不能、也不愿自拔的。

        与这部长篇同时买到并读到的还有王蒙复出以后第一部作品选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和第一部创作谈《当你拿起笔……》。历经生活与命运之艰辛和坎坷的王蒙对既往的历史（反右至文革）不是简单的抱怨，不是刻毒的诅咒，更多的倒是冷静的审视以及审视之后的怃然、释然与超然。这种博大的情怀对少年张兴源产生了恒久的并且是至今仍在发酵的深刻影响。此后，随着王蒙的以《春之声》和《蝴蝶》为代表的六部探索性（当时被评论界简单地界说为“意识流”）中短篇小说的发表，随着他的《杂色》的进一步引起评说和争议，关于王蒙便成为新时期以来直至现如今几乎从未寂寞过，但却也从不曾庸俗化（这一点相当重要）的话题。借用时下一句政治术语，王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的作家。

        我读大学本科时，一位文艺理论教授起先曾对王蒙的创作颇不以为然，但在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以后不久竟说出了“王蒙将因《杂色》而不朽”的话（我的大本同学，你们还记得此事吗？）。其实，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王蒙之绝不会速朽者，又何止一部《杂色》。举凡《相见时难》《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伊犁》（系列八篇）《妙仙庵剪影》《高原的风》《冬天的话题》《名医梁有志传奇》《新大陆人》（系列五篇）《庭院深深》《选择的历程》《球星奇遇记》《坚硬的稀粥》……可以毫不跨张地说，王蒙几乎每年都有中短篇新作给中国文坛以某种震动或启示，甚或他那些精短的小小说例如《不如酸辣汤及其它》《失恋的乌鸦及其它》《扯皮处的解散》《成语新编》等等，也都让真正的读书人久久难忘。

        在王蒙众多引起文坛长久关注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主要的“文本”，一种是“深情的诗意”，一种是“具体的抽象”。他的以《冬天的话题》（亦即《加拿大的月亮》）和《坚硬的稀粥》为代表的这类小说，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如《竞选州长》《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以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略有一比。读这类小说“您得准备三块手绢”（引自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如果您禁不住智慧的诱惑而笑出眼泪的话。另一类如《蝴蝶》、《杂色》等等，则是一种“春夜”“听海”时远处传来的“如歌的行板”，是契诃夫式的散发着夏夜特有的青草香味的“草原的故事”。这类小说写得深情，令人动情却不煽情。这种诗意化的“具体”的小说和前一类对生活与生命以及我们的常常是尴尬的生存状态具有极大概括力和整体象征性的“抽象”的小说，构成当代中国文坛两处罕有而令人留恋忘返的独特景观。是不是还有另一类文本，比如说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又比如长篇小说《暗杀——3322》。对此我还没有太成熟的想法，不说也罢。

        王蒙不单是小说家。从本质上看，也许我们说他是“诗人”更确切一些（这一话题后文还将论及）。当然，我们因为《故乡行——重访巴彦岱》《四月的泥泞》《苏州赋》《浮光掠影记西德》《旅美花絮》《桔黄色的梦》《塔什干晨雨》《访苏心潮》等作品而称他为散文家甚或是散文大家，其实也并不为过。王蒙的杂文《“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长的一解》（这两篇据说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说话“一口咬定”》《论“吹牛”及其它》《嫉妒》《安祥》《诫贤侄》等篇什，使我们领略到了鲁迅杂文的遗风，那么他作为“有案可稽”的杂文家，也是无须论证的了。

        王蒙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包括他的有名的对于李商隐诗的诠释和关于《红楼梦》的专著《红楼启示录》等等，或许他也往往有那种以诗人和小说家的“激扬文字”代替理论家和学问家之严谨论证之嫌和之处。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几乎每一次有意义的文学论争，都曾留下王蒙独特的、极富创见并且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思考。尤其是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的论说，迄今更见出其意义之非比寻常。他对不少青年作家的提携与奖掖常常让我想到鲁迅先生之于柔石、殷夫、萧红、萧军等等来。

        是否还可以说王蒙是翻译家呢？早在王蒙复出文坛之际，他翻译的新疆维吾尔作家马合木提·买合买提的小说《奔腾在伊犁河上》就被收在《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中，这是他新疆十几年生活与学习（包括维语）的收获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蒙翻译的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小说上了中外驰名的《世界文学》杂志，其它不少英文译作也在上海的《外国文艺》和《小说界》上陆续发表。

        显然，就文体之丰富，才艺之多样，思想之深刻，影响之广泛和深远而言，王蒙是当代中国文坛少数几个可以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那一代大师的好作家、大作家之一。尤其就中短篇小说包括微型小说的创作而言，王蒙也是少数几个可以称之为“文体家”的好作家、大作家之一。

        但就长篇小说创作来看，王蒙无疑尚未达到爱他的作家同行以及热心读者所期望的应有高度。这便是我之所谓“王蒙的遗憾”。从五十年代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王蒙这部少年之作完全可与曹禺的少年之作《雷雨》相媲美；据此改编的由女导演黄蜀芹执导的同名电影，也是新时期以来不可多得的好电影之一）开始，王蒙在新时期以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尚有《这边风景》《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暗杀——3322》（最近是否又有新作？）共计八部。这些长篇中，《这边风景》大约写于文革结束前后，好像作家本人也并不十分待见，所以199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王蒙文集》中没有收入，这也是王蒙全部创作中笔者唯一尚未读到全书的重要作品，在此不好评说。《活动变人形》写解放前，《青春万岁》和《恋爱的季节》写建国初直到五十年代末，其他几部差不多依次是六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前的编年史。据说关于“季节系列”长篇，王蒙将一直写到上世纪末。就眼下已有的这八部长篇来看，无论就时间之跨度，也还是空间之维度，无论就人物形象之众多，还是历史钻探之深广，无论就情节结构之繁复，也还是语言表现之精美，应该说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由于王蒙在长篇写作中也基本沿用了其在中短篇创作中惯用（《青春万岁》除外）的那种（杂文式的）江河横流、泥沙俱下、激情喷发、直抒胸臆的写法，因此，这些长篇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激情有余而沉淀不足。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这些长篇更像海面上飞速驶过的帆船，诗意而且抒情，但却未能像海明威之所谓“冰山”，显示出其深层的威严感和震撼力。这与作家关于小说美学的“理想”有关，也与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太多太多的感触和话题无法在一条循规蹈矩的河床中缓慢流淌的题材“现实”有关。

        不过，想到作家反右起始到文革结束，中间有二十多年不能握笔，这成就实在已经不易。假使《青春万岁》的作者不曾有过这种“生命的断层”，那么，中国的《青年近卫军》（《青春万岁》是否有它的影子呢？）甚或中国的“顿河史诗”便从王蒙笔下诞生，我想一切热爱王蒙的读者对此都绝不会持保留态度的。

        早在1985年后季，时在陕西教育学院读本科的我看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关于《王蒙选集》的出版信息，尽管此前几乎所有王蒙著作单行本我都悉数拥有，可还是毫不犹豫地邮购了这部选集（那时出“选集”也没有现如今出“文集”这样滥，这样的没了章法）。不料半年多竟杳无音讯。次年春，我院部分师生偶然去西安教育学院听讲座（？），才进大门，便见收发室外的小黑板上竟写着“张兴源”的名字。我立即前去说明情况，并保证如不是《王蒙选集》，那么只能说明西安教育学院也有一个叫张兴源的家伙。经与我同去的老师当场打开验过，顺利取回。因为有了这样一段“佳话”，读这部四卷本的“选集”，似觉格外温馨。1994年初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的我，又在几乎拥有王蒙此前全部著作单行本的情况下，在朝阳区红庙图书批发市场买到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标价500块大洋的《王蒙文集》。如今，在这部《文集》之外，新购的王蒙著作又有七八种了，而我对王蒙的喜欢仍然与当初读《青春万岁》时毫无二致。不过由于读书与阅历的不断丰富，这份喜欢当中更多的具有了“理性”的色彩，这篇《王蒙的遗憾》就是这“理性”的见证之一。

        我在鲁迅文学院听过当代中国不少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以及国内一流的学者、教授们的课，唯独一九九四年春晚到校约一个来月，错过了听王蒙讲课的机会，这是我迄今为止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

        1991年，我的第一部诗集《岁月的浮雕》正式出版，我便不揣冒昧，给王蒙先生寄去一本。过不多久收到先生的回信。信很短，就用在了1993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土地·风景和人》的开首，作为“题词”。这也就是我与王蒙——这位我从少年时代直至渐入中年“追随”了半生的大作家——唯一的一点儿“因缘”了。

        再有3年，王蒙先生就到“古稀”之年了。每每想到一个总是诙谐幽默、谈笑风生、意气风发、语出惊人的作家王蒙有一天也要老去，便让人觉着时间这个成就一切然后又毁灭一切的暴君的威严和冷酷。

        愿王蒙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