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因病在北京一家叫做鹤年堂的药店抓药，其中有一味药材，名为“龙骨”。但是药包里的“龙骨”拿回来时已经破碎，王懿荣翻拣了几下，发现一片“龙骨”上有着似篆非篆的清晰刻划，富有雄厚金石学功底的王懿荣马上意识到，这刻划绝非寻常。于是王懿荣大批购进这种“龙骨”进行研究，王懿荣收购的“龙骨”达一千五百余片，经过王懿荣反复推敲、排比、拼合，王懿荣得出结论，“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就这样，三千年前的甲骨文被发现了，一个鲜活的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殷商文明呈现在世人面前，王懿荣因此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一、攸喜，一位神秘的历史人物

攸喜，商代方国攸国第四任国主，攸国位于商朝国域的东边，直接和东夷人方相邻。攸国的范围大致在永城、涡阳、宿州以西，蒙城以北这一片区域。攸国的第一代君主是商王武丁之子，叫子攸，第二代君主叫子唐，第三代君主叫子吉，第四代君主叫子喜，即攸侯喜。

攸侯喜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甲骨卜辞中曾多次出现。郭沫若等人所著的《甲骨文合集》中释义第36484片甲骨文字为“在正月，王来正（征）人方，在攸侯喜鄙永”。都有明确的记载。

据著名学者陈梦家考证，甲骨文中商王征东夷卜辞“攸侯喜鄙永”，说的“永”指的是“攸地之永”，也就是永城——攸侯喜攸国边境上的小城永邑。这里是商和东夷的交界地区，也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最前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其骧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指出，在夏代，永城北边地区属于蚩尤部族，而南边则属于九夷之地的徐夷，到了商代则为“攸地之永”。

商纣王的曾祖武乙时期，东夷就已经非常强盛了，乃至入侵逼近到殷商核心区域。甲骨文卜辞记载：“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淮、岱地区距离殷商核心区域非常近，东夷的行为严重威胁了商王朝的安全。甲骨文又记载“商纣为黎之菟，东夷叛之”。面对如此形势下，商纣王不得不又对东夷发动了征讨战争，甲骨文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指出，纣王是公元前1076年继位，大约前1066年东夷造反。但直到武王伐纣时，商朝的军队还在攸喜的指挥下征讨东夷，商纣王“倾举国之力以东征”，攸侯喜几乎抽调走了所有的兵力。这造成了商朝国内的防备空虚，为后来商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因此《左传》就有：“纣克东夷而损其身”的记载。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周武王趁商朝国内空虚，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日夜兼程，千里奔袭朝歌。

几天以后，商纣王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急忙派人骑快马，星夜兼程，前往东线战场，召攸侯喜火速带兵回朝勤王。

这时候，西周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商纣王仓促用战俘和奴隶拼凑了一支军队进行抵抗，这样的乌合之众怎会有战斗力？牧野一战，这支东拼西凑的军队纷纷战场倒戈，反而攻打商军。周朝军队势如破竹，商军大败，《尚书》对此记载说，“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商纣王看到大势已去逃回都城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至此一个朝代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而此时，攸喜的十几万大军还在进京勤王的路上。

攸侯喜在途中得到朝歌陷落、纣王自焚的消息，便不再前进，他和他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就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知所踪，至今还是谜团，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件神秘的事情。

后人对于攸喜和他的军队的去向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攸喜率领他的军队东渡美洲，成为今天印第安人的祖先；有人说攸喜和他的军队碰见箕子，跟随箕子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安居下来；还有人说他们西去跑到洛阳脱下军装，成为经商的商人；也有人说他们与西周军队决一死战，最终被西周军队消灭全部战死；最后有人说他们投奔了纣王的哥哥宋微子，在宋国化身为民过上了普通民众的生活。

各种说法不一而足，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漏洞之处。

其一，在作者看来，根据当时历史客观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横跨太平洋的可能性甚微，即便在白令海峡渡过也极其困难，有人研究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三四万年前从亚洲通过今天白令海峡连接陆地到达美洲，所以，历史记载中两者存在矛盾。而且三四万年前的白令海峡两边还有陆地连接。而攸喜生活的三千年前的白令海峡两边早已无连接，几十公里的宽度根据当时的科技水平，要想横渡极无可能。因此，攸喜率领军队远渡美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说商时代有高超绝美的青铜器技术，而在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遗址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踪迹，从这一点也说不过去。

其二，如果这些人和周朝军队发生大战，全部战死也不可能，十几万军队的战争，历史上没有一点点记载，这几乎无法做到。所以说战死说也不靠谱。

其三，如果这些军人选择隐身定居，也应当喜欢选择文化风俗习惯相同的地方，不可能跑到几百里外当时周朝管辖下的洛阳，因为这些人与西周有着灭国之仇。再说当时洛阳是西周的东都，十几万商朝军队到来，即便他们放下武器，也会有相应的防范，不会没有一点历史记载。所以说“洛阳说”也不可信。更何况，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自己习惯的地方。如果跟随箕子千里迢迢去朝鲜半岛，那就要背井离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毕竟故土难离。我认为很多人应该不愿意去。而被封宋国的微子是纣王的哥哥，他管理的宋国是商朝遗民建立的国家，并且是先商之地，商代先民生活的地方，和商人同根同种，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宋国是所有商朝人的故土，也是商朝的继承之国，延续殷商祭祀，保留殷商文化风俗人情。对于这些商朝军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陌生，非常适应的地方。对于攸喜本人来说，这里和攸国相邻，风俗习惯相同，在这里居住就会有家的感觉，比较亲切和舒适。

综合以上分析，我觉得宋国说是几种说法中最比较合理的说法。有话说的好，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对于攸喜和他率领十几万大军来说，选择了宋国商丘，就是选择了家乡，这是他们最好最合理的选择。

二、甲骨文中的商丘

自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新中国前后80多年对安阳殷墟的进行十多次考古发掘，这期间有大量的甲骨文出土。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记载：“国内外共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举成数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八十多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约有十五万片。”

据不完全统计，在出土的甲骨154600片甲骨上共刻有文字约50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有2000个左右。这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可以说无论在历史界或者考古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丘作为先商时期的商族发源地，殷商文化的发源地，在甲骨文历史记载中屡次出现，这充分彰显了商丘在殷商文化的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出现带“商”字地名的甲骨多达数百片，从甲骨文一期武丁时期一直到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均大量存在，从涉及到记载商丘的卜辞来看，有商王“告于大邑商”、“归于商”、“田于商”、“在于商”、“步于商”、“祭于商”、‘王入商’、‘至于商’、‘在商贞’和“商受年”等等，内容有商王在商丘的祭祀、军事活动、田猎、居住、祈祷仪式、占卜等等，从重大活动，到日常生活，甲骨文对商丘记载，几乎涵盖了商王在商丘的生活全部，无疑就是一幅商王在商丘生活的写真图。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在是武丁时期，商王两次祭祀于商丘，在商代祭祀对象一般为两种，上天和祖先。所以当时商丘应该有商王朝的宗庙和神庙，这充分彰显了商丘在商朝的重要地位。

著名学者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论证：“卜辞中的‘商’、‘丘商’、‘兹商’都是指商丘。”“单称‘商’的，自武丁以来的卜辞都常出现。‘商’，就是商丘，其证有二，一是武丁卜辞两次记载祭于‘丘商’，而同版卜辞又有‘兹商’之称，‘丘商’应是商丘，而‘兹商’是指这个商，即谓‘丘商’，亦即商丘。二是乙辛卜辞记伐人方，自大邑商东南行，先经‘商’而后‘亳’，亳在今商丘城东南谷熟集一带，则商当在商丘县一带。”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董作宾也在著作中认为，卜辞中的商、中商、大邑商是商丘。他在其著作《殷历谱》中说：“卜辞中的‘商’即今河南商丘县，又称为‘大邑商’”，“‘大邑商’、‘中商’含有中央的意思，是殷人以其故都所在地商丘为中央。”

著名学者钟伯生在《殷商卜辞地理论丛》中指出：“甲骨文第一期卜辞中的‘商’、‘丘商’，第二期卜辞中的‘商’，第三、四期卜辞中的‘商’、‘大邑商’，第五期卜辞中的‘大邑商’、‘天邑商’和一部分‘商’都在今河南商丘。”“商的称谓，在卜辞中代表两个地望，一是商丘，二是安阳殷墟。”

日本著名学者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同样也认为：“卜辞中的‘商’、‘中商’、‘丘商’、‘大邑商’都是同一个地方，其地在今河南商丘。”

从以上甲骨文中对于商丘的记载，以及众多学者对于甲骨文记载分析论证后得到的结论，更加证实了众多历史文献记载商丘是商族起源地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商丘在商代的崇高地位。

三、商丘地区在考古方面发现了甲骨文的原始雏形

在考古文物方面，商丘地区也有关于早商、先商时期的文字考古发现。早商时期的甲骨文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商丘地区已发现有商代早期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卜骨与陶文。

1976年冬到1977 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商丘柘城县岗王乡孟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商代早期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文化遗存。遗迹包括 房基、灰坑、冶铸生产遗存、陶窑、墓葬等。发现卜骨卜甲共19片，包括7片牛肩胛骨、2片兽类长骨、1片鹿肩胛骨、1片猪肩胛骨、1片羊肩胛骨、1片龟背甲和6片龟腹甲。卜骨卜甲在灼前先钻，钻痕疏密不等，排列无规律。钻痕多呈圆形，直径大的1.3厘米，小的0.4厘米，一般为0.8厘米左右。绝大部分钻痕用钻类工具钻成，少数用刀一类工具挖成。其中还发现了陶文：一个像“五”字，刻于陶纺轮上；另一个刻于残陶罐上，字体像执壶祭享之状，类似甲骨文的“配”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在商丘地区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油坊上层遗址中发现有陶器刻画符号；遗存年代据碳十四数据测定约为公元前2300年左右，略早于夏代初年和商祖契的生活年代。

“河南永城王油坊上层属造律台类型的陶器中，曾发现两例刻画符号。一例为一陶碗，外面刻竖形符号和X形符号；另一列为高领瓮，肩上刻五个X形符号。”

这些发现为商丘地区存在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演变提供了考古证据材料。因此，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一带，王油坊遗址，提供了可供研究的重要证据。

在经过多年的考古和勘探，考古学家发现王油坊类型文化存在一个面积广大的文化区域，可以说是王油坊文化圈。该区域以永城王油坊为中心，西至河南开封，东到江苏徐州，北至山东济宁，南至安徽阜阳，跨苏鲁豫皖四省相邻部分地区，属于王油坊类型的主要遗址主要有：永城王油坊、黑堌堆、造律台、柘城心闷寺、商丘睢阳区坞墙、睢县周龙岗、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徽萧县花甲寺、山东梁山青堌堆、曹县莘冢集、菏泽安邱堌堆等遗址。在王油坊周边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内，4000多年前曾生活者一支习俗相同的庞大部族。这就是先商部落的源头。

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先商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无论从古代典籍文献的记载上，还是从大量的考古证据上，先商起源于豫东商丘及周边地区是有确凿的历史证据的。商丘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朝最早的建都地，商人、商品、商业“三商文化”的发源地，商文明的诞生地。“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的论断是有牢固历史证据支撑的。

甲骨文中看历史，我们能够看到文化的源头，甲骨文中看未来，我们能够到看到文明和希望。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而文明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旗帜，它会永远飘扬在每一个人心中，永不褪色。

（作者刘金芳系网商社科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