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旧县志的风格差异
茌平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张海峰
新中国成立前的县志我们习惯称之为旧志，多以文言文、繁体字、竖排右翻的形式呈现；而改革开放后编修的县志我们习惯称之为社会主义新方志，都是白话文、简体字、横排左翻的形式呈现。两者仅从外观看，无论是封装样式、纸张品质等风格截然不同，旧志书古色古香，新方志质朴无华，入目感觉有明显差异。笔者最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面阅读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茌平县志》，通过对比，发现新旧县志在编纂方法、编排格式、记述重点、语言特色、收录内容、功能致用、技术运用等方面差异明显，给人风格迥异的感觉，简言之，就像一件精美古董与一件精细复杂的现代电子产品，无论是观赏还是应用，都带给人不同的收获、用途和感受。笔者以不同历史时期新旧两大类的《茌平县志》为例，旧志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版、宣统三年（1911年）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三部，新志有：1997年版《茌平县志》（1840—1985）、2008年版《茌平县志》（1986—2005），通过对比、分析，梳理出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异，期望带给读者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旧县志编纂的发起者或者说操办者一般都是县令，即最高长官担任督修，而后选择当地最为知名的文人墨客为总纂，由总纂负责招募当地的科举人士组成编写班子，整个编写组是一个临时组织，其中人员最多的就是采辑员、采访员。康熙四十九年《茌平县志》主要是续补康熙二年版，两版县志的总纂都是进士出身，采辑员有贡生、监生、廪生等共9人，是修志的主要力量，而民国二十四年版《茌平县志》采访员则多达33人。从上不难看出，旧县志编修的主要方式是靠有知识、有文笔能力的人，遍走全县来收集、采访有关情况，然后根据收集的信息再亲自撰写基础入志资料。而新县志的编写，则采取临时组织与常设组织相结合的形式，临时组织一般都是级别较高的编纂委员会，随着领导的更迭不断变换；常设组织就是县史志办公室，一般都是正科级机构事业单位。编修新县志主要靠行政手段，调动各级组织机构的力量，要求乡镇、街道、各部、委、办、局等把有关资料按规定报送到县史志办公室，然后由史志办公室负责后续编印事务。综上，可以明显的看到，旧县志的编纂主要靠的是文人墨客的亲笔撰写，而新县志则是靠的行政组织网络机构的办公室，这也是社会发展、分工精细、组织健全等演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旧志一般都分为地理、人物、艺文等三大内容，但是不管是什么卷别，几乎都在围绕着人展开记述，以人为本理念突出。如茌平县建国前的三部旧志，第一部分都是天文地理，地理的重点是祠祀、坊表、寺观、坟墓、古迹等，其实就是以不同形式对古人的记载和追忆，以建筑物为载体，记述了人物的名字、修建纪念物的原因、方位、规模等。第二大部分人物，几乎是所有旧志的重中之重，包括乡贤、职官、科举、孝义等，每一类人物都有非常严格的体例，甚至非本籍的流寓、侨寓等人物都有专门记载，康熙四十九年版《茌平县志》收录到县志的人物的数量达521人，这在原本人口不多的康熙年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也是所有旧志的一个共同特点。旧志的第三部分艺文，也就是名人作品，谁写的、写的谁、写的什么景、什么事都非常清楚。可以看出，旧志的三大记述重点都是以人为本的，读完一本旧县志，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能记住几个人，幸运的话还能找到自己前人的有关资料。不光茌平旧县志，任意翻阅一本旧县志，其实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人物，可以说旧县志完全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自始至终都能看到人的影子。再看新县志的编排，以《茌平县志》（1986—2005）为例，全书共20篇，其中“工业、农业、商业、文化”等产业就占去12篇，是主体部分，完全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后一篇才是人物，仅占总文字量的5%左右。当然，这种新旧县志内容侧重点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新县志内容扩大充实的一种标志。旧县志记述的内容多为黎民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对当时的民众来说，实用性很强，包括疆域、村域的四至，田赋、徭役的标准，民俗、祭祀的礼仪程序，甚至农作物、牲畜的特点、种养植方式等都有记载，可以说拿到一本县志，就能从事农业生产，就能做到生活礼仪不愁，就能达到知书达礼、不被世人耻笑的境界。而新县志则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更是一部数据宝典，适用当今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它不仅局限于服务农民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能为社团组织、政府机关及社会公众等提供各种数据，它也是茌平新时代的一张明片，记载的内容分门别类，易于查询，而且多以图表展现趋势和利弊，便于分析和利用。新旧县志的这一区别是和时代的需要、大众的需求紧密联系的，也反映了时代特点，更便于经济活动的查询和运用。
旧县志都用繁体字，同时里面掺杂通假字、异体字、自造字以及淘汰的旧字形等，“之乎者也”等文言助词运用较多，又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读起来很让人费力吃脑，而且容易产生误解和差错，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和古代知识，很难全篇通读，笔者认为就是在古代，当时能全文读通读懂县志的人也不会太多。而新县志则使用了简化字，志书语言表达准确、计量单位统一、排版标准化、数据规范、意义清晰明确，简洁、流畅、朴实，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所以更易于阅读和流传应用，这一点也体现了新县志的进步和发展。
旧志微观资料较多，如记山川则为一座座山、一条条河，把方位、大小、发源、流域等都记述得非常清楚；记郡邑则罗列一大串乡、镇、村的名字。尤其是赋税、收支等有关钱财的记载，非常详细，花费明细具体到钱分毫厘，如康熙四十九年版《茌平县志》卷一赋役部分记有“茌山驿驿丞一员俸薪三十一两五钱二分”。旧志记载更侧重于枝细末节，而不善于整体统计分析，如民国二十四年版《茌平县志》卷四教育志部分，对于辖区内每座学校的位置、规模、校长、在校学生人数等都一一在列，而对全县教育的总体情况却没有统计比较。再看新县志，《茌平县志》（1986—2005）第十七编教育，记述的重点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管理，数据为全县总体数据，包括全县学前、中小学校、师生、成绩等各方面汇总、分析的数据，但是，笔者想查询自己曾毕业的小学和中学的资料却怎么也查不到。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新县志应当向旧县志学习，把和群众个体相关的资料数据应当尽可能的收录到县志中去，从而大大增加新县志的个人读者群体。山东省方志馆藏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版《茌平县志》原本，已历经300多年的时光，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锦缎封面，宣纸线装，既是文物，又是一件艺术品。内有县令、邑人名士等亲笔书写的序言，书法或苍劲、或俊秀、或飘逸，各式印鉴点缀其中，给人如坠画中的感觉。再看，卷中插有形象且立体的“方舆图”、“八景图”、“城垣图”等，简洁、清晰，绘声绘影，不仅给人知识，更给人一种意境。不难看到，古人对县志的封装、印刷、内容设计、插图构思等各方面，真是穷其时代的所有技术，并且克服各种困难，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古人的这种创新和执着，是我们修志人必须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反观当今，技术革新带来了记录方式的丰富和变化，记载事物不再仅局限于文字，声、光、图、相等无所不能，但是在这样优越的技术环境里，新县志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创新和发展，仅仅利用了照片这一手段，为志书增色。笔者有个设想，今后再修志书，是否可以录制、收集一些典型视频、音频、图像、电子文档资料，按照志书的思路编排起来，以U盘或光盘的形式和志书打包发行，从而让新志书更形象更直观的呈现给世人。
七、旧志收录艺文诗词，新志收录文献资料
旧县志的艺文部分一般都占很大比重，康熙四十九年《茌平县志》共5卷，其中最后3卷全是艺文，主要包括书、疏、策、记、传、奏折和诗词文集等，读这些艺文不仅能生动的还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全面了解历史人物，更能增长知识、给人教化和传承，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潜移默化。而新县志收录的文献资料大都是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性文件，资政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各地的先进经验通过交流《县志》就能很快学习和效仿。另外新县志一般还收录重大历史事件、流传故事、奇闻轶事等，这些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有教育意义。综上，可以总结，旧县志的资政、育人功能是间接的、委婉的、迂回的，新县志的功能致用是直接的、干脆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总之，新旧县志从形式到内容已迥若云壤，但情理却一，功能不变。只要我们把握旧志的精髓，利用科学的方法，运用好当今的技术，必可修出一部高质量、有特色的佳志来。
作者简介：张海峰，茌平区乐平铺镇人，文学爱好者，国学爱好者，古琴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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