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任劳任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1947年冀县一带的土改工作已经完成，局势稳定下来。区委经过研究，觉得刘玉芳没有文化，又是小脚，对于开展新时期的工作有些困难，便动员她回了家。刘玉芳没有丝毫怨言。虽然重新成为农民，但她始终牢记自己和其他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只要是党号召的事，她依旧走在最前列。从1947年回村，到1987年去世，她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靠劳动吃饭。40年间，她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没有要过任何待遇，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补助。当年那些和她编在同一个支部，或者经常到她家联系工作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有省委书记，有开国将军，但她没有给任何人添过麻烦。生活困难的年代，也曾有人问她为何不去找找那些老战友，要一点待遇。她说：说到老战友，我第一个想起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力。那么有水平，那么能干，那么年轻就担任冀南区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牺牲的时候才29岁，他向谁去要待遇？

我第一次知道刘玉芳，是1982年，那时候她还健在。40年来我心中常常浮现出她的形象。然而，当我真的想要写写她的时候，却查不到她有过什么豪言壮语，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静下心来温习我们党的历史，不就是许许多多诸如刘玉芳这样的共产党员，像母亲一样用乳汁滋润了我们的事业吗？

许多村民已经不记得村北有棵大槐树。刘玉芳生前的院子因为没有人住，显得荒凉，但院子里的枣树、核桃树依旧生机勃勃。老人的坟墓就在村子东南角的集体墓地里。穿过一条季节性的小河，一上河沿就可以看到孙辈为她树立的墓碑。坟墓旁边有高大的白杨树，树下遍地芳草。在向老人弯腰鞠躬的一刹那间，我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好想叫一声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