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两夜我的“逃亡”之旅


                  张继彬




      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七个年头，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淮安（原淮阴，下同）也焕发了新的活力。坐落在淮安南港的的省运河公司也进入快速发展期，说起省运河，岁数大一点的淮安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那可是省交通厅直属企业，省三大航运公司之一，有“千里运河、万人企业”之誉，在政企合一的年代，除了主业水上运输以外，还统管过苏北的港、航、船、闸，有自己的公安局、保健所、学校、幼儿园，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各项行政职能逐步剥离，而主营的内河水运业务做得风生水起。随着企业扩张、业务发展，需要一大批船员充实到运输一线——船队，而当时，虽然船员的收入比岸上工作要高一些，但市区的年轻人大都是不愿上船工作的，何况，城里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多。在用工政策放开的背景下，省运河率先将招工的目光投向了广大农村，也就是在这个大气候下，我进了运河公司，成了一名船员，成了国营企业省运河公司首批“农合工”中的一员。回想起来，当时招工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要高中毕业、村里推荐（原则上一个村1个名额）、乡里政审、统一考试、体检合格，过五关斩六将的。
       那一年我20岁，正是人生最好年华，虽然这与我的择业初衷大相径庭（我理想的职业一直是做一名乡村语文老师），但是，当时的农村虽然已经包产到组（尚未包产到户），百废待举，作为一个没有考上大学、挤上那个独木桥的农村待业青年，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运河公司18年（船上13年，公司宣传处5年），我大抵见证了运河公司从快速发展到做大做强再到一路下滑的一段时光。2003年底，我最终选择离开运河公司，到别处谋生，原因很复杂，既有对市场变化、企业发展前景不明情况下个人职业发展的困惑，也有对企业领导班子人员变化、内耗内斗严重的无奈，还有企业改革改制、减员增效的客观因素，跳槽后的成败得失，难以言表，但对运河、对运河公司的感情一直没有减弱。多少次梦回运河，多少回遥想当年，无限感慨，万千思绪。虽然，许多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在运河公司曾经被当作“嫌疑犯”、受到运河公安局“追捕”、三天两夜的“逃亡”经历，虽过去三十多年，但偶尔记起，许多场景还历历在目，胸口还会隐隐作痛，啼笑皆非。
      那是我在船队工作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所在的中铁驳“江苏239”船队从南通卸完煤炭返程往徐州方向，下午4点左右到达淮安南港，由于淮安是公司所在地，船队照例会在南港停留三五小时，汇报工作、拿运单、领料、加油等等。这期间，家在附近的船员会抽空回家看看，家在外地的也会上岸转转，办些私事。这一次，由于公事比较多，临靠码头前，船队长在轮船喇叭上通知，船队今晚不走，明天上午10点开航。大家欢呼雀跃，纷纷计划着这一晚加小半天的安排。我家离淮安不算远也不算近，约60公里。看着别人都忙着回家，上船工作后一直总是想家的我，也动了回家的心思。那时候，船员的假期很少，回家看看是很让人期盼的事情。于是，船靠港前，我软磨硬泡，水手长终于同意让我也回家看看，并再三强调，明天10点前必须赶上船，不能脱班，我连连点头答应。
      船队靠港锚泊后，我急忙跳上岸去赶车回家。60公里的路程虽然不算远，可要是在晚上赶回家也很有点难度，中途要转两次车，还要步行两公里，何况80年代，交通是很不便利的，车辆班次少、道路路况差，我紧赶慢赶，总算在晚上8点钟的光景赶到了家。父母见我突然回家，自然十分的欣喜，连忙张罗着做饭给我吃，吃过饭，母亲已帮我舀好了洗澡水。洗完澡，听说我回家，院子里早就聚集了许多左邻右舍，在那个年代，农村还是很闭塞的，每次我从船上回家，总会有一些邻居聚到我家，听我说外面世界的稀罕事。于是，我便坐在院子里与大伙纳凉聊天。说我的水手见闻，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小小庭院洋溢着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由于第二天一大早我还要赶车，父母便再三催着大家散了，邻居们走后，我又与父母扯了些家长里短才回房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做好了早饭喊我起床，我一看表，都5点半了，急急忙忙起床洗漱，胡乱吃了点，赶紧往车站赶，可当我满头大汗跑到车站，还是没能能赶上6点10分去县城的头班车。那时候，我所在的乡到县城上午只有三班车，二班车要到7点，没奈何，只好焦灼地在车站里等着。7点10分，客车才慢吞吞地开过来，好不容易挤上车，由于路况不好，车辆又严重超员，尽管一车人怨声不断，可车子就如蜗牛般的在乡村公路上爬着，不到40公里的路足足开了100分钟，到了县城，已经快9点，再等去市里的车，等我赶到淮安市区（清江商场）已经10点了。我想，船队定好了10点从南港开航，我现在去南港肯定来不及了，不如直接坐车去淮阴船闸，从淮阴船闸上船。于是，我花了3块钱叫了辆马自达，10点半，赶到淮阴船闸。跑到船闸调度室一查，得知我们船队还没有过去，这才松了一口气，与船闸值班调度搭讪着在值班室里等船队过来。
      可这一等，等到中午船队也没过来，于是小心翼翼地跟船闸值班的女同志借了电话，打给公司调度室，调度说：船队在淮安“有事”，还没开航。我只好耐着性子在船闸值班室干等着，为了有个坐的地方，不至于让值班员讨嫌，我还殷勤地帮她接个电话、打个开水什么的，等到晚上8点多船队才过来。上了船，迎头碰见船队长，我想肯定得挨一顿批，可队长冲我诡秘的一笑说：货运一处领导找你“有事”，让你赶紧赶回处里报到。我问：什么事？队长依然是那诡秘的神情：不知道，你去了就会知道了。就这样，我又从闸墩舷梯爬上去上了岸。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淮阴船闸离市区七、八公里，那时已没有办法去市区。幸好船闸附近有一家很小的“船员旅馆”，我花了5块钱登记住了下来。住下不久，天空电闪雷鸣，接着，便下起了暴雨，并且一整夜都没有停。这旅馆很小，不仅脏兮兮的，而且还有老鼠上窜下跳。我辗转着，想着今天的事，想着队长诡秘的笑，心中总觉得有什么事，怎么也睡不着，半夜时分，心口还一阵一阵的发痛。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小会儿，6点钟，便起床简单洗了把脸，出了旅社，寻了辆搭客的车，往市区里去。
       话分两头。当我急急忙忙地回家，又心急火燎地赶船的时候，船队这边还真的“有事”了，而且还与我扯上了干系，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一名嫌疑犯，家里却又因为被到我家“追捕”我的公安的误导，以为我在船队发生了人生意外，闹成了一锅粥。
      那天，我回家以后，我们船队一侧又停靠了一个本公司的船队，夜里，那船队发生了一起失窃事件，一个船员的存折被偷了，里面有近4000元的存款，那时候，这可是一个大数额，也是我们运河公安局认定的一个大案件（那时候，我们单位有公安局）。这小偷，胆儿也不小，第二天（也就是我从家里往市区赶的那天）上午，便拿着存折去银行想把钱全部提了，偏偏，银行的营业员同志警惕性高，发现这存折是零存整取的本子，昨天才存上的200元，今天要全取出，觉得不正常，便要他出示证明。那时侯还没有居民身份证，证明要单位开。小偷想他到公司肯定无法开出证明，于是，便自作聪明地跑到公司团委，借了部电话，冒充公司领导给银行挂电话，口头证明“此人家中有急事，请银行为其办理…”云云。公司团委书记觉得这人言行异常，便上前询问，那人前言不搭后语地应付了两句赶紧溜了。也就这光景，那船员也发现自己的存折被偷了，又是去报案，又是去银行挂失，一嘈杂，公司上下全知道了。公司公安一调查，根据银行营业员、公司团委书记等人提供的情况，得到一个重要线索：小偷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而且很可能就是本公司人。顺着这条线索再调查：于是，我，就成了此案最大的嫌疑人。因为：一、那时候，我们那个有5000多职工的公司，戴眼镜的年轻船员也就两三个；二、我船靠港后自称回家了，说好第二天10点赶到船队，可一直未归；三、当天夜里，我所在的船队和那个被偷盗的船队停靠在一起。越分析越象，最后公安干脆认定：我，就是偷存折的嫌疑犯。公司公安局要求我们船队暂缓开航，当我在淮阴船闸焦灼万分的等着上船的时候，船队那边，也张网以待，同样焦急地等着我的出现。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我还没有回船。于是，公安果断决定：派两名公安到我家调查抓捕。临走时，还没忘从公司档案室调出我的照片带上。
      由于道路不熟，而且乡下道路很难走，公安一行赶到我所在的乡已是晚上9点多，到我们村还有两公里的土路。这时候，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下着瓢泼大雨，公安人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抓捕到嫌犯，他们冒着大雨，踩着泥泞，高一脚低一脚的向我家摸去。摸到我们村的时候，由于天太黑，雨太大，他们实在找不着北，于是他们敲开了一户老乡的门，要求主人带他们去我家，我的那位老乡见是公安，二话没说，领着公安向我家奔去。半夜11点，他们敲开了我的家门。
      半夜三更，当我的父母打开门，面前突兀地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公安，老实巴交的父母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呆了。两名公安一脸的严肃，拿出我的照片，一一核实着我的姓名、年龄。然后旁敲侧击地询问：我最近有没有回家？有没有结婚？家里有哪些人？有哪些亲戚？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母亲一边颤抖的如实回答着：我昨天晚上曾经回来过一次，今天一大早就赶去淮安的事实，一边赶紧让我父亲去喊我的叔叔、哥哥等亲友。村里半夜来了公安，这消息很快便惊动了全村的人，家里一会儿便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大家再三问公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致认为，我肯定出事了，而且是出大事了，要不公安怎么会连夜冒着这么大的雨赶到我们村。大家压根都没去想我会犯什么错，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一直是一个上进、文静、知书达理的好青年，再说自古“行船跑马七分险”，大家（尤其是我父母）的第一直觉是认为我出了意外，而且是非死即重伤的那种意外。两名公安见村里有好多人都说我昨天曾经回来过，也许对自己当初的判断有了些怀疑，加之父母及乡邻眼中的那份担忧和焦灼，于是他们只是闪烁其词地说：没什么大事，即使有什么事，也要相信组织，要与组织配合。大家越是追问，两名公安越是含糊其词。两名公安越是含糊其词，又越加剧了大家的怀疑与恐慌。两名公安眼看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赶紧告辞。老实的父亲提了只马灯，冒雨跋涉着把公安一直送到停在乡里的车上，一路上，父亲又战战兢兢的问了两遍公安，究竟出了什么事，公安还是含糊其词地岔开了。公安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最后一致认为：我“出事”了，而且，几无生还可能。于是，我的二哥和四弟分头去我的两个姐姐家通知我“出事”的消息，姐姐、姐夫连夜赶了过来。这时候，家里已是嚎啕一片，大家都为我这么好的一个青年“惨遭不测”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我的二姐一时心急，竟哭晕了过去。一家人一夜未眠，有人连夜去联系租车，有人去请村里的一些见过些大世面的人天亮一起去城里与公家处理我的“后事”。（此时的我，正在淮阴船闸一个简陋的小旅馆里辗转难眠）。凌晨5点，一家人连同乡邻坐了满满一中巴车，一路哭哭啼啼向城里赶去。
       家里人七拐八问，于上午9点左右，找到了我的单位，一家人围着领导要人，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领导们见我家忽然来了这一大帮人哭着要人，竟认为我家人是恶人先告状，态度便不甚友好。一边说我肯定没出那事，一边又说不出我究竟在哪里。正僵持着，我赶到了单位。（诸位：我那时该怎么办？）
      二姐在货运一处的楼上先看到了我，高兴地跳着喊：三弟来了！三弟来了！呼啦啦，一大家人忽地奔下楼拥将过来。年过六旬的母亲一下子冲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的大脑翁的一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片空白。定了定神，看到几乎所有的亲人都红肿着双眼，我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等大家稍微平静了一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事情的缘由。一时间，我理不出个头绪，但大概知道：发生了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误会。
      我第一件事，是劝说我的家里人，让他们赶紧全部回家。家人见我“死而复生”，颗颗悲戚的心回归了平静。但他们终究有点不放心，也有点不甘心，纷纷要去找领导要个说法。我虽然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劝家人先回家，有什么事我会妥善处理。家人虽然有点不乐意，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坚持留下了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这里帮我。
       接下来，我去见了处领导，处领导简单询问了我两句，便让我直接去公司公安局，还话中有话地提醒我要实事求是，事后想想，那话里有让我“老实交代”的意思。去了公安局，负责我“案件”的公安态度尚好，他详细询问了我两天来的行踪，在何时何地干什么有什么证明人，重点是昨天一天的行踪，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告诉他昨天我几乎在淮阴船闸值班室呆了一天，并且描述了值班的那个女同志的模样。问完后，他让我坐在那里等等再说，不久，先后有两人到我留滞的地方不露声色的上下打量我（事后，我才知道那两人分别是银行的营业员和公司团委书记，他们是来现场辨认的，两人都否定了我是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此外，公安还派人去淮阴船闸值班室找到了当天值班的那位女同志进行了调查核实）。一切的证据都证实，我并不是那个作案的小偷。最后，负责我案子的那个公安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忽然觉得很委屈，说：这无端的怀疑，破坏了我声誉，也给我家人造成了很大伤害。公安这样说：你家人是自己多心了才误会的，你被怀疑有作案嫌疑，我们公安局经过调查了解，替你排除了嫌疑，你应该感谢公安才是！我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
     呵呵，感谢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