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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生
小 序
人到老年，因为没有什么向前看的东西可以努力了，就特别容易想起过去。如果是美好的回忆，当然能增添情趣，甚者或有返老还童的快意，实在是应该留恋的；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再把那些人间辛酸历数一遍，难免要徒增悲伤，就有些自找烦恼了。
其实倘能看破红尘，这二者都是过去了的世界，如苏东坡所说：“事如春梦了无痕，”好丑与老身已无关系。然而人总是有这么怪的，不在过去世界里寻点什么就没法过一样。
就如我吧，现在已年届古稀，且又成了未亡人，多少事都付诸东流了，本该悟透世情了的，却仍未能解脱，孤独时，总有些往事要在脑中浮动。特别是我的童年，因为家境困苦，那些曾经给我很深感触的伤痕，越想挥去，反更鲜明，仿佛有意要给人的痛处撒上点盐，以明示那些岁月对我的残忍。
这篇《童年往事》，一至三章，便是我幼年的写照，都是真情实景；四五章也是事实，只是略提高了一点，意在给我黑暗的童年，加一点光亮。总之，这都是庸人俗事，难登大雅之堂，就算是“雪泥偶然留指爪”吧。
我大概二三岁的时候，父母带我从双峰来隆回县桃花坪谋生，由于一时没有固定工作可找，父亲同母亲只能在一些富户人家打短工，所以就在曾经还是农村的荣兴医院下面百余米处的刘家院子，租了一间下面是猪圈厕所的茅房小楼，作为栖居之所。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三口之家，生活很是困难，即使半饱半饥，也常有不济，因此父母不得不早出晚归，照料我的事，就托付给院子里一些好心的老人看管。
那年，我依稀记得好像是冬天了，太阳暖暖的照着地面，一些在家里闲着的人，搬了小凳小椅都到地坪中来晒太阳了。与我差不多大小年纪的小伙伴们，有的被母亲抱着，有的被母亲拉着手，也都到太阳下面来玩耍，他们手里都拿着零食在吃，当然，也不过是一些水煮蚕豆或干薯片之类的东西。看到别人有父母在身边陪伴着，孤零零的我，虽然有点羡慕，也很想看到母亲，心里却并不怎么难过，因为许久我就一直这样。但看到他们有滋有味地吃东西，幼童的心理本能，除了嘴里有些馋的缘故，还是母亲早晨给了一点吃的，此时肚子早有点饥饿了，我本来在好好地玩着的，也就不玩了，瞪大眼睛站在一旁，一面痴痴地望着他们，一面咽着唾沫。
看到我这样子，一些人不知是怜悯我还是为了想逗逗乐子，就高声地唤着我说：
“毛毛，你能在地上打三个滚，我就给你东西吃。”
听说在地上打滚就有东西吃，我立刻就躺下去，翻过来翻过去地来回滚着。当时没有水泥地面，坑坑漥漥的地坪，上面还有石子和土疙瘩，我不知身子是怎样压着滚过去的，压在那些石子上面身子痛不痛，现在都记不起来了。旁人看到我那样卖力地滚来滚去，都很高兴，不但快乐地哄笑着，还拍着手大喊：
“滚得好，滚得好！毛毛，就这样滚。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在地上这么来回滚着，不知有多少趟了，因为我不知道三个滚是多少，他们也没有叫我停下来。我终于滚得实在滚不动了，就停下爬起，这时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他们赶紧给我蚕豆吃，或给我薯片吃。好在他们都很满意，也不食言，有给我二三粒蚕豆的，也有给我一小块薯片的。这些东西虽然很少，一动嘴就没了，连滋味都没尝到，不过对我来说却很难得。吃完之后，我又望着他们，希望他们再叫我在地上打滚，打完滚再能给我蚕豆吃，给我薯片吃。
晚上，母亲回来了，见我满身泥土，问是怎么回事，我高兴地回答：
“他们叫我在地上打滚，就给我蚕豆薯片吃。”
母亲听了，突然打了我一巴掌，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哭，母亲便将我搂入怀抱，脸紧紧地贴着我的额头：
“孩子，妈妈不该打你……”
母亲说着，眼泪潸潸地掉了下来。
我本来是想哭的，见母亲这样子，也就不哭了。但我不知母亲听我打滚为什么会生气，打了我之后为什么自己又哭了。
这件事离现在过去六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想起母亲那流泪的情景，至今还让我心里酸酸的。
二〇一六年二月八日
我们从双峰初到隆回的这段时间，父母谋生本来就够困难了，突然又都失了业，家庭已到了断炊的地步。其时我已满三週岁了，父母怕我活不下来，本打算将我送人，可是在那艰苦岁月，谁也不愿收养，母亲没有法，便牵着我每天在桃花坪街上和郊区，开始了我们乞讨的日子。
那时，我虽然还很年幼，一些大致的情形，现在还能记得：母亲似乎穿的是一件补得不能再补了的灰色麻布衣服，不到四十岁年纪，头发就花白了。由于常在饥饿中，不但同我一样瘦得皮包骨头，连走路的力气好像也没有了，所以她手里的小竹棍，原是为防狗用的，也改为了拄杖，手里提个长形的口袋，带着我，挨家挨户的乞讨着。后来我大了，在《祥林嫂》电影中看到的祥林嫂，那形像就是母亲的翻版，只是身边多了一个我，破碗改成了破口袋而已。
我们每到一家，母亲并不怎么说话，拉住我倚靠在门框上，一直等待主人的反应。其实我们的样子，人见了都是知道这无声胜有声的意思：两个瘦骨稜稜一老一少的生命，有气无力所显露出来的渴求，只要一掬米或半碗饭，即可打发出门的，然而这极小的心愿，也常常落空的，不是无动于衷地任我们站上半天，就是厌烦地挥手吆喝：“出去，出去！叫化子都是懒人。”还有一些人家，大概硬不下心来驱赶我们，见我们站了许久，就去米缸里抓几粒米放在空拳头上，仿佛满满的一掬，往母亲口袋里一丢，并教训说：“快走吧，人要勤劳，以后不要再来了。”母亲知道那拳头上的米是多少，但又不得不说声“谢谢”。
当然也有一些慈善的人家，我记得有一次，可能是什么节日吧，那家人家正在热热闹闹地吃午饭，母亲照例什么也不说，牵着我守候在门口。直到他们饭快吃完了，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老奶奶，盛了一碗饭，上面放着两片肉，还有一些蔬菜，送到母亲手中说：“快喂喂孩子吧，看他饿得……”母亲接过那碗饭是怎样激动的，我记不清了，不过进门看到他们吃饭，闻着阵阵的香气，我就恨不能爬上桌子去，所以我看到碗上的两片肉，一边急不可耐地嚷着：“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一边伸手就去抓。母亲用筷子挡住我的手，然后将肉咬成豆大一点放在饭上，一口一口地喂我。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也好久没有吃过肉了，饭菜刚进口就咽了下去，很快那碗饭就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我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老奶奶看到了，仿佛摇了摇头，见母亲什么也没吃，就又到屋子里面拿来一茶杯米，倒入母亲的口袋里，母亲当即就匍伏在地上磕了一个头，我也跟着跪了下去。
那时我还只有三岁，母亲在乞讨过程中的各种表情，虽不知道里面的意思，但却能随着母亲的悲喜而悲喜。比如人家不但一毫不给，反斥责母亲懒惰，不勤劳，母亲听了，咬着牙关一把将我拉了出来，然后在没人的地方哭上好一阵，这时我就跟着母亲一起流泪。如果碰上好的人家，所得过望，母亲不是磕头，就是作揖，我也在后面跟着这么做，只是做得不很像。
我们当乞丐好在并不太久，据母亲说大约一两个月吧，父亲就在县立一小（现东方红小学前身）找了一份炊事员的工作，除了自己有吃外，每月还有二三元钱的工薪补贴，比过去自然好多了。后来母亲经人介绍，也在街上一家米坊打工，我们一家人这才缓过气来。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父亲有了工作单位，且分有五六平米的居室，因为本来就一无所有的家庭，于是我们就离开刘家院子那猪圈厕所的草楼，住进了这小小的居室，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父亲是县第一小学唯一的校役，他的工作是给学校里的十多位老师做饭菜，供应茶水，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杂事，如上下课摇铃、打扫卫生、给老师转交邮件等。母亲在别处打工，也是天不亮就要赶去的，其时我还不到四岁，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时看不到母亲，自然只有跑到厨房里去，绕在父亲身边玩耍。
有一天，正是开晨饭的时候，父亲给一个一个走进厨房的老师分发饭菜，可能因为人多有些害怕吧，我紧紧依在父亲的腿旁。不知是不是我妨碍了老师们吃饭的方便，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我头上突然被人重重地敲了一个栗戳，痛得我当即就眼泪汪汪了。我摸着头抬起看时，只见一个大约二三十岁的男老师，正满眼凶光地盯着我，敲我栗戳的那两根手指，尚弯曲地扬在我头顶上。我虽然是在饥饿中活过来的，肉体上却从未受过这样的重击，我扁了扁嘴要放声哭了，但他那样子吓得我不敢吱声，抽搐了两下嘴唇，便赶紧抱住父亲的腿。他似乎觉得还不够威风，又厉声地盯着我说：“不走开么？我敲你父亲的头。”说着，他真的在我父亲头上敲了一下，当然是很轻的。这时我父亲已很不高兴了，紧绷着脸，瓢碗碰得呯呯响，那位老师大概有些识趣了，拿起自己的饭菜，就往厨房外面去了。
一个二十余岁的人，竟然在一个比他大一二十岁的长者头上试栗戳，而长者却只能敢怒不敢言，我至今都不明白何以会这样。
我读书启蒙也是在这所小学，不料又碰上他教我的数学。他每天来上课时，我心里老想起他敲我栗戳时的情形，总是仇视般地瞪着他，对他讲课我也不愿认真听，所以我的数学成绩是很差的。他对我的态度，似乎也与别的同学异样，碰到我总铁青着脸，那样子常使我感到惧怕。终于有一天，我又受到了惩罚。记得是上完数学课的时候，他突然将我叫到他房子里去，二话没说，就一把提起我的耳朵问：
“你这耳朵干什么用的？”
我痛得咧着嘴说：“听课用的。”
“那你听的课呢？你听在哪呢？”
他将我的耳朵继续往上提，指着我的作业本问。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不得不用力挣脱出来，他却更火了，又指着我的脸说：
“你呀！同你父亲一样——榆木脑袋！”
他这样暴跳地教训我，却并不告诉我要怎样学习，另外还说了一些难堪的话，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才挥挥手，让我回到教室里去。
我的学习成绩不好，老师无论怎样的批评或教训，都是情理中的事，可是还要将我父亲搭上，我当时也有六七岁了，觉得很是难过，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将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他对你肯定会这样的。因为他每次都要我给他多分点饭菜，这怎么可能呢？你多了，别人就少了——不过，你课还是要认真听啊！”我这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们父子有这么大的怨气。
幸好不久，他就调离了这所学校。
这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位先生现在也许已作古，不过在我诸多的童年记忆中，好的仍在心中留恋着，差的也大抵予以宽恕，惟有对他，我却尚有芥蒂，实在是很遗憾的。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那时我是六七岁的样子，父亲调往县一中当炊事员，母亲回了故乡种田，我便在父亲就近的小学读书。不知什么缘故，我那么小却经常犯胃病，一旦痛起来就满地打滚，很是吓人，后来有专家告知：这是营养不良引发的。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我的家庭确实窘迫，从小缺人看管，胡乱吃东西，又饥饱无定，自然就有了这胃痛的病，也是无可奈何的。一日，这胃病又犯了，父亲没时间照料，就送我住进了医院，记得当时打过针、吃了药，不到半个钟头，胃就忽然不痛了。平时总是要折腾一两天，现在一下子就好了，我一边感谢医院，一边替自己高兴，便要从病床上爬起来回去，突然一个声音打门口传了进来：
“小鬼！你要干什么？”
接着一个戴白帽子、口罩、穿白大褂的护士端着打针的盘子走了进来，我看不到她的脸是什么样子，只觉得她看我的那双眼睛很亮，很和善，个子比一般女性似乎略高一点，年纪也不过二十左右吧。
我怯怯的说：“病好了，我想回去。”
她放下打针的盘子，将我按下，盖上被，并坐在我的床边，从她的眉上我看到她是在笑着说的：“傻瓜，是药给你止住了痛，药效一过，还会痛哩。”
我躺下，眼睛盯着她，很想看看她的脸。大概见我有些疑惑吧，她身子向我靠拢，用飞舞着笑意的眼光看着我。见我不做声，她又说：“等过二十四小时不再痛，你的病才算真正好了——你母亲为什么没来呀？”
我还从未听过这么温和的声音，便轻轻回答说：
“在乡下种田。”
“你爸呢？”
“在学校当炊事员，没空。”
“你多大了？”
“七岁。”
于是，她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仍很轻地说：“不要紧的，有什么事你就对我说，我会照料你的。”
她说这话时，将身子俯了下来，我以为她要吻我了，但没有，只笑了笑，就给旁边的病人去打针了。她要离开病房时，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对我说：“好好躺着，要听话呀！”
我不知道她是有上下班的，到了晚上，父亲还没有来看我的时候，我特别地希望能见到她，像白天那样坐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不知为什么，我还想告诉她，我的语文考试打了八十分。但这一晚上，我却没能见到她。
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来到我的病房，仍戴着白的护士帽、口罩、穿着白大褂；我还是只能像昨天一样，看到她的眼睛。她刚进来，就走到我的床前，在我额头上摸了摸：
“胃昨晚还痛吗？”
“不痛啦。”
“好，你现在可以出院了。”
说着她的眼睛很柔和地在我的脸上扫了一遍。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给我办好了出院手续，我想再看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病房。
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的模样，那时我真想呼她一声“大姐”，可是连她是谁都不知道，真不知该有多么遗憾！
我现在快七十岁了，每当盘点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人和事，便常想起这位“大姐”，虽然我们只有“一面”，又是那样短暂，但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却始终是最崇敬的人之一。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十一岁多一点，便碰上全国过苦日子，政府为了减少城镇物资供应的压力，我同母亲（母亲后又从乡下进城打零工）又从隆回被驱逐回了双峰农村的老家，到十二岁，因饥饿的缘故，我高小未毕业，就辍学了。但我生性很顽劣，由于父亲留在隆回管不到，母亲要操持生计没时间管，我的许多恶作剧让邻里都很不高兴，惹得母亲常骂我没出息。这倒是真的，我现在即将七十了，纵观一生，既无什么事业立世，也无什么佳处可言，极无出息者莫如我了。然而我当时的顽劣，本是人人该斥责的，但其中却碰到一位让我感动的人，至今在我记忆中，还是那样地亲切，这是不能不提的。
那时我们村有一所低年级的小学，是借了民房做教室的，凡是来这里授课的老师，下午放了学，都得回总校去住宿，我们生产队前面沿溪的那条路，是他们必须经过的。在这些老师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他们称为小老师，大概不过二十岁左右年纪，人长得很漂亮：高高的身材，柔和略圆的脸上一双乌黑闪光的眼睛，皮肤水豆腐一般柔嫩，过耳的短发秀丽透亮，特别是说话时，那牙齿就像一粒一粒温润的白玉整齐地排列着。她可能是当班主任吧，每天很早就过去了，下午比别的老师要晚，所以大部份时间她都一个人来去。
因为我不上学了，又那样地淘气，母亲每天便要我拾柴火、打猪草。这个任务我完成得很好，上午拾完柴，下午便去田边地头打猪草，因此我常可以看到小老师在溪边的路上经过。我当时对小老师的心情，一方面觉得她很漂亮，有种迷迷糊糊的喜爱；另一方面认为她太洋气，不是我们一路人，有故意嫉恶的意思。
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时候不早了，烈日却还当空照着。因为这是一个缺衣少吃的时代，我打着赤膊，也没戴斗笠，背着背篓在溪边的路旁打猪草。一会，小老师放学过来了，穿着一件洁白的上衣，系着过膝的湖绿色短裙，脚上是白鞋白袜，打着一把绘有花鸟的浅绿色遮阳伞，在当时几乎看不到有穿扮得这么漂亮的人。我从路旁站起来，本想在她过去时好好当面看看她，却有些胆怯，直到她轻轻过去后，我才回过身来。就在这时，突然被风吹来一股芬芳的香水气味，令我从未有过的感到好闻。我知道这是从小老师身上飘过来的，一阵舒服过后，我立刻起了一种不快的妒意。觉得自己赤条条的晒着太阳，她却穿得这么好，出门还打着遮阳伞，扑着香水，我们是泥里来粪里去，天天不也过来了么？臭洋气。于是，我狠狠地瞪着她的背影，有点像阿Q那样“呸”的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连声喊着：
“臭！——臭！”
小老师走过去还不过十来步远，听到了，便站住回过身子，眼睛乌亮地闪动着，微笑地对我说：
“小弟弟，我们可不认识呀！——你为什么骂我呢？”
这样的情况，在平素我总是耍赖地说：“我点过你的名吗？”但这回听到她呼我小弟弟，还温柔地对我微笑，心里竟不知该怎样，而且不但没有了以前那种无赖气，反像偷儿似的，慌忙背起背篓匆匆地溜跑了。
我第二次对小老师恶作剧，大概还不到两个星期，因为溪边是湿地，不要几天，草又生长了，所以我仍在溪边打猪草。远远地看到小老师来了，我便将背篓糊满了泥浆，横放在路中间，自己到远远的地方装做打猪草，心想：“这回看你怎么过去。”
一会，小老师到了背篓前，她开始踌躇了一下，便想自己去挪开，刚准备弯腰下去，大概看到背篓全都被泥浆覆盖了，要是动手挪开就会弄脏衣服，于是她站起来，张望了望，见我在前面拔猪草，便高声向我招手：
“小弟弟，给姐姐挪一下你的背篓好吗？”
我听她打招呼，心里偷偷地笑着，想：“终于难住她了。”却又装做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拔我的猪草。
小老师见我不理睬，似乎急了，跺着脚恳求地说：“小弟弟，姐姐会弄脏衣服的——就算给姐姐帮个忙，要的么？”
我平时对人的恶作剧，心里总是有些敌意的，对方越受伤害，我就越感到愉快，但我对小老师，本来却没有伤害她的意思，只觉得她这么漂亮，同她闹着玩一玩，看她为难的样子，让她知道知道我。现在见她唤我小弟弟唤得这样亲切，是我从未有过的温暖，便觉得为难这么好的人，确实不应该，同时又想起我上次说她“臭”的事，这次也一并后悔起来了，心里立刻有一种对不起她的愧疚。于是，我便一反我往常的无赖与顽劣，走过去将背篓移开。我原以为我的恶作剧，小老师要教训我一顿的，或者至少要对我不高兴的，可是她在我身边走过去时，反温柔地抚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
“你呀，比我家弟弟还顽皮。”
我听了，更加感到惭愧。
打那以后，我不再对小老师恶作剧了，她路过见到我，也总要给我打打招呼。其实溪边本来没有这么多猪草可打，但我每天都要借着这件事到那里去转悠一阵，如果这天小老师没有经过，心里就有念着。然而见面了，我又有点不自在，不敢正眼去看她，特别是她那双乌亮发光的眼睛、带着微笑闪烁地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有些紧张，仿佛被她窥见了我从前的种种劣迹，所以我在她跟前，总是显着一种不安的样子。
可能见到我不再那么顽劣了吧，一日，我在别处打好了猪草，由于天气炎热，背着猪草经过溪边时，就在一棵有浓荫的柳树下休息。这天，小老师比平常经过的晚一点，走近了，见我赤膊着在树下抛小石子玩，问了一声：“打好猪草啦？”便走到我身旁，将她那把好看的遮阳伞搁地上，从网袋里取出一本书放我身旁的土墩上垫好坐下，又拿一本书搧着凉。她见我油亮黑黄的光背，顺手摸了摸，便说：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我回答说：“打赤膊好，不用洗衣服。”
“怎么会好呢？看你晒得成腊肉皮了——痛不痛？”她关心地问。
我摇了摇头，她笑了，又问：
“你今年多大了？”
“快十三岁了。”
“为什么不读书了？”
“农民读书，没有用。”当时农民只能祖祖辈辈种田，我就这样回答。
“傻瓜！将来农民也要读书呀!”
我不知道什么叫将来，便没有回答。在那个时代小老师大概也不知道农民将来是个什么样吧。我们沉默了一会，小老师像想起了什么，忽然偏过头来望着我：
“那天，你为什么说我臭呢？”
这是我最怕她提起的事，便抿着嘴不吭声。她似乎一定要我回答，又追问着：
“为什么呢？”
“我喜欢你。”我轻声地回答。
小老师听了，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推了我一把，说：
“你真调皮，有这样喜欢人的吗？”
我也忍不住笑了。其实这确是我当时的真实心理，只是这么直接对小老师说了，感到很不好意思，便想以回家的借口离开她。可是我舍不得这么做，因为同小老师这么坐在一起，觉得特别快乐，所以为了掩饰我的尴尬，就拿起一块小石子，俯下身去在地上胡乱画着。
小老师看到我难为情的样子，就放下那本搧凉的书，拉起我的手，又问：
“你用背篓将路挡住，不是故意的吧？”
她这么温和地握着我的手问话，我的顽劣完全被她征服了，便低着头回答：“是故意的。”
“你还是很诚实的啊！”小老师高兴地笑着说，站起来，抚摸着我的头，让我望着她，然后说：“听小姐姐的话，以后不要再顽皮了，好吗？”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小老师拾起书本，站起来打开遮阳伞，临行时，又微笑地向我招招手，便走了。我站起来，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我才背着背篓回家。
没过多久，小老师突然就没从这里经过了，后来有人说她被留在总校任教，再后来又有人说她被调往县城某学校去了。接着文化大革命，又有人说她被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在某农场劳动改造。我听了很难过，常担心她受不了那样的苦，觉得这么好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事。自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她，也不知她后来的命运怎样，不过我和小老师的邂逅相识，虽然是那样地简单和短暂，但她在我苦难的童年中，却是最甜蜜的回忆之一。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