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难忘恩师（谢鸿鹤）

师恩难忘难忘恩师（谢鸿鹤）｜山径精华热点

2023-03-05 11:37:05 1716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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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难忘恩师

谢鸿鹤

先生陈戍国仙逝已有50多天，应已早登仙界，乐享天堂。每每与同学们念及国宝级的先生，人人敬佩不已。年初，惊闻先生西去，无不扼腕叹息，痛惜先生离开大家太早，于国于家于学生都是莫大的损失。从1977年先生教我们高一语文算起，不知不觉过去近50年，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巨。他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更是学生心中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人们常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戍国先生即是我们最崇拜的老师，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人说，师恩如山，是因为老师恩重于山，让人崇敬；有人说师恩如海，是因为老师情深似海，无法估量。

师恩难忘，难忘恩师。

一、诲人不倦

戍国先生从小聪慧过人，记忆力超群。从读小学到读初中，他都表现良好，成绩优异，没有人不喜欢他。但在湖南隆回一中读高中时，心直口快的他不知何故得罪了班主任老师，不仅入不了团，毕业鉴定上还有“建议（大学）不予录取”字样。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学时，耿直孤傲、性格依旧的他又因言论过激，被不良室友曾锦春告发。曾锦春因此当了“先进”，而戍国先生则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不仅大学毕不了业，还被下放到湖南平江劳动改造。1970年，又被“发配”回原籍湖南隆回县继续劳动改造。先生在离家百里之遥的隆回小沙江、七江等地辗转多年。直到结婚生女，他才被“照顾”调到离家50里的九龙山脚下的岩口公社中学教高中语文。1977年的我们，个个都是青葱少年，大都处于叛逆期，顽劣不羁。万幸的是我们遇到人生中第一个好老师陈戍国先生。先生衣着朴素无华，但满腹经纶，气度不凡，真正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上课从来不带教科书和备课本，讲起课来声情并茂、滔滔不绝，45分钟一节课板书写个不停，让人茅塞顿开、惊叹不已。对于知识贫乏的我们来说，反应各有不同。聪明好学者认为有幸得一宝藏老师，学到不少东西；而调皮捣蛋者则埋怨老师要求太严，跟不上节奏，无法完成作业。事实上，戍国先生非常喜欢勤奋好学上进心强的学生。好学生向他请教，问这问那，他一一解答，不厌其烦，还报以带着深深酒窝的醉人的微笑。

当时县里举行语文和数理化竞赛，每次他的学生总有人夺得前三名，他比我们还高兴。先生在中学教书时不仅仅只教语文，学校开设任何新课，只要没人教，他会主动承担。当年湖南隆回岩口中学初中部开设英语课，校领导安排陈老师教英语。陈老师边教边学，教学相长。因为当年报考了研究生，每天都得挤时间来复习和准备，他房间的灯总是岩口中学熄得最晚的。1979年，陈老师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岩口中学高中部两个班第一次有上10人考上大学（而县办中学有好几个学校无一人考上大学，吃了“零蛋”），初中部一个班有上十人考上隆回一中（第一次面向全县选拔）。老师、学生双双“高中”，顺利升学，在当地传为佳话。

二、都是“宝贝”

先生勤奋好学名扬天下，勤俭持家也名声在外。先生育有一子三女，其中三个儿女读了硕士读博士，开支不是一笔小数目。师母先是在农村种田带孩子，省吃俭用到了极致。恩师师母两个人对自己基本上是“零开支”，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能省则省。师母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但为了家庭乐于牺牲，堪称“最伟大女性”。到长沙初期也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为主，后来有了工作，工资也不高，一大家人生活压力非常大。先生硕士研究生毕业到湖南岳麓山书社工作，没几年又去杭州大学读博，收入极不稳定，家庭生活艰苦可想而知。先生育有儿女四人，那个年代各方面压力大，虽然所在单位不时予以照顾，但计生办必须执行政策给予处罚。罚款要好几千，计生干部以为先生会抗缴或者讨价还价，先生认为应该缴罚款。家里“余粮不多”，省吃俭用，他仍然如数上缴罚款，微笑着骄傲地对我们说“我的宝贝（儿女）不止值这个价！”先生对子女疼爱有加，培养不遗余力，要求也特别高特别严。在他看来，不读博士就是不合格的子女，要求近乎苛刻。一门四博士，放眼全湖南乃至全中国，也没有几家几户。

先生嗜书如命，对善本书尤其宠爱有加。在书店一看到善本书，脚就如注铅一样难以移动。当年冠伟尚幼，一家六口仅靠他一人拿着微薄工资养活全家，缺吃少穿，生活举步维艰，一分钱掰成两分用，哪有余钱去买书。但当他看到书店新到的善本书时，难题来了，先生平时出门办事，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衣服洗烂洗白了也舍不得丢，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但最终毅然决定购买。他从省博物馆挑着两个箩筐走到袁家岭新华书店，买完书后，扁担两头一头箩筐坐着儿子冠伟，一头箩筐装着新买的书，再从袁家岭走回省博物馆。回家的路上，挑着书和儿子的他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而归的将军，洋洋得意，健步前行，幸福感爆棚的先生对我们说：“书是宝贝，儿子更是宝贝，都是宝贝，都是宝贝哟！”他那摇头晃脑、怡然自得的样子，永远印在我们这些学生心底。

三、永争第一

先生看似柔弱，骨子里却硬气得很，典型的宝古佬要强性格，任何时候不甘人后，只争第一，霸气得很，在我们眼里他是心地善良的书生一个，本事很强，却没有一点“架子”，当然也不随便交友。喜欢你，两人谈天道地，随便得很，对不喜欢的人则不屑一顾，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他读高中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先生常笑着说自己是“非团员中成绩第一”。读大学他更珍惜学习时光，寒窗苦读不敢懈怠。当年研究生考试恢复时他本来报考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因特殊原因转投到西北师范学院郭晋稀先生门下。先生记忆力超群，但读研究生非常刻苦，《诗经》、《楚辞》等全都通背，“四书”、“五经”等能背大半。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是读书，先生是背书。要查资料时，我们拿起书来翻半天找不到，先生随便回忆便告诉你哪一页甚至哪一行。我们说他有陈寅恪先生的风采，他谦虚地说：“差远了差远了”。

考博士时，先生本来想报考武汉大学黄焯先生。在多年的书信交往中，黄焯先生非常欣赏陈戍国老师才识，不幸的是黄老1984年仙逝，而戍国先生因家庭生活原因直到1987年才考博士。他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被誉为“今世治礼经者第一人”沈文倬先生，成为中国研究礼制学的第一位博士。从读博士时撰写《先秦礼制研究》（《中国礼制史·先秦卷》）开始，到《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结束，先生用近30年时间完成六大本《中国礼制史》（凡280万字）的撰写，耗尽半生心血，也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后又携女冠梅共同完成四卷本《中国礼文学史》。先生本来还想再完成两卷本的《中国礼治思想史》，构成一个完整研究体系。可惜天不遂人愿，先生突然离去，宏愿未了，终成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