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身上有宝贵的经验教训、丰富的人生感悟。为保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历史资源，鄂州市委老干部局、市档案史志局联合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了“口述历史”活动，让老同志讲述了一个个有高度、有厚度、有温度的精彩故事，展现了一幅幅自强不息、追梦拼搏的生动群像，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朝着新时代奋进。

口述人：熊亚云

口述时间：2016年8月10日

口述人简介：1927年出生，1949年参加工作，1955年从事文博工作，历任鄂城县文化馆股长、秘书股长，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是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湖北省考古学会、博物馆学会理事，鄂州市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1992年退休，1998年离休。2022年12月25日10时，鄂州市文博老专家、优秀共产党员熊亚云同志不幸逝世，享年95岁。

他主持鄂州市田野考古发掘数百座古墓葬。参加撰写《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鄂城六朝墓》《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历代名人在鄂州》等专著。主导、组织、参与以“楚文化”“六朝文化”为主要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创湖北楚文化研究先例；填补了我国六朝文化研究的空白，为考古断代提供了依据；填补了湖北古窑址研究的空白。

他毕生奉献文博事业，成果非凡，受到文化部颁发的金牌奖和各级政府的9次表彰。离休后的20年，创作书法作品多次获得表彰，并被授予“世界华人杰出创新人物”荣誉称号。

铜镜是照面饰容的用具，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玻璃水银镜出现后，它随着玻璃镜的流行和普及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铜镜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它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遗产中的珍品。铜镜的背面，装饰着各种花纹和铭文。这些纹饰和铭文的产生与流行，跟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镜背面积较小，纹饰所选用的题材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我们认识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铜镜在考古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铜镜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它又成为古代墓葬断代的标准器之一。鄂州在建国以来的60余年中，文物考古人员配合各项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累计起来，大概发掘出各类铜镜约计有600—700面。在鄂州博物馆，有一个名为“古铜镜之乡”的展厅，展览的就是鄂州出土的铜镜。而鄂州之所以有“古铜镜之乡”的美誉，也是有多重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鄂州出土的铜镜数量大。伴随着武大铁路、鄂钢、水泥厂、八一钢厂、朱家垴、五里墩、七里界、司徒庙、茅草、菜园头、段店、华容、涂镇等地工厂、农村的各项工程中出土了600—700面。就湖北省的情况而言，居各县市之冠，与武汉市比较不相上下，且鄂州的古铜镜比武汉更具特色。武汉市铜镜收藏多半是从市州各县收贮的传世品，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只有较少的是本地出土，因此科研的价值较小。而鄂州的铜镜是有具体出土地点的，有非常明确的统计资料，具有很大的科研价值。

第二个原因就是铜镜的名称。其名称是根据铜镜背面装饰的花纹纹样而定，大体上有日光镜、昭明镜、四山镜、四乳四螭镜、规矩四神镜、鸟兽文带镜、四神镜、连弧纹镜、兽首镜、半圆方枚神兽镜、重列神兽镜、龙虎纹镜、飞鸟镜、柿蒂八凤镜、函纹带兽首镜、四叶八凤佛兽镜、湖州镜、真子飞霜镜、牛郎织女镜、八卦镜、柳毅传书镜等等。

第三个原因是铜镜上的纪年。铜镜的产生距今约4000年，鄂州的铜镜也有2500余年。从战国，到两汉、三国六朝、唐宋、明清，历代都有，大部分还是产自两汉和三国时期，尤其是三国时期，吴镜出土最多，主要是因为孙吴曾经在鄂州建都，当时称为武昌。其中主要的纪年镜有：永康元年、熹平二年、熹平七年、建安六年、建安十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一年、黄龙元年、黄龙二年、黄武六年、赤乌三年、永安四年、永安六年、宝鼎二年、黄初二年、嘉乐二年、赤乌五年等，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四个原因是铜镜的铭文。铜镜上的铭文直接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如：日光镜中的铭文记载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昭明镜记载“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龙虎镜的镜铭记载“李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三国孙权称帝时铸造的黄龙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记载“黄龙元年太岁在丁巳，乾坤合化，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镜，百湅青铜，服者万年，位至三公，辟除不祥。”

第五个原因是铜镜的产地。三国时期全国产铜、铸镜中心有四个，第一个是武昌，就是现在的鄂州；第二个是河南的洛阳；第三个是江苏的徐州；第四个就是浙江的会稽。鄂州是其中之一，可见在我国古代铸镜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枚长沙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记载“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明，吉羊。”而黄武六年重列式神兽镜镜铭记载“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燧，富贵老寿，臣先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囗囗”。这两条铭文记载的“武昌元作明镜”和“家在武昌”充分说明了武昌当时是生产铜镜的地方。证明了武昌生产铜镜是确有其事、做不了假的。

第六个原因是鎏金铜镜的出土。鎏金铜镜在全国共计出土三面，其中有两面就出自鄂州。一面被首都国家博物馆征集收藏展出，另一面则仍然在鄂州博物馆收藏，这是不可多得的。

第七个原因是铜镜上铸佛像。在铜镜上铸佛像始于三国时代，在过去的年代，国内出土了五面，其中三面流入国外，分别藏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弗格美术馆和德国国立博物馆。其余两面出自鄂州，一面藏于首都国家博物馆，最后一面藏于鄂州博物馆。

第八个原因是破镜重圆的故事在鄂州重现。1955年修建武（汉）大（冶）铁路时，在华容区周杨桥工地两个古墓中分别出土了两块半边铜镜。考古人员将其泥土洗净后，进行合并发现，这两块半边铜镜原来是一个完整的铜镜，是当初分成两半而置于两个墓葬之中。两个死者在生前没有团圆，死后确由考古人员将其重圆了。

第九个原因是三项研究成果的发行。一是上世纪末，应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约稿，由熊寿昌主笔写了一篇《古铜镜之乡话铜镜》的文章，向全省人民广播，这是古铜镜之乡的铜镜首次向湖北人民展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将文稿整编成一本单行本，在全省推广发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二是1986年，市博物馆与省博物馆共同编撰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专著。集中介绍了鄂州124面有代表性的铜镜，用中、日两种文字分别向国内外发行，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并先后派了三批学者、专家来鄂州考察铜镜。

顺便我还要提一个例子，就是经考证发现，在日本出土的一面铜镜和在鄂州出土的一面铜镜竟然是同一个模子生产的，我们叫做“同范镜”，这说明了鄂州的武昌铜镜已经行销到了日本。三是鄂州博物馆编辑的《鄂州历代铜镜》全面介绍了鄂州的铜镜，也充分说明了鄂州“古铜镜之乡”名副其实、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