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草原哲里木报社
萧宽当面用木刻刀
在胶合板上为知青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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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草叶上滑落
——无傲无悔
青春在草叶上滑落——无傲无悔
——萧宽
是那阵热风把我卷起，带着海河的浪花和童年含苞待放的春梦，抛进科尔沁草原。我的青春在草根里孕育，在草叶上颤动……
二十几个寒来暑往，八、九千个日升月落，逝去如白驹过隙！
当我在京华大都重新寻找自我时，内蒙古的文学元老、我的启蒙老师王磊来函邀我写一点"哲里木感怀"。我搜索昔日支离破碎的影子——
1968年8月27日还没来得及过19岁生日的我，在天津火车站泪雨中别离，转天便是科尔沁草原热情的迎接。一个时代的大悲大喜成为知青命运的特色，几乎人人都别无选择。
头一杯浓浓的红茶喝下，我竟醉了，大西里村的贫下中农们不知所措，后知是茶醉，才成为笑谈。
成片成片的苞米割倒了，浑身累散了架儿。老农为我烧了几穗青苞米，我啃得"贼香",现在回味，也觉得胜过皇帝的御膳。
割谷子割"毛"了，我和西沉的太阳一起倒在谷垛上，半个多小时才把腰仲直。当我得知自己列为一等劳力，一股欣慰的暖流在全身涌动。我想起父亲嘱咐我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上甜"。
艰苦的环境，毁灭才华是注定的。但是，艰苦也能压迫出成才的动力，这要找到和意志相融的契机。我没有这种严谨的筹划，仅有适机表现自己的浩意识。
"歇气"时，我偶尔画几笔速写，农民们只以"像不像"来评画。一个雨天，我为李大爷画了一幅肖像，震动了审美最实惠的农民。此后，队里让我布置会议室，为各家各户的北墙画大海中升起红太阳。
打草时节到了，队里把我画画的手艺当"礼品"送到散都公社，只为了搞好关系，在他们的草场打草。我画完一家又一家，青草拉回一车又一车。
能画几天画，还能享受宾客待遇﹣﹣每顿一碗鸡蛋羹，比起渡荒时在天津郊区挖野菜充饥和集体户的大葱蘸酱，如临天堂。
工余，我还可以骑马在草场"搂"几圈，自我感觉着成吉思汗征战南北的雄伟。我充实，也知足。
不仅出于"扎根农村"的号召，入乡随俗使我更农民化了。春秋在房前屋后栽树，盼它早成材。春节不回家，到十几里外的北沙坨拣牛粪、搂干柴。我还把不到下乡年龄的两个弟弟接来插队，真要实实在在地过农民日子了。
也许命运总愿和人们开玩笑，不然，生活就不会那么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当我筹划转年自己盖房时，我却是全社200多知青中最先离开的人。那是1970年5月，我正干"脱胚打墙活见阎王"的活儿，公社秘书丁鸿昌喊我有事，我从一丈多高的土墙上翻个跟头下来，扑拉掉满身泥土跟他走了，这一走，便永远离开了农村。先是在科左后旗知青办参加"知青巡回检查团"，接着在旗军管会办理"迫害知青案件"，然后直接分配到哲里木报社工作。那年我刚21岁。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分配工作：第一次选调，农民一致举手选了我。还未走，先被旗知青办抽调了。后来直接分配，主管人高庆林偶然看了我画的速写，当他把报到单给我时，只淡淡说了一句话："前一段还不知你爱画画，上次哲里木报社来招工已满额，没办法了。这次最大的单位是金宝屯拖拉机修配厂，你爱画画，必许还用得上"。当我回队拉上行李赶到车站时，高庆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你重新分到哲里木报社。"我说："我的行李正运往金宝屯。"他说："我替你补办改运通辽的手续，上车吧。"
火车开了，我隔窗向高庆林挥了挥手，连句感激的话也来不及说，也不懂怎样说，只见他一派正气，满面和祥，好象只为完成天职，别无他求。
我赶到哲里木报社找到达木林厂长，才知道他招工的青年中，有一个蒙族青年因体检不合格而退回，高庆林和他商量补上我，一拍即合。偶然的转折，使我有机会敲文学艺术的大门。于是，近20年的哲里木报社生涯成了我青春的主旋。
我当拣字工人，兼刻字，还兼蒙汉两报的美编。那时办报为抢印毛主席最高指示，早5点上班，后改早3点、凌晨1点，加上每天"雷打不动"的半天政治学习，时常连轴转。用现在的编制定量，我至少干三个人的活儿。为了能挤出更多的时间画画，我把样样活儿都迅速干完，还要多干全车间劈柴运煤的脏活儿累活儿，也为了画画忘我时，不被认为偷懒。尽管这样，还要时常在会上斗私批修，检讨自己的"名利思想"、"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一个极左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氛围，凡求学上进者均难以逃脱灵魂的折磨。我当然在劫难逃！
为了转为正式美编，我把春节和自己都锁在会议室里，写领袖语录牌，好让春节后的政治会场上亮出我的美术字，以正视听，因为有人说我画画行写字不行，不能当美编。虽然美术字博得赞许，可是工厂设人替我刻字、拣标题字。再说，那时人们注意力都在政治上和嘴皮上，提倡"小车不倒尽管推"。况且，兼美编是我心甘情愿的事，既不能喊苦，更不能叫屈。关键的是，报社召开民主批评会时，我对一直比较关切我的总编李全喜提了些道听途说的意见，我表现出天真的率直，因此，也使我青春的前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我只好含辛茹苦地干下去，不到四年，体重由146斤降至125斤。有人说我，这样干下去，活不到40岁。
幸亏报社第一次群众投票推选大学生，我至今感激报社职工为我投了绝对优势票，更感激白显清书记的老八路作风，他说："只要求学上进，选谁送谁。"难得的正义与幸运，使我成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学员。与此同时，我的版画也选入全国第四届美展，并出国展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此我相信了命运的两极转化、对应互补。自强不息，是命运的中轴。
说起文学，还有一个启蒙的转折。1973年，报社委派我和彭志信、马树林画"保安战旗红"连环画，我还兼文字脚本的修定。去保安送审时，我顺便朗诵了自己写的组诗《保安诗颂》，当时著名诗人王磊老师在场，给予热情赞许，鼓励我写下去。从此，我的诗情萌动，情绪高昂，每写完几首，便去王磊老师家请教。
王磊老师不仅给予我文学滋养，还给了我人格的力量。他是解放前扛枪的前辈，又是列入全国诗歌大典的名人，却淳朴得像个农民。家里也是泥墙土炕，书和诗稿堆在破筐里。他在昏暗的灯下写出几本诗集，得点稿费时常资助贫民穷友，有时到穷乡采风，连衣服也脱下送人。尽管我不赞同苦行僧精神，但我却被这种精神中溢出的人文气质所感动：他内涵着一种悲剧美的因子，只有上升到哲学美的角度才能理解他。
我想为王磊老师亲手打一个书架，竟凑不齐几根木料。我仅做的一件事，就是给他安上了日光灯，让他的土垦亮堂些，我心里也少了点阴暗。
是和大草原有缘份，还是和这里的人有情份，1977年大学毕业，我又重返哲里木报社。我的本班同学20多名分配到北京，我是"哪儿来归哪儿"的名额，父亲托人分配天津，我偏不情愿，不可言状的心态是我命数。我的青春，注定是草原的气概，既使像草籽一样微不足道，但也有顽强的生命和萌绿的热望！
总编柏斯亿很重视我的回归，委以重任，编采重要稿件，组织评报，开展报社文体活动等。可我的实干精神与狂热性格给总编和我都带来麻烦，敢想敢干和超前思维更遭异议。
1978年，我复兴科尔沁舞会，以诗歌的形式散发彩色请束，舞会以公开身份亮相，当时在全国尚属首例。加上我过早地强调："土地分给农民承包"、"要给私有制一定的位置"等，于是，被"卫道士"视为离经叛道。
我不愿辩驳那段历史的是非。只补充一句我的收获：思想活跃、个性辉煌的青春得到展示，境遇灰暗、心灵压抑的感受颇有教益。
一个时代的过错，混淆了一代人的是非观。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让每个人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场合充当了悲剧角色，只是登场早晚、演技高低罢了。可爱的科尔沁，我青春的舞台，让我潇洒，也让我悲忙！
当我的政治青春跌入低谷时，我的生活青春亮起一面鲜艳的旗："我时天旅行结婚！"这是取消我顶备党员资格的第二天我的亮相，第三天我和杨悦带上大家送的贺礼和徐敬亚的十首贺诗，到天津北京旅游去了。我还要亮起一面鲜亮的旗﹣﹣艺术青春！
我爱写朦胧诗和性格诗，在压抑的氛围中难以抒展，对于新闻报道又懒于应景，好在我会画画，便改任美编，那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最佳选择。我有一句诗，可点化当时的心态：只要心诚，一块卧牛之地，便是春的一角！
三年耕耘，上百幅版画在国内外展览、发表，1985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我创办了草籽诗社、又创办科尔沁漫画学会，参加创办书画研究会、油画研究会，还担任几所学校的特邀指导教师，发展少儿画，宣传少儿画。
为人做嫁，失去自我。这是我青春的运程，为此，我的青春画上了句号。是悲剧，但无奈。根本原因是我未能脱俗，其次是孩子比我可爱。
我真的喜欢儿童画。真正的美趣，往往由儿童的天真烂漫升华而来。
……
我悄悄告诉夏天我们有了儿子夏天有了儿子
夏天微笑着我们微笑着希望也在向我们微笑
我们走向成熟夏天走向成熟成熟也走向我们
远了近了近了远了远近都是没有远近的思恋
……
我回忆起1985年的一段诗句。那是我青春成熟的情愫，凝聚在科尔沁的草叶上，滑落在早已停刊的《诗选刊》中。
1992年春，我来到北京，搞文化开发，不管前程如何，我的根，在大草原，不仅青春在草叶上滑落，我的爱也在草浪中抛锚……
1993年7月25日北京
欣赏萧宽版画作品
科尔沁草原哲里木报社
萧宽当面用木刻刀
在胶合板上为知青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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