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60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六章 新大陆（三角洲）（二）
“国主山川”，尊重自然
《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谷梁传》载：“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史记·魏世家》也载：“虢山崩，壅河。”
对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和历史上一再出现山崩河壅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地质部地下水二队所考察的结论是：黄土层在风沙堆积过程中陆续降雨，使高原形成许多很长的垂直孔洞，高深有的几十米。一遇大雨，这些孔洞同时被雨水充满，如果大面积高原内正巧有无数孔洞积水，再加河流从根上冲刷，临近河岸被称为山的黄土就会坍塌。如果量极巨，那就致使河壅甚至改道、断流。
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敬畏自然、虔信天命的古人面前，却和一些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所以自春秋战国时，就有“立祈羊以固山泽”的祭祀，所谓“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当人类还处在采集与狩猎时代，河流在原始初民面前是何等大物？它像高山以葱郁的林木给先民以滋养以庇护一样，但远比高山要粗野灵动、狂放不羁。原始社会，人们靠一块经击打磨制的石块或木棒耕植或捕猎，逐水而居，让河流给人以滋养，根本无法想象去改造它。在他们的眼里，河神圣不可侵犯。在洪水到来时，要么跑，要么死，生存不是人类说了算的事，以后学会了简单灌溉，面对洪水，也没有治理的办法，只把洪水视为一种神力。
万物有灵。那时人们即使砍一棵树或挖一口井，也需要一个仪式，祈求神灵息怒。以至现在很多乡村依然还保留着不能轻易动土的习俗。
《国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王城西部穀水泛滥，淹及王宫西南。
周灵王要修筑堤防，使穀水北流，太子晋则坚决反对，说不能开山、毁山，不能加高渊薮；不能给河流设置坝防。因为山是土的聚积，薮是物的归宿，泽是水的集中。而山谷河流，则是天地导气之所。
只有天地之气有所导，世间所有看似矛盾对立的事物才能相交、相通而和，才能使万物阜生，并循环往复，生生不已。
文明发展至农业时代，先民对河流除去敬畏之外，已产生了仇恨。那时不仅有了石器，也有了青铜器、铁器，人们种植开荒，以牛拉犁，以闸口引水，对河流充满了感激。而面对制驭不了的洪水，则充满了仇恨，又不能战胜它，只能敬畏礼遇，一年一年的给河伯娶妇，以此祈求河伯施恩。
《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皆曰神……自然之魅与其说是神秘的，不如说是呈现的多姿多彩引起人们对美的惊异，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当我们用心真正面对河流时，才会感受到用显微镜和望远镜也看不到的河流生命。
人，本来就有一种超越肉身、寻觅虚幻的本能。虚幻的东西给人们带来的并非对真实的反叛和唾弃，也不是做作的虚无崇拜，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同情共感。在上是仰望，在下则庇护。如以情感论，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美好享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红尘万丈，哪还有比沉浸山水自然、一时忘我更令人神往的境界？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曾经的一首民歌。“我来了！”在东方，其代表性的理念是20世纪“人定胜天”，在西方则是培根的“人类中心论”。
这个世界都是为人服务的。没有任何东西，人不能拿来使用并结出果实。风，吹动他的船；水，推动他的磨和他的机器，各种动物和植物创造出来，都是为了给他—人，提供衣食住行，或减轻他劳动，或给他快乐和舒适。万事万物似乎都为人做事，而不是为它们自己做事。
在这里，人杀死了自然。泛滥的所谓科学跨过地球表面，所过之处，一片荒芜！秦大兴土木，汉唐大垦殖，以至安史之乱后，繁华的黄河流域“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其间”，经济文化中心渐移长江流域。
到后工业社会，西方人开始觉醒，阿尔伯特·史怀泽在1919年提出敬畏生命概念，凯瑟琳·M.罗斯则疾呼：“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需要尊重，自然像母亲一样孕育着人类及自然万物，同时自然也需要人类母性般的呵护。” 泰勒针对培根的人类中心论，提出四条关于环境伦理原则：1.不作恶，对应观照；2.不干涉，对应敬重和公平；3.忠心忠诚原则；4.补偿正义原则等。最后他们发现，让自然来驾驭我们的行动，比让我们自己来驾驭自己的行动更为安全。
自负的臆测使得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本领归功于我们的力量，而不归功于自然慷慨的施舍。我们仍然只是大自然的儿女时，我们既幸福又单纯。
而我们终于自由得恣意而无所顾忌，终有一天，我们发现被大自然抛弃了。
只是看着被工业社会践踏得千疮百孔的世界，西方人才发现以上有关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论和呼吁。而在3000年前，我们祖宗早已把多少年之后西方所总结概括出的理念，付诸上至国君下到平民的自觉行动。
有危言耸听之嫌的“川竭国亡”论，则把此一理念推至极端，实际上，它是中国哲学关于河流文化生命的一重大命题。
商时，伯宗引华阳子的话对国君说，国主山川。即国家以山川为自己的依赖，没有山川就没有国家。国以山川为依凭，川涸、山崩，都属于国家大的变故。
即便没有大变故，即便平时，也不失敬畏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说：
“朕每思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
“ 常谦常惧，日慎一日”。这和执政者常说的“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其实是一个意思
多样性生态系统：河流不仅只是河水
作者 1995 年秋写黄河口，自然避不开断流，读者热议也是断流，说“不吉之兆”。
为什么？我想，还是源对母亲河的敬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流的伦理与价值》作者雷毅先生提供数字说，国际通行标准，河流开发利用率不能超过流量40%，而黄河在20世纪90年代末，年耗用量已达350亿立方米，利用率达80%。
并且，她还远远没有达到黄河两岸人们对她的期许。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资上千亿元，先是主干上 46 座大坝的规划建设，以后在黄河流域建各类坝堰10100座。10100座！总库容720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1.24倍。
与此同时是河流污染。全国七大水系，没有一条是干净的。那时。
大河上下几经行走，才一步一步认识到，河流不仅只是河水，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水域、流域、湿地、沼泽、河岸、三角洲，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一个各方面关系的总和。就河流伦理来说，它上游与下游关系，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关系，农、工、服务业及其他各业关系，农村与城市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都从一条河上有所体现。人，作为大自然物种之一，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土地、土地上的动植物、河流、海洋，包括缥缈虚无的天空，本来是一个共同体。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性，是感情动物。威廉姆·勒基《欧洲道德史》说，慈爱情感曾经只限于家庭，它的范围很快就扩大到了一个阶级，然后一个民族，再后就是全人类。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也曾经是我们一个口号，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首先解放自己。而正如《大自然的权利》作者赛尔特总结，每一伟大的解放运动，都把人们模糊的同情意识提升为一种明确的权利观念。对压迫者来说，就是，承认被压迫者是其所属共同体的一员。可是，培根“人类中心论”和我们的“人定胜天”“驯服黄河”理念下，人在世界上却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这就势必给母亲河及大自然以不断戕害。
让黄河从曾经的被压迫者，从神的河、农业的河、皇帝的河到人民的河，最终回归“人”的河？乃当代黄河治理理念转变的当务之急。也确实已有转变。2003年2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水伙伴中国地区委员会治水高级圆桌会议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提出“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流量”这一概念。他指出，“人们在引水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黄河自身的生命存在，把水喝干了，河流是要死掉的。”
事实上，稳定着整个生物共同体的不是人类，而是其他复杂多样的生命形式，如最低级的植物或藻类，如果抽掉了自然界的基础部分，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同样，“自我实现”也是建立在生态多样性和共生概念基础之上，将这个概念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人类社会，倡导并使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应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雷毅先生引深层生态学创立者奈斯理论进一步强调说。
生物、生态多样性，自有它本身意义，也有它内涵与外延意义。就在我对书稿做最后润色时，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刚刚闭幕。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主旨讲话，无疑表明了中华儿女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态度和决心。
以此而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从鲸鱼到病毒，从橡树到藻类，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个整体能够使地球生物圈满足它全部需要，并赋予它远远大于其他各部分叠加一起的功能，每一物都与其他物相联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雷毅先生如此说。
如我们视为自然灾害的地震、洪水、暴雨等，都是地球上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自我修复。它具目的性。霹雳一声，天庭一劈两半，洪水滔天，大河改道，包括楼厦倾覆，瘟疫横行，对于人类，那是灭绝性灾难，对于宇宙万物，却是自然。那是源于它自己欣悦，以它自己固有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善”。
人并非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他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也并非进化的终点。人什么时候能再回到人类童年，把河及万物视为生命，与它共存共荣、美美与共，河流才有希望，人类也才更有希望。
河、河山、江山、江湖的汉词掂量
一提起黄河，往往令人谈河色变，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而长江却不，长江本来比黄河长，比黄河大，对人类、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也大。
无独有偶，中国河流文化专家乔清举先生对此也有同感。他以“ 河山”“ 江山”两词间的差异为例说，两词有时是同义，如“ 大好河山”“ 江山秀美”等，但二者仍有一层隐秘深刻的区别，如“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江山所蕴藏的含义与河山蕴藏的含义不在一个层面。
举一个例子，当外敌入侵、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危急当头，人们从来不喊：“ 还我江山”，而只喊“ 还我河山”。“ 还我河山”，让一个民族血脉偾张。江山、河山的区别，就如同顾炎武所说“ 国”和“ 天下”的区别。岿然存在的天下河山属于历史、属于永恒。杜甫说“国破山河在”，国破是江山出了问题，而不是河山出了问题。当年岳飞抗金说的是“ 还我河山”，不是说“ 还我江山”，因为那时江山属于赵宋。河山是不定其归属的，这个河山归还后还可能不会变为自己的江山，所以两相权衡，赵宋王室宁要半壁江山，也不敢冒险让岳飞直捣黄龙—他要的是江山而不是河山！
总之，河山是普遍的、永恒的；江山是特殊的、暂时的。与江山比，河山无疑更具本质意义。a今天，这两词的差别则早已不复存在。
诚如斯言。汉语有“气吞山河”“江山多娇”，前者给人带来的是壮、大、盛的感觉，后者则是妩媚、秀美，前者阳刚后者阴柔。而江一旦与河联一起使用，则就有了阳刚壮阔，如“不废江河万古流”。
江南本来是个好地方，特别在今天看。但在古代，文人墨客却多有异议，如杜甫诗“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相反，对黄河流经的中原却没人提出异议，反而赞颂有加。根源在于国人对一条大河的感情。
黄河所带有的神性是民族文化的隐秘源泉，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思维中会成为一种自动过滤系统，在使用词义时自觉避开把河用在贬义、阴柔之美上。而她本身所具有的神性又转化为人的主观心理，即便如“不到黄河心不死”“跳进黄河洗不清”这样一些非赞颂之词，也表现了黄河混沌、浑厚、浑然、浩然、浩荡的力量。
黄河神性除去黄河流域是中华儿女的衍生地、栖息地外，还有就是它的出处—昆仑—神仙居住的地方；还有银河，虽然只是精神意象；还有更加神秘缥缈的“河出图，洛出书”，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缘起传说，出于河而不是出于江。
黄河的神性是黄河文化生命的深刻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坚实保证。这种神性在古人那里表现为对自然的敬意。《 文子·上礼》说：“衰世之主，钻山石，挈金玉……覆巢毁卵……竭泽而渔……掘地而井饮……拘兽以为畜。则阴阳谬戾，四时失序，雷霆毁折，雹霜为害，万物焦夭……三川绝而不流。”连掘地为井都受指责，可见这种说法有其片面性，但当代世界有国家严禁地下水利用，不和《文子》指责掘井同出一辙？它是有片面性，但对自然保持敬意和敬畏则是不错的。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自然进行了“祛魅”，神性被解构，自然成了单纯的物质世界，成了人们的客体、对象，人则成了主体。主体可以对自然采取任何措施，这种态度开启了近代科学和工业之门，极大改善了人类生存的状态，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它的后果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万劫不复，怎样居守中道、不偏不倚，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为而有所不为，才是人间正道。
从标准化堤防看河与人的三次对峙
循升起在长河之上人类第一缕炊烟，我们终于完成再一次溯本求源，再一次顺河而下，来到黄河入海口，看21世纪这一条大河。
当大河顿失滔滔，标准化堤防就成了黄河下游唯一景观。在济南泺口黄河段，从临河滩地到背河护堤，黄河内堤与外堤之间，光树林子就分了防浪林、行道林、淤背区生态林、背河护堤林几个层次。银杏、杜仲、白杨、垂柳、松柏，应有尽有，组成守护母亲河的绿色长廊，一直向下游伸展而去。而在旅游采摘林里，则可以采到冬枣、梨枣、黄金梨、水蜜桃、凯特杏等各色水果。
堤顶则是刚硬化的旅游观光线，上溯可达中游桃花峪，顺河而下则直达入海口。
穿过遮挡眼目的树丛，尽力往两堤相夹的河中心寻找，那如丝带的一线蜿蜒就是河了。
还好，是河流而不是干河，即使有时河仅仅可以没膝。两岸的拖拉机或脚踏车，已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样可以任意而过了。
经过小浪底水库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2001年后，黄河下游在1972年至2000年的28年断流之后，一直东流不息。
在巍峨壮观的两道大堤所形成的“水上长城”约束下，河水规规矩矩地流淌。
即便多年不遇的2020庚子大水，河水也还是规规矩矩地流淌。
自人类被孕育出的史前期，黄河一直自由流淌，西出昆仑，经黄土高原，在冲出最后峡谷后恣意舒展和扩张。公元前600年左右，随着黄河流域萌发农耕文明，人类开始改变黄河原发自然属性，春秋时期逐步形成黄河下游大堤以至以后的地上悬河，就是人类试图改变黄河的自然属性不断尝试的结果。
生死与共，爱恨缠绵，黄河自战国“壅防百川”，到21世纪束缚于两条大堤之间，在河与人千百次对峙中，我们只选取三次，看河与人的较量。
第一次较量。北宋庆历八年六月河决澶州商胡，北流至渤海湾西岸入海。河改北流，宋王朝欲回复横陇故道，以新挖六塔河40余步的容量，容纳1000步还宽的汹涌河水。刚刚塞决的商胡决口，当晚即再行溃决，河复行商胡北流。
此后黄河二股并行，宋廷以漕运和国防计，举一朝之力维持东流，而东流还是连年溃决，最终又复北流。二复北流后，宋人再挽东流，至绍圣元年（1094），筑堤七十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时隔三年，黄河又北决内黄，东流断流，向北冲出一条新道，经天津入海。在这一次几经反复的较量中，包括皇帝、宰相在内的人众，灰溜溜败下阵去。
第二次较量是杜充决河夺淮入海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如果说河走徐淮故道始为人工，不如说还在河先北泛又南滚的自然循环之中，问题是朝廷以黄保运，以致牵涉四、五朝代上下七百年，所涉治河能臣数不胜数。无论南堤北分还是束水攻沙，无论康熙帝把治河当成国家头等大事，还是潘季驯四任河督殚精竭虑，以致到大清王朝“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最后还是没束住河的自然本性，南流七百年后，1855年于铜瓦厢决口又复北流。
1947年黄河从花园口归故以后，就是人类与河的第三次较量了。归故的河还老脾气，本想像一百年前样子纵横漫流，给新中国以下马威，结果被翻身解放的两岸人民乖乖地制服了。
1958年7月，连绵而降的大雨又给大河一个机会。7月17日，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为有水文观测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河南、山东两省发出“水涨一寸，堤高一尺”的壮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防洪大军，万名军人武警齐上阵，经过八天八夜抗击，洪水终于败下阵去。这次洪水与1933年相似，但两岸却没1933年那样的灾变。
1982年8月、1996年8月及更多相似一幕重演，最终都是洪水安全入海。
从桃花峪到山东垦利，河长768公里，落差89米，比降平均为八千分之一。由于河道宽浅散乱，泥沙淤积严重，河床逐年愈高，河岸一般高出地面3—5米，有的高达十余米，768公里河床全系地上河。又由于河道上宽下窄，最宽处达24公里，最窄处山东艾山只400米，所以决溢主要发生在此处河段。
与黄河的第三次较量中，最有力的武器还是堤防。对此，未雨绸缪的人民，自1949年以后，就已先后进行四次大规模的堤防建设。防御洪水标准宽河道为22000立方米每秒，窄河道为11000立方米每秒。
第一次复堤从1950年到1957年，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也是组织起来农业合作化时期，主要是废除民埝，宽河固堤；第二次大复堤从1963年到1967年，建设标准进一步提高；第三次大修堤从1973年到1985年。三次大复堤共完成土方4.2亿立方米，用工2.07亿工时，投资4.6亿。那时复堤主要是依靠人力，最多时动员359个县的67万民工一起上堤，场面之大，为历代统治者和治河者所不及。
至1985年，第三次大修堤完成。共计培修堤防1267.3公里，两岸临黄大堤平均加高2.15米。
最近一次堤防加固，也就是堤防标准化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江大水之后，堤顶加宽至12米，铺设六米宽三级公路路面，背河放淤固堤100米，种适生林、防浪林等。下游1390公里大堤，建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和生态景观线三种功能于一体的河上“绿色长城”。是的，长城，被国家列为重点工程的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其工程量相当于建造13座万里长城。走在河堤林荫道上，望着2020庚子秋4000个流量的大河，驯服的大河在灌渠一样的两岸中静流，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大堤给人的自豪和静谧。
这一次较量，人赢了。
人赢了好。人总是要赢的。
从另一方面说，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大自然偶尔赢一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庸，不偏不倚，向来就是中华民族在矛盾对立面前所采取的恰到好处的处世哲学。正是在此一理念下，黄委黄河文化专家侯金亮才在他《天生一条大河》中，对下游渠化的大河做出质疑：那河还叫河？还是大河？那不就是一条排水沟！
王者之河！我的母亲河从来就是王者之河而不是河中之王。多少年前，尼罗河畔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评价天才的那话，好像本来就是说给我母亲河的。他说：“天才不受普通律法的统治，天才好像人中之神，试图将律法强加于天才的人，徒然使他自己荒谬可笑罢了。”
是这样吗？我的王者之河？我母亲河？
是的，这是不世出的天才。泥沙俱下，悍然磅礴。大可恣肆放荡，气吞山河，小就一缕香氛，沁人心脾。在偶像下架、诸神破灭的时代，我只对您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母亲！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我做的却经常是错的——我做的我知道。”天地洪荒中，我听见母亲自言自语。
六十年安澜，下一次改道或许再也不会出现？
六十年安澜，以90年代为分界线，前三十年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洪灾，但是黄河还是发生了十几次洪峰流量超万的大洪水，其中最大的 1958 年22300个流量，属千年一遇洪水。后三十年，河波澜不惊，最大的洪水是1996年，洪峰也只有7000多个流量。
与渐行渐远的洪水记忆相比，人们刻骨铭心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愈演愈烈的大河断流。黄河流量越来越小，甚至已成季节河，如果真有巨大洪水到来，那说不定还是人们所期望的？—起码大河是期望的。
问题是，黄河一如既往的洪水还会不会到来？何时到来？
问题还有，如果洪水果然到来，我们众志成城的大堤和随着堤防加高早已淤高的河床，是否还容得下异常洪水？如果容不下，那决口还会不会发生？决，又在哪一河段？果然如此，那周期循环中的百年一改道还会不会出现？
《黄河极简史》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河流动力学研究专家杨明介绍，近年来黄河大洪水频率明显减少，泥沙总量也大幅降低，究其原因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认为主要是流域降水量偏少，特别是中游多沙地区，大雨暴雨频次偏少及量级偏小造成；另一种认为是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发挥了主要作用。
有关资料似更支持第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河口至龙门区间较以前大雨次数减少了三成，暴雨次数减少了一半，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大雨暴雨次数更少。由降雨导致的特大洪水，在1996年后的大河基本未见。
人们知道天旱少雨导致黄河来水减少以至干河，但人们却不知道天文水文规律是，每当严重的干旱期过后，总会迎来暴雨集中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民间俗语对黄河现象的总结，实际上蕴含了包括政治、社会走势在内的自然演变。如1922—1932年，黄河流域发生持续十年的大旱，但到1933年就发生了22000流量的特大洪水。如果发生在今天，仅这一场水就几乎可以把小浪底水库拦沙库容全部用完、淤平。
实际上，黄河从三门峡到花园口4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内，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特大洪水。清乾隆年间的1761年，该区在花园口下游黑岗口形成30000个流量的洪峰；光绪年间的1843年，陕县发生洪水洪峰达33000个流量，12天的流量达119亿立方米，是今天小浪底水库库容的3倍。
新中国成立后，最大洪峰为1958年花园口实测的22300流量，如果再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只能以已经发生的与黄河流域唇齿相依的徐淮古道上游1975年那场特大暴雨为例。暴雨中心林庄24小时雨量1064毫米，这是个什么概念？1998年，长江大洪水举国震动，暴雨中心汉阳24小时雨量也仅仅是532毫米，而1975年驻马店雨量比它大了一倍。由此，你可以想见黄淮流域特大暴雨一旦降临，其剽悍会到什么程度。
而如此特大暴雨一旦降临，在上次改道至今162年以后的哪一天，她还像今天这样一切听从人愿？
“过去的老虎都变成猫了，怕它干啥？”家住济阳黄河边上的刘姓老汉平静地对我们说。
年过八旬、从1946年就投身治黄的原惠民地区的崔姓河官，讲过这样一段趣事：1949年，他跟当时的高青县委书记同在堤坝上指挥抗洪，接连几夜没合眼，好不容易才得闲闭闭眼，很快两人就鼾声如雷。“糟了，堤坝决口了！”县委书记被喊声惊醒，睁眼一看，原来是老崔在说梦话。他躺倒又睡，没多大一会儿，老崔又被县委书记梦中的呼救声吵醒：“快来人，我这里守不住了！”两人揉揉眼，翻身坐起，相视大笑：“走吧，咱没睡觉的福分，睡着了比醒着还紧张，走，大堤上看看去。”现在，再发大水时，他们不仅高枕无忧，而且睡得比任何时候还香甜。因为他们知道下游几座快要干得底朝天的水库，又可以蓄满金贵的黄河水了，来年保准又是一个丰收年。
曾经雄风豪放的一条大河以死向生，以死对抗她曾养育的子孙、人类，以此来表现她的存在。一条饱受蹂躏的大河，注定在一场舍命的对抗和再次狂野中恢复青春，恢复她即便偶露峥嵘但毕竟狂放不羁的本性！
说是对人类惩罚，那可能也只是人类自作多情。黄河没想那么多，她既没故意养育谁，也没有意惩罚谁，她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在不可抗拒的专制面前，在两条雄伟不可逾越的堤防间，她规规矩矩。一旦时机来临，一旦挣脱强加于她头上的枷锁，那她就势必由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正像她孕育了大堤，顺从于大堤，也必将冲决大堤；就像她孕育了文化，饱受文化之困，也必将扬弃文化——再创文化。
在一场本能的自我组织革新过程中，它恢复青春。“不是按照人指定的河床流淌，而是把它流过的地方叫河床！”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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