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58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十五章 长河夕烟（水土）（四）
病？张应龙患的什么“病”？
2000年前，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沿着宽阔的秦直道穿过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来到夕照下的无定河畔，一条绿色的林带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条由榆树构成的绿色长城与秦长城相约相行，蜿蜒西去，这就是被他写入《史记》的“榆溪旧塞”。
长城和榆溪塞的榆一度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 不敢饮马于河”，却无法阻挡漫漫黄沙向南进犯。“榆溪塞”上的巨大城堡叫镇北台，是延绥巡抚涂宗浚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建的。它是明长城上最大的军事瞭望台。就在镇北台建成两年后，榆林镇不得不动员2000多名军兵、民夫，扒除长城外壁的积沙。据涂宗浚记，全长约300里的沿绥中路边墙“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最严重的地方，沙子比边墙高出一丈。
“女子治沙连”刚刚成立的那个年代，土地荒漠化作为全球性环境恶化的严重问题，开始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为此，联合国举行荒漠化会议，并制定出防治沙漠化的全球行动纲领。这次会议的第二年，国务院批准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计划到2050年，用七十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建设一条横跨大沙漠、四大沙地，从新疆一直延伸到黑龙江的万里防风沙林带，而陕北榆林则是此项工程的重中之重。所以，中国治沙并不是自牛玉琴始，当然也不会到牛玉琴止。
“姑娘连”治沙是集体所有制，靠政府组织出资，建的林则当然是公家的，没有政府允许，个人在国家所属的沙地栽树是犯法的。
牛玉琴赶上了个好时代，国家沙地可以承包，以后则叫租赁，十年、五十年或七十年期都行，就看当时合同怎么签了。
国家不投一分钱就让沙漠变绿，老百姓还由此有了暂时为自己所有十年、三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林果，从此就吃上了饭，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一下子大大解放了生产力，1984年榆林三干会召开，榆林《林木十条》规定出台后，想治沙绿化的，不仅仅是牛玉琴一家。这样想的，同时还有定边县的石光银。
“18 岁当生产队长，19 岁当大队长，20 岁当支部书记，当时我就想，要想让这个村改变面貌，不治沙是不行的。不治沙就拔不出穷根，连自己的庄、自己的家也保不住。”石光银说。
石光银清楚地记得，每过六七年，父亲就带全家老小搬一次家，最严重的那年一年搬了两次。“沙子都上房梁了，不搬就把你埋了！”所以石光银发誓治沙。1984年，他辞去林场场长职务，从乡里承包了3500亩沙地。
天道酬勤，这一年入春以后，雨水不断，栽下的树苗大部分成活了。第二年他又看上了5.8万亩的荒沙，当年这是定边沙害最严重的地方，人们管那叫狼窝沙。当时有人就给他泼凉水：哎呀，老石疯了吗？还是当干部的，人民公社四十五年都没治了，你就治了？像牛玉琴一样，家人、亲戚、邻里都反对，但是石光银却铁定了心。
瞒着婆姨，他把家里84只绵羊和一头骡子都卖了，加上东挪西借，联络了六户乡亲，凑够10万元，成立了“定边县荒沙治理有限公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他要当“资本家”，不过不是独门独户独食，而是联户、合股。因他一辈子农村干部的号召力和人脉，这时候已有27户484口村民聚至老石麾下，开始了向“狼窝沙”的集团进军……
与同样是全国劳模的石光银话题刚开了头，他就让我去写张应龙。“那年张应龙跟我在北京，我们两个还有牛玉琴都在林业局开会，我说张应龙你作为一个社会青年是伟大的，真的，伟大的！你这个精神给你们年轻人，给大学生、中专生，给博士生起了一个好头！就这样干，就这样治沙！”
同样的话，牛玉琴也说：“他治沙比我迟，我感到人家那治沙上了新科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跟我不一样，我是靠一把铁锨、一辆架子车，我们现在开始学他……”
此时此刻，这个被老一代治沙人石光银、牛玉琴视为“伟大”“英雄”的张应龙，正在西安一个小旅馆里，被二姐、哥几个领着去看病。
2004年初冬，还在沙地里游魂一样悠荡的张应龙被二姐喊回：“西安城里大姑病了，没几天了，得去看看。”
到了西安，一家人并没去姑家，而是住进了小旅馆。第二天也没去姑家，而是去了一个精神卫生中心—是以前神经病医院的新名字。
莫非姑姑患的是神经病？可又没去病房，而是拐弯抹角把他领进了诊室，被一再摆布的张应龙此时才发现，他已被控制，连去厕所也有人跟着。
一开始他还想反抗，再后就听任家里人摆布了。“为什么？心里有愧啊！”多少年之后，张应龙二姐张彩凤说这次西安之行的原委：“怎么能不是病？就像街上到处乱转捡垃圾吃的疯子，衣服褴褛，头发长得比我的还长，大头皮鞋裂了缝子……如果不是病，他怎么自个儿就偷偷地把父亲留给我们的六间门面房全卖掉，不和家里任何人商量？只卖了180万元，搁现在，翻十倍也多了吧？”
“如果不是病，他怎么放着皇城北京的高级饭碗不要，好不容易上出学去，又跑回神木这穷地方？回神木也不要紧，为什么偏偏一头扎进沙漠里不出来”？
他们先咨询了神经病医院，大夫说这就是老百姓说的“ 鬼迷心窍”，中医理论就是哪里经络不通了，导致理性丢失，做出非正常人的举动。
张应龙家里人知道，这个病能否治愈，关键是病人配合程度，只有他承认自己有病，这病才有治愈的希望。而那时候病人虽然已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让他承认自己有病恐怕也难。所以他们全家人商量，先把他骗到西安，再想办法挟持他去看大夫。
对于自己的“被病”“被看病”，张应龙是怎么找的病根？他说：“我与乡里签七十年合同的19.8万亩沙漠，是神木一个叫圪丑沟的地方，毛乌素沙漠的东北角，黄河支流秃尾河的发源地。为什么从北京跑回来老家？因一个教授对我讲，你们陕北神木正开发煤田，实际上今后你那里缺的不是煤炭而是水。当我来到秃尾河源头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这儿水非常丰沛，但就一点，到处都是流沙。我就想，我怎样才能让秃尾河的水流到黄河里去？怎样让这流沙上长出树木？就这样想。治沙、种树也不一定不挣钱，挣钱种树得先有投入。我的钱花完了，就偷着把家里的门头房卖了，几年下来350万投资都花完了，我这里还八字不见一撇，又看我整天为治沙神经兮兮的，家里人就判断我真神经了，骗我去给我看病。”
“也确实病了。我哪里伟大了？哪里英雄了？我恐惧得很。一个人在沙地里走，看着昨天刚刚栽好的树苗，去年已经发芽抽条的小树，又被一场大风全部刮走、埋葬，我那孤独啊，我感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啊，无以言表。”
“再看周围，偌大无边的天底下就我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一个同伴，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我真想大跑、大喊、大叫，可我又跑不起来，也喊不出来。我觉得天地就像两扇慢慢合拢的磨扇，要把我磨成肉酱，我真的有点疯了……所有跟着我干的人、我给他开工资的人，再也不要我的工资，再也不信我给他们描绘的绿色长城、绿色家园、绿色银行的许诺，都离我而去，我怎么办？”
“鄂尔多斯乌审旗河南乡也有一个治沙的农家妇女，殷玉珍。她家就在沙漠深处，嫁过来40天，才看见一个人从家门走过。她想和他搭话，可跑过去那人已走远。她就回家拿了个盆，把脚印扣住，每天都来看上一眼……”
“面对一望无边的沙漠，她咬牙发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欺负死！我不能不如她吧？”
“我就在那沙子上看到一个小甲虫，那沙子是软的，小甲虫从底下拼命往上爬，它上一点，又滑下一点，上一点，滑下一点，还爬。它为什么？
我就想我连一个没有什么智慧的小甲壳虫都不如，它都不屈服，我凭什么屈服？它还勇往直前，我怎么就畏难？我肯定会找到出路。这治沙单靠一个人不行，一个英雄不行，他再大的英雄也解决不了问题，得靠大家，大家都成了英雄，这个难就不怕了……”
就这样，“被病”的张应龙坚持了下来，并且在工友四散离去后，又重新聚起一支队伍。张应龙、牛玉琴、石光银各带一支队伍，虽然现在规模也还不足够大，但是它已让我们看到了那让人眼睛、心里都透亮、湿润的绿色……
保卫黄河：一组吴起的绿化照片被认为是假的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米脂，有1.6万条沟壑，其中最著名的是米脂城北20公里外的高西沟。这条大沟深三、四十米，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看不见一块像样的、哪怕是足球场上那么大的平地，整个村庄除了山就是沟。40座山、21条沟，成为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典型的区域。有时一发山水，一群羊就全冲走了。每逢雨季到来，21条沟沟坎坎的泥沙倾泻而出，流向金鸡河，然后流向横贯陕北的无定河。无定河又以每立方米河水挟44公斤的泥沙，奔涌490余公里后汇入黄河。
怎样才能使坡上沟上的土不被冲走，让庄稼人吃上饱饭，是高西沟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实现这个梦想的契机，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个春天，因举世瞩目的三门峡水库的筹建而到来。
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两名水土保持技术员来到高西沟召集村民大会，说了不得了，下游发大水要把村庄冲没了，发大水的原因就是高西沟的泥沙都淤积在了黄河里。为了防灾，国家要在三门峡建大水库拦沙，如果高西沟不想办法把沙拦住，原先淤在河道里高西沟的土，三年、五年就能把三门峡淤平。三门峡淤平，如再来了山水，半个中国就要受灾，天安门城楼也摇晃三摇晃—村民，包括当时村支书高祖玉听了心里又发毛又骄傲，原来我高西沟这么重要啊！别看它蜷在山沟沟里打着灯笼也难找，原来却和天安门连着。这样一想就有思想高度，为了三门峡、天安门安全，这淤地坝说什么也得打，再说，打淤地坝能发庄稼啊。那时的农民的确有为国家舍小家的豪情，何况打淤地坝发庄稼，是看得见、摸得着、第二年就能攥到自己把里的好处。
“先是崖上种柠条、灌木，因为它抓地保水土最好了，还能给牛羊啃，还能烧火做饭。”2004年，77岁的老支部书记高祖玉面对电视采访这样回忆。
可是淤地坝怎么打？家家户户刚分了土改后的地，地就是农民的命，不能不要命了！最后，村里就和技术员把淤地坝选在一条不姓任何一姓的“大银山沟”，从开春到端午，又从夏收干到冬雪飘飘，他们打了两座坝。
以淤地坝减沙增产早在清乾隆年间的1743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就已有明确认识。他在给皇帝的《河防事宜条奏》中说：“黄河之沙多出之三门以上及山西中条山一带破涧中，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水发，沙滞涧中，渐为平壤，可种秋麦。”
当年，王化云去大泉山看到两个小和尚修的淤地坝，贾地主在二百年前修地坝，那时高西沟还没有小和尚和贾地主的超前。他们觉悟虽晚，可行动却扎实。多少年过去，三门峡水库虽几经改建已恢复无库状态，但力保三门峡而实施的上游水土保持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和文明所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却让高西沟由此改变命运。
第二年夏天，一场洪水把大银山沟两座坝冲毁了一座，剩下的那座坝让高西沟人第一次尝到了淤地坝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打坝，知道粮食不仅能够向山上要，还能向沟里要。1954年夏天过去后，19岁的林关石大学毕业后，从江南水乡分配至米脂山沟的水保站，两年后，比林关石小两岁的高祖玉当了高西沟村村长。这两个“小年轻”带领全村人开始修水平梯田，随后由高西沟而米脂，米脂成了“中国水平梯田之乡”。高西沟的两个“小年轻”不一味向山上要粮食，却将原来坡地退耕，改为种树种草。在1958年，“大跃进”的第一个年头，高祖玉带领村民在原来大约100亩坡地上种了30亩树、30亩草。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是一点点试出来，这个试，就是怎样才好，怎样有利庄稼，怎样有利山沟不再塌就怎么干。”高祖玉这样回忆。
我前往高西沟拜访时，高祖玉已不在人世，但84岁的他在《陕北启示录》中重病缠身的镜头，还有高西沟那郁郁葱葱的沟沟峁峁，却分明让我感觉到他仍然活着，仍然守候着高西沟的山水树木。
1962 年 1 月，《 人民日报》以《 山区生产的生命线》为题，报道高西沟的水土保持，并且还在头版配发社论《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范例》。报道说，从 1958 年到 1961 年，高西沟 800 亩土地还林还草。一时间，全国来高西沟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候车少，但车进村得排队。”一位村民回忆说。
就在高西沟拼命打淤地坝退耕还林的时候，太行山深处的山西昔阳大寨，也在为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而拼命开荒造田。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经验。1964年5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号召全国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寨经验后来居上，高西沟一下子冷落了下来。
从此，高西沟转入孤独的坚守。好地、淤地种粮食，阳山种果园，阴坡种牧草，次地种生态林。正如以后陕西省林业厅总工程师范民康评价，他们的1000亩草、1000亩林、1000亩粮食的“三三制”，和我们2000年开始的大面积建设大而美的大西北提出的方略是一样的。高祖玉说：“我去大寨看过，我们和他土石山区不一样，我们是丘陵沟壑，不能死搬硬套，这是村民会上公开讲的，还有私下瞎议的，它哪儿也要好好保护植被呢……”
虽然高西沟没有成为大寨那样的典型，但是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不仅高西沟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具体做法，已经在大西北发扬光大，并且深入人心。
1978年夏，连续几场罕见的大暴雨，使一向干旱的陕北山洪暴发，无定河沿岸十几万亩良田被冲七、八万亩，榆林米脂全县被洪水冲垮土坝329座，冲毁坝地5038亩，唯独处暴雨中心的高西沟安然无恙。如果说他们在开荒造田的同时，冷静地退耕还林，从而实现中国农耕史上第一次土地利用的“逆转”，那么到1976年建起高西沟水库前后，也可能第一次实现黄河生命史上高西沟所在的小小支流由浊流变清流的“逆转”。正如当年高祖玉对王化云说的：“你这三门峡泥沙不要怨我高西沟，我高西沟的泥沙没有一粒进你三门峡，进你黄河！”
一个农民，一个高原深处小小村头，直到84岁还不糊涂。谈及初衷，他说：“还得感谢当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那两个小年轻对我们的吓唬，人除了想着自己，还要有个全人类的思想……”
全人类的思想？这当然属于大话了。可由这个地道的农人、老人说出来的大话，又是多么实在。
是的，真理从来都是质朴的。“ 越咋呼的，越使劲的，越都没安好心！”高祖玉又补充了一句。
2009年秋天，《科学》杂志著名记者查尔斯·曼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家詹·理查德森等一行四人到高西沟采访说：“感谢你们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地方接待我们。高西沟不仅是中国的典范，也许应该是世界的典范。”
经半个世纪的奋斗，有着21条沟的高西沟林草覆盖率达64%，21条沟还剩下唯一的一条谷字梁沟，18年前，村里人提议也把这条沟打坝，村里老人说，留下吧，留下这沟，让后人有个对比。
1997年8月5日，时中央总书记作出批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经过二十年努力，这里山川已远不是20世纪几十年代的荒凉。我几上几下黄河，几次穿行黄土高原，西安—龙门—壶口—宜川—延安，宁夏—榆林—靖边—铜川—黄帝陵，特别是陕北全绿色覆盖，几乎看不到一点裸露的黄赤。其间，吴起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县份。
吴起，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到达陕北吴起镇，是标志着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的地方。得名吴起，与历史上一个带兵屯垦的兵家相关。《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曾这样描述：“这些拥拥挤挤的丑陋山头像海神理就的一个世界，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个奇迹。”
2007年夏季，当地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吴起一个叫柴沟的地方，实地拍摄了一组退耕还林的图片，送给当地一家知名报社，编辑看了一眼照片就扔进废纸篓了：陕北有这样的地方？显然，图片是假的！作者不甘心，又把图片投至《人民日报》。2007年9月12日，这组照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人们都想什么时候，能去陕北那荒凉的地方看个究竟。
2008年10月29日，新任总书记又来到陕北，在安塞县林业局，他要看的不是林海美景，看的是给农民的育林权利。安塞县碟子沟村村民冯孝岗向总书记展示了两份不同年代的林权文书：一份是他1985年与村民小组签的“承包林木合同”—类似牛玉琴、石光银当年那样的“定心丸”吧？
再一份则是他刚刚领到的“林权证”。林权—造林、用林、卖林，钱归自己所有的证件。小小的证件标志着国家对于个人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确认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形成。
退耕还林国家给钱，少种了粮食国家给粮给钱，还林植林卖钱归己所有，农民又何乐而不为？据吴起县林业局介绍，从1999年到2009年十年间，光国家给本县农民的投入就13.86亿元，吴起10.6万农业人口，人均得到将近1万元支持。
美籍华人刘登立是中美建交后首批美国驻京记者，1995年，刘登立接受世界银行组织委托，拍摄有关中国政府在黄土高原是如何进行生态修复的影像。刘登立去过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中东很多地方，到陕北后，开始了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及长达十五年的跟踪拍摄。他制作了七部纪录片，其中一部《气候变化的希望》在2010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放映。
保卫黄河：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公元 1080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沈括来到陕北延安，出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在延安和富县一带，沈括发现在砂石泉水相杂的地方，常常冒出一股股黑漆一样的液体，百姓把这种液体称“脂水”，居然可以用来燃灯照明。沈括便带回家试验，灯点着了，冒出的黑烟也引起了沈括留意，他把燃尽的炭黑收集起来，制作成墨，并给这种“脂水”起名“延川石液”。由此，他在《梦溪笔谈》中描述：“鄜延境内有石油……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
同样还有黄河洪水过后，晋陕峡谷上下的人们都到河里拾炭的习惯，大水过后，百姓常捡拾到房子一样大的炭块。
由此你可以知道，这条由上游水电、中游煤炭、下游油气所构成的黄金水道，自然资源蕴藏有多丰厚。其实，油气何止仅下游？
1907 年 2 月，日本技师佐藤弥郎来到延长县打出深 81 米的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一井”，标志着中国现代石油开采由陕北发轫。有着中国“科威特”之称的陕北煤油气资源丰厚，至今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8大类48种。其中，有世界级的神府大煤田，探明储量1660亿吨，具特低硫、特低磷、特低灰，高发热量、易开采特点；探明石油储量12亿吨，天然气储量4万亿立方米。煤炭还要炼焦，还要火力发电，西气要东输，要生产化肥、电解铅等等。此间，铁路、公路、管道再加矿山建设再加煤炭、油气之外的铁、膨润土、高岭土、石英砂等开发，宁夏、内蒙古、山西等这个占全国能源矿产总量1/3的上中游的大河两岸，将会喧闹到什么程度？
而这种喧闹，自从人类在高原深处升起第一缕炊烟，农耕民族把游牧民族驱逐而去，就一刻也没停止过。秦汉“屯垦”与“移民实边”，明王朝推行“ 屯田”，清王朝推行“ 垦荒制”，一道道文明闪亮的光环背后，留给土地、河流与芸芸众生的，则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即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保护性开发，对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高原生态破坏也不可小觑。正是在此背景下，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一经从2005年浙江湖州那个叫安吉的小村里传出，就具有了席卷神州的力量。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被广大炎黄子孙所认同并变成具体行动。
当地政府摒弃之前“有水快流”的发展思路，根据当时当地承载能力，留有余地的“ 慢开发”。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水土保持系统的监管部门，黄河上中游局报请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专门成立了晋陕蒙接壤区水土保持监督局。
晋陕蒙接壤地区是指晋西北黄土高原、陕北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包括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和吕梁市兴县，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府谷县、达拉特旗、东胜区等13县市（区、旗），总面积5.44万平方公里。区域内以黄土丘陵沟壑和风沙滩地地貌为主，干旱少雨多风，
蒸发量大，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2015年5月，我前往位于西安的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和位于榆林的晋陕蒙水土保持监督局了解有关情况，业务主管孙太旻、张永江介绍，根据1991年国家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他们对所有区域所有开发单位实施监督检查，凡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无论铁路、公路、水工程、矿山、电力及其他大中型企业，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水保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若没有对可能影响的水土流失事先预防和事后复原措施，即便工程再怎么重要，也不能开工建设。而有关水土保持方案，须与工程其他生产建设环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一切，都是为了那一缕炊烟。
宇宙是慈悲的载体。印度河边的阿育王对佛法的实践，其一就是推进路边植树。肯尼亚旺加里·马德伊在整个非洲推进植树，30年间种了亿万棵树。她崇拜东方“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古训，认为人拜其他之命之赐而存活。而在母亲河边，早就把植树看作和修桥铺路一样的功德。也只有树，无论在院落还是路旁，在山前还是坡后，无论它属于独木还是森林，只要郁郁葱葱，就会给人，给这个世界以盎然生机。早在1958年三门峡水库现场会上，周恩来总理就说，黄河流域与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处于相同纬度。历史上汉唐长安柳暗花明，许多地方都像江南，不管是从同一纬度的西方国家看，还是从我们历史看，黄河流域都是可以改变面貌的。
而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俗语，在1957年5月7日的国务院101次政务会上，他强调：这两句话要理解得适当才行，否则靠山吃山，把树木都砍光了，水灾就来了。治水时要有计划，乱堵乱挖，反把水系搞乱了。
不加限制的开发和只有开发才是积极人生的古老文化损伤了大自然，致使中国有林的山只10%，好多山都是荒山。但也有例外，这就是桥山。
陕西黄陵县的桥山高不过百米，也没有陡峭的山形，然而它却以常年树木茂盛，绿意盎然。与环绕它的大面积黄土高原的黄土裸露、不见生机相对照，当地百姓都说桥山是风水宝地。其实这个宝地、这个风水，全是世世代代百姓保护出来的。这里的每一树、每一草，出于对先祖的敬畏，谁也不敢动一指头。仅古柏就占地面积2450亩，总株数80000多棵，其中千年以上的32000多棵。正是对先帝的敬畏，乔山免除了人类的大举入侵，免除了乱砍滥伐，免除像大兴安岭那样的火灾。如果我们都以保护圣陵这样的态度保护我们居住的家园，全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沙漠，包括黄土高原，哪一寸不都是风水宝地？！
与此相似的还有河北燕山，或许那是清东陵所在？2018年夏，我在此停住10天，写作之余，当然得到山上转一转，举目四望，一片葱郁。森林覆盖率80%以上吧？
而与此相反的，则是青海都兰古墓周围古柏林的消逝。
都兰古墓为吐谷浑王族墓。外表呈“金”字形，由泥石、柏木混层修筑，当地群众称它为“九层妖塔”，墓室建筑为一层柏木、一层石头，如盖楼一般。如此建筑，根据当时人类生产水平估计得需一万人费一年工夫。
此一古墓群有上千座坟墓，一座墓至少需要50根柏木，那就耗费5万根。5万棵古柏，最粗的直径60厘米，树龄至少2500年，一人合抱的至少需要生长上千年；最细的直径15厘米，也得生长几十年。从墓葬发掘看，年代越后的用的柏木越细，古柴达木盆地成片的古柏就这样消失殆尽。
如以每棵柏树覆盖5平方米计，仅这一墓葬出土的柏树就覆盖25万平方米。
古墓如此，宫殿则用木更多，还有黄河防洪每年必须准备的“山梢”。
那些历代无节制的采伐和索取，母亲河无言、无泪、无奈，只有默默地忍受，那最早升起在高原深处的长河夕烟，难道就断送在我们一代人手中？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若是没有野兔、布谷和白鹳，一个田野还叫什么田野？土生土长的精灵与大自然穿着同一色彩的衣裳，按一年四季的节拍作息、作乐，与土地、水泊形成最亲密的联盟。它们不是禽兽，而是和我人之子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人间发生什么革命，它们总是永存——不能让一只兔子活蹦乱跳、不能让一只翠鸟一个猛子就从水中衔出一条鱼的田野，它一定是贫瘠的。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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