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贫乏”是诗家大敌

崔玉龙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但好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出自好诗人之手。那么，好诗人是怎么来的，或者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成为好诗人呢？窃以为，功夫在诗外，克服思想贫乏、情感贫乏、语言贫乏，当是写出好诗的不二法门。

    文学即人学，作家和诗人是思想家。所以，离开“思想”，诗无灵魂。一个真正有思想的诗人，对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判断，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追求真善美，拒绝假恶丑，决不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杜甫被誉为诗圣、其作品称为史诗，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著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最深的同情，但这一切都源于对国家的热爱、对叛军的愤怒，所以当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便一改忧愁，“漫卷诗书喜欲狂”，纵情地讴歌了国家和人民的胜利。现实主义的作家如此，田园派诗人也不例外。陶渊明厌恶官场、向往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更是视苛政如虎，写出旷世之作《桃花源记》，留下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千古名句。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本身就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并非热衷政治者才有思想，思想任何时候都在于心系人民、人格独立、敢于担当！而一些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出现的打着“为中心服务”旗号一涌而上、一哄而散的写诗现象，甚至诗作的排序也按作者的职位而定，足见其思想贫乏到庸俗化的程度。此弊不除，长此以往，诗词还有出路吗？

    诗是情感凝成的。热爱出诗人、愤怒出诗人，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从“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到“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诗人或壮怀激烈、或深沉细腻，情感的冲击波直达胸臆。诗的震撼力无疑来自诗人的付出力。试想，如果没有对事业的强烈追求，没有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没有对美好事物的真切感悟，无论无何也写不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诗句。一个诗人如果孤僻、冷漠，心若槁木，无动于衷，对人和事物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想象力，得了感情“贫乏症”，是不可能写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的。一个有情感、有责任的作家会视作品如子，那份喜爱、珍惜之情真的是难以言表、难以割舍。不像我们有些作者，也许一天可以写几首诗，而昨天写的今天可能已忘得一干二净。一件连作者自己转瞬即忘的作品，又如何能打动读者、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呢？

    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丰富的思想、丰沛的感情、丰满的形象，要靠一个个字、词、句表达出来，离开最终的词汇，便是无米之炊。大家写格律诗，便应该懂格律、守格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格律无错便是好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首诗从构思到完成，有一个过程，而语言的表达则是立分高下的尘埃落定。词汇的积累与储备是个“基本功”，不下大功夫是难以奏效的。譬如打仗，没有各色武器装备齐全的弹药库，是不可能持续战斗的。创作也一样，人们常常会遇到无词可选的窘况，不是词不达意，就是平仄不符，到时竟会使意境大打折扣。我们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需要不断地撷取生动鲜活和色彩鲜明的词句，既可信手拈来，也可随意挑拣，绝不要或“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或只会板着面孔吓人，把时髦的政治大语搬来造势；或生造除了自己谁也看不懂的词句，等等，如此“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小“瘪三”，可以休矣。

（载《中国楹联报》2023.2.3第四期）